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郭沫若故居前走過

去恭王府的路上，沒想到會途經郭沫若故居。面對故居富麗堂皇的門廳，竟沒有一絲走進去的念頭，稍作停留，便匆匆而過。

上世紀四十年代，郭沫若被共產黨人樹立為魯迅先生之後的又一面革命的文化旗幟。就郭沫若當時的表現和作用來說，是當之無愧的，正如周恩來所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就是帶著大家一起前進的嚮導。」１９４４年春，郭沫若完成著名的史論《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共產黨人在勝利來臨時，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毛澤東非常重視《甲申三百年祭》，不僅向全黨印發了這篇文章，還寫信給郭沫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共產黨領袖的肯定，無疑讓郭沫若從一個遊走在政治與文化之間的激進文人，自然而迅速地完成了向一個具有特殊身份的政治文人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要職；同時，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政界，可謂位高權重；在文化界，更是實至名歸。然而，這面革命的文化旗幟，卻在文化大革命中黯然失色。

１９６６年４月，郭沫若發表了自己的檢討書：「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文革，是一個顛倒是非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塊試金石，能在這一時期保持本色、敢于堅持正義、堅守真理的人，才是真正大寫的人。可惜，這樣的人不多。文革中，郭沫若緊跟「革命」潮流，甚至不惜以否認自己、推翻自己的作品來迎合「革命」的種種表現，固然令人大跌眼鏡，但平心而論，郭沫若至少比那位有著「文藝沙皇」稱謂的周揚強，畢竟他沒有去整別人。都說文人要有氣節，其實文人也是人，氣節並不一定是文人的必備品質，否則中國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走狗文人」、「漢奸文人」。

文革中，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崇拜和歌頌，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其言行今人汗顏。不過，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崇拜，並非始於文革，也並非虛情假意的政治投機。毛澤東作為共產黨人的領袖，完全是以其個人魅力征服那些崇拜者的，即使有缺點和錯誤，依舊不會改變崇拜者的熱愛與擁戴。郭沫若便是眾多崇拜者中的一名。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崇拜，始於重慶國共談判時期。據郭沫若夫人於立群回憶，郭沫若每次見到毛澤東，其心情除了激動還是激動，他不僅特別用心聆聽毛澤東的每一句話，甚至留意毛澤東的每一個動作。一次，當他發現毛澤東用的還是一隻舊懷錶時，馬上摘下自己的手錶送給了毛澤東。或許正是源於這種崇拜之情，使他在今後的人生中，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化等等方面，即使違心地否定自己、否定真理，也都不會去懷疑毛澤東的對與錯，更不用說反對。

儘管郭沫若在文革中緊跟「革命」潮流，真心或違心地否認自己來迎合「革命」的要求，但以他的政治眼光去揣度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的思想，還是很幼稚和徒勞，因為他根本就搞不清這場「革命」的真正意義和目的。其實，不用說象郭沫若這樣的文化人，即便是毛澤東的生死戰友劉少奇等人也搞不清。所以，無論郭沫若如何迎合這場「革命」，都擺脫不了被「革命」無情戲耍的屈辱命運。文革不久，郭沫若的兩兒子便先後死於非命，本人若不是周恩來，甚至是毛澤東出面保護，也難逃造反派的毒手。

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２日，郭沫若走完他人生恩恩冤冤、是是非非的八十六個春秋，臨終遣言：將骨灰撒到大寨！我相信這不是做秀，應該是他最真實的心愿。文革前後，郭沫若都曾寫過讚頌大賽的詩篇。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７３歲高齡的郭沫若曾冒著嚴寒親臨大寨參觀。大寨人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偉大精神，以及不畏艱難險阻、勇於改造大自然的英勇氣概，深深感染並打動了他，這或許就是他日後要歸葬大寨的原因所在。

據說在郭沫若故居的客廳里，陳列了一些主人生前喜歡的石頭。郭沫若曾有詩自述：「我亦愛石人，愛石之性堅，縱使遭磨礱，以方寓於圓。」郭沫若愛石之性堅，其人卻未如石之堅，文革中的表現更為後人詬病，不免令人感喟。

走過郭沫若故居，步履沉重，緬想萬千。忍不住回眸，身後的故居莊重而寂然，門廳上的琉璃瓦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附：《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郭沫若

在一萬公尺的高空，

在圖—104的飛機之上，

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

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響曲的樂章，

象靜穆的叢山峻岭，

也象浩渺無際的重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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