這裡是喬屯，一個迷失的喬家屯（下）
四
來到喬家屯村後的石橋，看見六通石碑安然無恙的睡在橋面上，還是欣慰許多。儘管碑文已經模糊，但至少沒被損壞，這已經是不幸中之萬幸了。我們在石橋旁端詳了許久，感覺哭笑不得，好端端的石碑被當成了石料，這或許不是喬家屯的專利，文革時期所建的碑橋比比皆是，這就不足為怪了。看著這座被風雨侵蝕的石橋，感慨萬千，如果當年不是修橋所需，這些石碑說不定當作他用，沒準就被大卸八塊而面目全非了。
張廣成書記告訴我們，這裡過去一直是沒有橋的，據老人們口口相傳說，喬家的祖林位於河東，不知是哪一代，喬家人為了方便族人祭祖，申報朝廷欲建一座石橋，工程獲批了，款項也如期下撥。後來喬家因征地問題延誤了工期，觸犯了朝綱，一家人受到株連走向衰敗的。
當年的齊村大沙河，河床寬闊，水流湍急，想必，修橋是一項在當時看來十分龐大的工程，喬家經過勘察，確定了大橋位置，可問題就出在大橋的選址上，所選的橋址恰恰對著董家的祖墳，當時董家可謂鐘鳴鼎食之家，因佔地問題，喬董兩家鬧了矛盾。祖墳歷來被中國人看得不可侵犯，董家誓死捍衛祖墳的決心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兩家因此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大橋沒能如期建成，喬家因拖延工期被朝廷治罪，導致全族逃命他鄉。
喬家離開村子的時間已無法考證，應該肯定的是，喬家在村裡住了很多年。張廣成書記說，喬家祖墳規模挺大的，在解放初期還能看見幾十座墳頭，可以斷定，喬家在此至少居住了一二百年。
所有的迷惑，我們寄希望於石碑的碑文上。慶幸的是，三聖堂的六通石碑都在橋面上，其中三通碑的字面朝上，碑文已被碾壓得斑駁不清，尤其是車轍處已完全沒有了字跡。再看另外三通字面朝下的碑文，除了橋墩掩蓋的部分，謝天謝地，碑文尚可辨認。
六通碑中有一通無法辨認其年代，其餘五通分別是萬曆四十七年孟春，乾隆七年，嘉慶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年十二月，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
清朝的五通碑均是重修三聖堂碑記，其中嘉慶二十五年的碑記說：
於是踵舊文而歷敘之接舊文所載創修口口間者孫士良也繼修於康熙年間者魯守信也。
從此碑文知道，三聖堂的創修者叫孫士良，年代已無法辨認。重修於康熙年間，維修者叫魯守信。
萬曆碑為觀音碑記，其首句為：
嶧北三十里夾谷山之陽喬家屯觀音祠口宮設屠香火之祀萬曆乙未口口口口始於村南口口創建觀音大士祠
讀完萬曆碑，我似乎更加疑惑了，怎麼突然冒出來一個觀音祠呢？這些天在與村民的交流中，從來沒提到觀音祠呀！喬家屯果然是一本讀不懂的書。凝思半天，有了一個設想：除非一種可能，三聖堂的前身是觀音祠。
作者在記錄碑文
五
自從春天首次造訪喬家屯，半年多的時間，我查閱了許多史料，均沒有查到有關三聖堂的記載。萬曆碑提到的觀音祠，恰恰在《嶧縣誌·建置志》中有明確記載：
其在縣北者有龍興寺，坐荊山前，滄浪水繞左右流……又興福寺（金明昌三年建久廢）又觀音寺（明弘治年建），俱距城三十里。
此觀音寺（萬曆碑文稱觀音祠），與萬曆碑所指（嶧北三十里夾谷山之陽喬家屯觀音祠）的位置同為一處，況且萬曆碑文寫得清清楚楚，即「嶧北三十里夾谷山之陽喬家屯觀音祠」，有力的證明了觀音祠即後來的三聖堂，這與我們的推斷不謀而合。
根據明朝時期建村的習慣，一般情況，建村與修祠堂寺廟是同步進行的，目的是得到神靈的護佑。那麼就可以斷定，喬家屯建村與觀音寺修建的時間是同期的，即弘治年間（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距今悠悠五百餘載了。
王功彬在記錄碑文
明洪武元年，天下已定，一方面百廢待興，需要休養生息；另一方面，龐大的軍隊給養給朝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朱元璋實施了屯田制，把軍隊基層分為衛、所兩級，駐紮在要害之地，士兵分為屯田與守城兩部分，屯田者專事耕墾，守城者專事防務。明初，幾乎無軍不屯，緩解了軍隊供給不足的狀況。至弘治時期，孝宗皇帝勵精圖治，繼續實行屯田制，使經濟發展，社會安定，這個時期被史學家成為「弘治中興」。喬家屯就是在這個時候，由專事防務變為專事耕墾的，那位喬姓軍官奉命屯田，喬家屯從此進入了建村的歷史。以屯字命名的村子，大多是屯田制的產物，比如棗莊其他以屯字命名的地方，田屯、馬蘭屯、王屯、上屯、八里屯等，都是在屯田制度下應運而生的。
這時候，喬家人的身影越來越近，那位喬將軍的面龐也越來越清晰，因此我與喬將軍有了久久對視的機會。他是一位錚錚鐵骨的漢子，有著與生俱來的軍人氣概，他的眼神里，依然充滿了剛毅和果敢，倔強與執著。只是，我與喬將軍遙不可及的對視中，他一言未發，始終保持著孤高與沉默，亦或有一絲的憂傷和憤懣。他似乎有滿腹的怨言，有許多許多的話想要傾訴。可是，他最終還是眼含淚水，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曾像押寶一樣把命運押給了喬家屯，他太熱愛這個地方了，因此他在這裡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我知道，為什麼他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他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接下來的疑問是，觀音寺是何年改成三聖堂的？
喬家屯村北的石橋為四孔橋，在（從東至西）第三個橋孔的北面，我們找到了一通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的石碑，碑文明確記載，三聖堂創建於明天啟年間（公元1621年至公元1627年），這無疑又是一個重大發現。這樣我們可以將嘉慶二十五年碑的殘缺部分予以填補，即：「於是踵舊文而歷敘之接舊文所載創修天啟間者孫士良也繼修於康熙年間者魯守信也。」
以此推斷，將喬家屯觀音寺改為三聖堂的時間，是明朝天啟年間（公元1621年至公元1627年之間）。
六
當我們一行帶著喬家屯的謎底返城的時候，我始終無法輕鬆。已是黃昏時候，夕陽餘暉灑在我們疲憊的身影上，頓覺一種無名的失落和消沉。喬家屯自弘治年以來五百年的歷史太過於模糊，我們僅僅在殘碑斷字中，推斷出它大概的輪廓。五百年的盛衰興廢，經歷了太多的風霜雪雨，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喬家屯的滄海一粟。五百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喬家屯所經歷的許多艱辛與苦難，悲歡和淚水，在歷史煙雲中都化為了塵埃。
是的，喬家屯還有許多未解之謎。比如，傳說中的「點將台」、「北大營」、「五百統領」，這些地名、軍銜意味著喬家屯曾烽煙四起，發生過慘烈的戰爭。在北大營附近，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墓群，從墳頭的排列看，有千人之眾，而且井然有序。我們不解的是，這等慘烈的戰爭和士兵墓群，史料中為何沒有記載呢？
在喬家屯採訪過程中，感受到了文化傳承的重要性。知史以明鑒，查古而知今，尤其孫晉波和張廣成這兩位喬屯人對家鄉的關愛，體現出留住鄉愁的擔當和文化傳承的責任。叫人欣慰的是，喬家屯在新一輪的鄉村規劃中，計劃拆除那座石橋，將記錄喬家屯歷史的六塊珍貴的石碑搶救出來，還原一個真實的有文化內涵的喬家屯。
清理覆蓋在橋面石碑上的泥土
我再一次想到了喬姓人，其實，喬家的悲劇故事，是中國歷史興衰的一個縮影。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應該知道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樣，我們每一個人才能深深的紮根於民族的根系中，而不至於形單影隻，萍蹤浪跡。
喬家人的去向成為最後的疑問，不過，村裡的老人們一致的說法是，他們去了安徽的某個地方。無論他們去了哪裡，只要還記的喬家屯是他們的家，山東棗莊是他們的故鄉，這就夠了。不敢奢望，某一天，一群喬姓人捧著喬氏族譜來到喬家屯，追本溯源，認祖歸宗，這便是喬家屯最大的圓滿。
還好，我在喬家屯尚存的石碑中，從缺語少句的碑文裡面，查到了一個姓喬人的名字，萬曆碑文的末處赫然寫著「木匠喬緒」的字樣。這至少說，在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喬家屯還居住著喬姓人，而且有一個木匠叫喬緒。喬緒，你是我們在喬家屯的探訪中見到的唯一一個喬姓人的名字。
我還特別記住了萬曆碑中的另外幾個人的名字，其中有：文林郎知嶧縣事薊州李致和，庠增生孫紹芳撰文，廩生孫錦題額，邑庠增生張魁書丹，會首孫士元，是他們的善舉，才使我們有了認識喬家屯的途徑。
令人欣喜的是，乾隆二十六年版的《嶧縣誌·職官志》中，文林郎知嶧縣事薊州李致和的名字赫然在列：
李致和，北直薊州舉人。萬曆四十七年任。才善史事。以忤上官去，而非其罪，輿論惜之。
倪景泉先生編著的《薊州先賢錄》，亦有李致和的資料：
李致和，明代人。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舉人。授嶧縣知縣。後因得罪當權者離職歸家。
寫到這裡，我似乎釋然了。在喬家屯的石橋下，我們淌著冰冷的河水，用放大鏡搜索出的李致和，在多處的文獻史料中均有記載。這位薊州人，萬曆二十二年中舉，萬曆四十七年任嶧縣知縣，赴任當年便來到喬家屯，勒石為銘，祈福蒼生，這是李知縣在嶧縣履職期間有據可查的一次施政活動，為棗莊留下了一筆燦爛的文化財富。「才善史事。以忤上官去，而非其罪，輿論惜之。」從《嶧縣誌》短短的記載中，我們認識了一位有才華善史事的知縣，而且是一位剛正不阿受百姓愛戴的謙謙君子。
我們會記住李致和的名字，是這位李知縣在歷史長空中撕開了一條縫隙，通過這條縫隙，把歷史的光點聚焦在一通石碑上，然後，我們順著光點看到了那個塵封已久的喬家屯。
2018年元月8日
孫晉波喬屯油菜花攝影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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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無言 微游棗莊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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