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對山西文化的劫掠與破壞
昨天，山西人為山西人、為中國人，為人性拍攝的電影《大寒》登上全國院線。
劇中，也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當年日寇造孽的127位慰安婦中唯一健在的96歲的曹黑毛老人說，「娃子們，你們以後可得把咱家的門看好了，再不能讓人家說踢開就踢開，說進來就進來……」
《大寒》上映，我們特為編髮@張繼紅先生 一篇文章，再次提醒我們自己，如果「人家說踢開就踢開，說進來就進來」，除了擄我婦女，還會幹些什麼。
也用此文，向曾經苦難深重的我同胞，向為中華之崛起而做出、而做著不懈奮鬥的我同胞，默默致意！
1937年7月初，中國文化界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文化事件：
在五台山幽深的山坳里，林木叢生，古松穿雲，古建築學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驚奇地發現，唐代古建築大佛光寺的東大殿尚完好地保存在人間，這可是世界上最為古老的木結構建築啊！當時，梁、林一行真是驚喜莫名，恨不得即刻將此喜訊傳播天下，與國人共享。
梁思成先生的手繪圖
請記住這一天，1937年7月6日。
就在第二天，日寇悍然全面發動侵華戰爭。
遠在深山的梁、林諸人尚不知情，中華民族的劫難開始了!
日寇對中國的劫掠，以及造成的災難，是無法以一一盡數的。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略記日寇對山西文化的劫掠和破壞，望讀者銘記此恨！
日本人對山西文化的深厚博大早有了解，並且覬覦已久，亟圖謀劫掠之而後快。
早在抗戰前，日軍大特務土肥原等就以閻錫山的同學身份，在山西四處「考察」，除不可告人的軍事目的外，尚「關注」文化遺迹。
不難想像，當土肥原這樣野心勃勃的軍事家站在雁門關、平型關之巔時，對山西壯闊的山河、悠久的文化，體腔內難禁膨脹的侵略野心。
日軍侵華前，由「支那派遣軍」山岡師團組織學者編輯《山西大觀》，在1936年出版。其參謀長澤田茂在《序言》里赤裸裸說：
我們認為，這項建設（指所謂「新秩序建設」）必須以日滿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緊密合作為基礎。
為此，需要對東亞大陸做慎密的調查研究，這已是不言自明之理。
此書所參考者，計有志書 101部，年鑒等統計類書籍13部，史書31部，雜家著述20部、詞典10部，雜誌報刊14種，可知日軍對山西文化之了解勝於國人的了解，其處心積慮之軍事目的昭然若揭。
日寇在全面侵華前，已經對山西的文物作多方面劫掠。
現在存於日本乃至美國的太原天龍山石窟佛像，有許多是偷竊於戰前，但也有許多是劫於戰時。
據史料記載，日軍所到之處，多半有日本學者配合「考察」，意在劫掠山西的文物。
日本學者水野清一等更是將所謂的田野調查編著為《山西古迹志》，在1944年出版，其中記載了山西30餘縣的古迹文物。
據史記料載，又據日本學者長廣敏雄《雲岡日記》記載，日本學者在雲岡的考察：
「首先得到當地的日軍司令部取得支持」，並有日軍的「保護」。
於是，八年抗戰時期，雲岡的研究被日本學者壟斷，到1944年6月，由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大型畫冊《雲岡古佛群》，其中有調查員「煞費苦心」的實測圖，有「羽館君拍的照片」，還有拓片，可謂完備。
可見，所謂的壟斷，其實也是一種劫掠。
1942年，日軍獲悉趙城縣（今屬洪洞縣）廣勝寺飛虹塔內藏有金代佛經，乃密謀劫奪。
我八路軍太岳部隊偵得日軍意圖，動員軍民日夜轉移，將5000多部經藏於深山，日軍陰謀落空。
此經藏即當代視為國寶的《趙城經藏》。
不是所有的文獻都如《趙城經藏》幸運。
1937年，閻錫山作主任的山西文獻委員會，編纂成《山右叢書初編》。叢書出版後，尚未發行，即遭遇日軍進攻太原，被匆匆藏入南十方之寺廟。
日軍進駐，叢書大多失散。文獻委員會輾轉晉南，主持人馬駿被害，叢書的續編化為泡影。所以，留給後人的，只有「初編」。
據史料記載，日軍佔領太原前，正是省城文化最為發達之時。
1937年7月到11月，日軍侵佔太原，太原的報刊幾乎全部停刊，幾家大的報紙如《晉陽日報》《山西日報》《太原日報》《太原晚報》創辦多年，尤其《晉陽日報》剛剛度過30周年慶典，由眾多名流題詞，正要大展宏圖，卻遭到永久停辦的厄運。
由於日軍的侵略，太原的眾多學校或被迫轉移，或永久停辦，莘莘學子流落四方，無家可歸。
從西歐歸國不久的閻宗臨在山西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此時被迫流落湖南、貴州乃至廣西；山西大學的圖書、文物被迫南遷，散落殆盡，部分留存於運城，成為今運城學院的藏書。
另外一部著名的志書——光緒版《山西通志》，其珍貴的木板在南遷後不再完整，今存者不及四分之三。
山西是地上文物大省。
抗戰前，梁思成、林徽因等營造學社成員在山西廣泛考察，為山西地上文物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打開道路，並確立山西古代文物的獨特地位。
日軍入侵，或火燒、或拆毀、或炮轟、或盜竊，無數山西地上文物被毀。
平遙古城內的集福寺，規模不亞於清虛觀。日軍佔領後，陸續拆取木料，消失於無形。
介休綿山的人文景觀，在日軍掃蕩時幾乎盡數被毀。計有大雄寶殿、千佛殿、子孫殿、介雲祠、老君堂、伽藍殿、客堂、齋堂、神堂，大火綿延一月，寺廟內巨大的銅鐘被一起熔化。
原平城東天涯山下，有著名的石鼓寺，其中有大量歷代碑刻，日軍劫取之，用以建築炮樓。
1944年，日軍為建工事，將忻州逯家莊的大樹悉數砍伐，尚嫌不足，竟將兩座戲台全部拆掉運走。
1938年，日軍駐紮太谷「三多堂」，從12月起，以三輛汽車裝運鉅賈曹家的寶藏，連載約兩個月。
據曹家老人回憶，其中寶物，有周代英雄壺、漢璽盤、三代鼎、沾金鑽石花、天然翠玉對牛、九江瓷對象、萬壽瓶、古越王劍、乾隆把玩過的九個如意，以及明代「四王」、唐寅、沈周、陳老蓮等大畫家的字畫，其中唐寅的《羅漢圖》、黃慎的《蘇武牧羊圖》尤其寶貴。至於被運走的各色傢具不計其數。
我們今天在「三多堂」所見的寶物，只是曹家寶物之九牛一毛，絕大部分的寶物，都被劫掠到東洋諸島上去了。
現在，當我們在晉商大院旅遊時，看到的大多是空蕩蕩的大院，各式傢具多半是臨時收購或現配的。豈不知，明清以來富可敵國的晉商，大部分遭受日軍的劫掠，因而一蹶不振。
祁縣渠家的地窖里，埋藏大量白銀，日軍一次即從中運走60萬兩。此類例證僅為略舉，在日軍所過之處，幾乎無處不有，實為罄南山之竹，難書其罪惡。
日軍對山西文化的破壞，其最大者，或許是對文化人的殺戮、威脅。
忻州人陳敬棠，為避免日軍之辱，毅然率全家自殺。
號稱山西第一才子的郭象升，則在敵偽的威脅下，出任偽職。抗戰勝利前，郭憂懼悔愧而死，有人送輓聯挖苦此人曰：
「先生三晉真名士，早死一年為完人。」
太谷名士、大書法家趙鐵山為躲避日軍威逼，不惜更名改姓，幽居僻鄉。客居西安的山西軍政文化界以為其已死，遂召開追悼大會，紀念山西殉難三英烈——
執法總監、原平張培梅，省政府原村政處處長、忻州陳敬棠，還有就是太谷鄉賢趙鐵山。
被日軍毒害致死的則有晉城馬駿。
此君是山西省政府要員，於緝毒和文化教育事業方面不遺餘力，貢獻巨大，廣受尊重。
抗戰伊始，他率山西省文獻委員會成員及資料轉移回晉城。1942年，第二戰區任命他為上將顧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他為中將參議。
這樣顯赫的人物，自然被日軍所注視，欲加利用。1942年，為捕獲馬駿，日軍先後將馬的老母和妻子抓獲，企圖逼馬就範。馬母不屈，婆媳先後身亡。
1943年，馬駿被漢奸出賣被捕，始終不降。1945年6月，馬駿被日軍注射毒劑，在7月2日身亡。
臨死前，這位民族英雄還喃喃自語：「我們要誓死不做亡國奴。」
有關抗戰時期日寇對山西文化的劫掠與破壞，是整個中華民族在二戰時期文化損失的組成部分。如此小文所舉之例證，不及億萬之一。
日軍所為，其目的是要在根本上摧毀中華文化的根脈。這一判斷，僅僅從其侵華之初惡毒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藏書庫，即可昭見於世界。
現在，山西的許多文化遺迹，尚留存了日寇破壞之印記，但是，大多數印記卻在後來的和平建設中被一一撫平了。
所以，我們理應將現存的遺迹原封不動地保留起來，使後人永遠記得日本軍國主義對中華文化造成的空前劫難。
此文行將結束，忽然又想到發現佛光寺東大殿的梁思成先生。
據云，抗戰末期，美軍轟炸日本，梁思成先生以寬闊的胸懷建議，應該避開轟炸京都，那裡有大量珍貴的古代建築。
因為梁先生的建議，京都的古代文物得以完好保存至今。念及此舉，使人感慨者久之。
關於作者張繼紅先生
張繼紅，山西省原平市人。研究生學歷。
大學畢業後從軍，後從事圖書編輯工作，現任三晉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主持出版了《民國筆記小說大觀》《中國家庭基本藏書》《三晉石刻大全》《侯馬盟書》等重要圖書，現主要承擔山西省政府大型出版工程《山西文華》。
本文編輯：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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