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碩儒——沈曾植，歷經半個多世紀，終獲學術界響應和接受
沈曾植，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巽齋，別號乙盫，晚號寐叟。
1850年，生於北京。1873年，鄉試中第二十二名。
1880年，殿試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識康有為、朱一新等學者。
1889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
1901年，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
1917年，溥儀復辟，授學部尚書。
1922年，逝於上海。
王國維稱讚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顧炎武，是「學術所寄」、「邦家之光」；日本近代漢學開創者內藤湖南稱他為「通達中國所有學問的有見識的偉大人物」；俄國哲學家卡伊薩林稱他是「中國文化之典型」、「中國之完人」；清文人金蓉鏡稱其草書「三百年來第一人」；沙孟海贊其書法「游龍舞鳳，奇趣橫生」……
他就是沈曾植，集詩人、學者、官僚等種種複雜角色於一體。
歷經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沈曾植所追求的夢想早已煙消雲散，難覓痕迹；但他畢生力行的儒家風範仍在影響著後來者，尤其是他晚年倡導的振興亞洲儒學的口號，在經過半個多世紀之後，終於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響應並為世人所接受。
「三百年來第一人」
金蓉鏡稱他的書法為「三百年來第一人」，有人也許會因其是沈氏弟子而心有不服，而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他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認為他已經把「書學的奧秘豁然貫通」。
在書法評論家眼中，書學家的字求法，畫家的字求趣，學者的字得書卷味，碑學書家有金石氣，帖學書家有滋潤豐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獨擅其美。
沈曾植早年的作品受包世臣的影響，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喜歡張裕釗的書法。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
他書風的轉變，與當時的大環境密不可分。嘉慶、道光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出現「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風氣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他將金文、小篆、隸、章草、魏碑、楷書的筆意筆魂，相對自然地化入行草。採取蕭笛一體的方式去結字造型，橫吹為主，直吹為輔，波詭雲譎，筆尖筆腹，偶現飛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讚美「潤含春雨，乾裂秋風」。
沈曾植獨特的書風，來自於包世臣所述方法，轉指正鋒是其特點和關鍵。轉指一法，曾遭不少非議。有人覺得不停地轉動毛筆，把筆毛絞成繩子一樣，如何作書？沈曾植的轉指法，弟子王蘧常曾在《憶沈寐叟師》一文中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和說明。那是在運筆過程中筆鋒行將失去中正時所用的糾偏還正之法，並且是在運行過程中不停頓的情況下且運且轉，不是為轉而轉。捻指轉鋒，為的還是求得中鋒。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沈曾植的書法以古為變，以古為新，新意十足。放眼歷史，米芾、趙孟頫是以古為新的成功實踐者。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有敢於勇猛精進的心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卧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如其分。
清末「四公子」之一吳保初的墓誌，章士釗原想請康有為書寫，一貫自視甚高的康有為婉拒說：「寐叟健在，某豈敢為？」最後是康有為撰文，沈曾植書志，傳為佳話。
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嚮往魏晉沖夷淡泊的境界，畢生均未實現過。他投入書法的時間畢竟有些晚，更何況身處書道衰落的時代。但他依然影響了一大批20世紀前中期的書家，如于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風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他用實踐昭告著南帖北碑其實諸水同源，終歸於大海。
「道情拯溺平生意」
他的一生經歷了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張勳復辟、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見證了晚清時期所有凄涼與蕭殺。在思想史上，他居於「保守」，不過他並不是不諳世事。
戊戌變法失敗後，有人對新政的後果憂心忡忡，而熟讀律法的沈曾植在1901年寫給張之洞的信中提的四條建議中仍有「奉行新政」；新思想與舊思想在當時爭論激烈，他在1906年訪日時，對伊藤博文的憲法理論表示理解，並稱讚這是「冶新舊思想於一爐」。因此說他是一個抱殘守缺的人似乎並不恰當，他在《海日樓詩集》中自喻：「道情拯溺平生意，豈問迂儒抱一經。」
在沈曾植的為官之路上，有幾件事是值得一書的：1895年，與康有為、陳熾、王鵬運、袁世凱、徐世昌、楊銳及其弟沈曾桐等在北京開強學會，開風氣之先；1900年，因義和團起義鬧事，沈曾植與劉坤一、盛宣懷、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密商保護長江之計；1901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監督，興辦教育，被奉為上海交大第五任校長；1906年，東渡日本考察學務及文物制度，接觸了許多新思想；1907年，在安徽設存古學堂，借鑒外國大學高等教育制度，實行「有研究而無課本，有指授而無講解」的教學方法。與楊仁山創佛學研究會，與歐陽漸創設支那內學院。
沈曾植還有個「李白草詔嚇蠻」的故事。在他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俄羅斯使臣喀西尼將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志》里所載的《唐闕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受里登羅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送到總理衙門，這有些故意考校中國人學問的意思。沈曾植看後，寫了三篇精彩的考證性跋語，使俄國人大為佩服。
沈曾植與康有為交往密切，曾為其發動公車上書出謀劃策，但在行動、性格上兩人又頗多不合。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較務實，又兼有儒家學者的風範，主張循序漸進，反對狂飆式的社會變革。他曾勸翁同龢開學堂講新學，主張開設銀行，開礦挖煤，派遣留學生，辦造槍炮廠等等，均是贊成新政。
事實上，在晚清接二連三的政治活動中，他喊不了多大的聲響。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留給沈曾植的空間也已經很狹窄了。
及至1917年，沈曾植參與張勳復辟事敗，終日隱居於上海威海衛路二百十一號寓所「隱谷」， 以吟詠書畫、校藏圖書消遣度日。
王蘧常在《沈寐叟年譜》中稱其晚年：「日惟萬卷埋身，不逾戶閾，及聞國事，又未嘗不廢書嘆息，欹覷不能自己。」凄涼、無奈的晚景躍然紙上。
「世間原未有斯人」
1912年，俄國哲學家卡伊薩林經辜鴻銘介紹來見蟄居海日樓中讀書的沈曾植，大為感嘆，寫下一篇《中國大儒沈子培》，稱他是「中國文化之典型」、「中國之完人」。之後，除了王國維來請教音韻、伯希和來討論契丹、蒙古、畏兀兒文和摩尼、婆羅門教源流，除了王國維、陳寅恪等有限幾人時不時提起他外，他的經世之才、滿腹經綸，卻因一肚皮的不合時宜，被學術史漸漸遺忘，這遺忘，或許是無意，或許是有意。
1918年，沈曾植寫給自己的《自壽詩》中有這樣一句：「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沒想到一語成讖，如今世人對這位「一代大儒」大多知之不多。
沈曾植祖籍嘉興，世代為官，出生於北京。祖父沈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是曾國藩的老師。可惜沈曾植八歲時，父親逝世，家道衰落。沈曾植兄弟四人從小只有跟隨母親誦讀唐詩，或在父親生前好友家中跟讀學習。最困難時，家中只有一件長衫，誰有事外出就由誰穿。
他23歲那一年，才在成都與父親一位生前好友的女兒李逸靜結為夫妻。這對患難夫妻舉案齊眉，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的風雨。不過這對伉儷夫妻終身沒有生育，按照家族傳統，四弟曾越的一個兒子沈慈護過繼給沈曾植，並為他生下了兩個孫子、一個孫女。
在隱居上海期間，每年清明節，沈曾植都會來到嘉興姚家埭的老宅，並前往王店祖墳祭祖。
越到晚景，沈曾植心境越是明白，心情逐漸從激憤轉為悲涼，從悲涼轉為曠達，他在佛教思想中已經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心理方式，「世界是空還是色，先生非有且非無」。1921年，生活已經無以為繼的他，開始賣字為生，這一時間，也是他書法的高產期。
不過沈曾植的書法高峰並沒有持續多久。1922年，73歲的老人病情開始反覆。當年六月十一，是他與夫人結婚5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按照老家風俗，兩人重偕花燭。此後沈曾植又開始生病，並且「每日至戌、亥、子時，神情特定」，每到晚間，反而清醒起來，作為一個老人，似乎有些反常。醫生說他，「心血太少，腦血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經之用太強」。而他自己也明白大限將至，在五年前寫給康有為的一首詩後寫下了一段跋語：「余病益甚，歲不吾與矣。」
十月初二這天，他起得很早，向人說起昨夜「夢境極佳」，並寫下了兩副對聯。甲聯寫在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乙聯書於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綉斷肋薪紕。」
幾小時後，一代碩儒帶著所有的讚揚與非議與世長辭。
雖然沈曾植生前曾在學術界博得了盛名，可後來隨著他眾多手稿的散失，和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記得起他的人並不多。只是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提到他時會流露出對長輩的尊崇，內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國人提起他來會表現出對中國學術的一份敬意。最終，是一個俄國人卡伊薩林、一個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個中國人王蘧常給他寫了介紹、傳記和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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