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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業化要靠基督教、新教促進嗎?

原標題:國家工業化要靠基督教、新教促進嗎?


作者:曙光乍現


第一批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大都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國家,於是西方國家把這一點當做他們工業化的條件之一,向其他國家推廣,並且傲慢的對待其他文明和宗教,甚至對異教進行圍剿。

馬克斯·韋伯(一個在西方與馬克思同時代並齊名的社會學家)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出:「新教徒的生活倫理思想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般宗教的傳統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務,尤其是經濟成就上的追求,但為什麼這種觀念沒有在新教里發生呢?」



新教不承認教會內的階層,人們自己可以直接和上帝溝通,不通過牧師。「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的覺醒中往往被歸功於新教」。當然,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終為功利主義的世俗精神所取代」。成熟的資本主義精神已不再需要宗教的支持了。


由於韋伯這個觀點,因此他認為幾乎所有與理性資本主義有關的種種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上自古希臘時代延續至今的民主代議制度,下至體現理性化靈魂的股票、支票、債券等商業化手段,無不反映了理性主義的特點。西方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徵,就是理性主義。

那麼其他文明能夠產生資本主義或者工業化嗎?韋伯不看好。



依據韋伯的說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兩種廣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儒教的目標是取得並保存自己的「文化的地位」,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以及家庭倫理。相反的新教則創造一個「上帝的工具」,鼓勵創造、勞動、進取。這樣強烈的信仰和熱情的行動則被儒教價值觀念所排斥。因此,韋伯主張這種在精神上的差異便是導致資本主義在西方文明發展繁榮、卻遲遲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



儒教不行,當然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更不行,這一點與中國人太遠,就不引用分析了。

理性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都只出現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韋伯看來,不同的文明形式產生各自獨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的現世禁慾精神,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倫理精神對於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西方大力鼓吹韋伯的理論,當然一方面是他們的優越感和傲慢,也反映了他們的無知,妄圖靠這套理論嘲弄發展中國家。


不過這種說法本來就未必站得住腳,比方法國、奧地利等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就不是新教引導的,他們的國教是天主教,更不提天主教教皇所在地義大利的工業化了。


俄羅斯的工業化也有點不同,當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的工業化時,俄羅斯的國教是東正教,當然,這仍然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上述三部分基本還在同一大宗教範圍內。但是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快速工業化,其指導思想已經是「馬教」了。


那麼日本呢?日本信奉現世神教——神道教,並且整個工業化階段就是神道教成為國教的過程。


現在人們看的更清楚,歐洲的工業化,與新教並無必然的聯繫,雖然首批工業化國家中大多信奉新教,但是其他的文明,其中包含的要義也是與工業化的因子並行不悖的。


韋伯其實不了解中華文明。就說艱苦的努力是工業化的要素吧,中國的易經里已經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至於什麼支票、債券等金融手段,只是市場經濟中必然發展的東西。第一種紙幣是發源於中國宋朝的交子,而銀票在中國的明清兩朝也大行其道。中華文明中儒教雖然是主流,但是中華文明可不是儒教能代表的。


中國人的科學創造能力也不容置疑。即便把四大發明放在一邊,對工業化最重要的冶鐵冶銅,歷史上中國並不落後;春秋戰國時的公輸般,對工具的發明也很有貢獻;李冰的都江堰構思;劉徽和祖沖之在數學上的貢獻現代數學界也是承認的;漢代張衡的地動儀,本世紀才被現代人破解原理……



工業化需要的法治精神,只需要指出中國戰國時期就有法家這一流派鼓吹依法治國就夠了。中國的政治大多數時候實際上也是「儒表法里」的。


由於中國的崛起,人們已經可以在更大的視野下看待工業化成功的因素了。尼爾·弗格森在他的《文明》一書中,就把歐洲的工業化作了新的歸因。



弗格森指出:與中國不同,歐洲分成許多小國家,為了擴張自己的實力,國王們需要錢,就不得不在稅收上對新興的工商階級做出諸多讓步,甚至同意工商業城市的某些自治權,以利取得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支持。能夠強力獲得這些嗎?不行。資本者是逐利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法國不留就到德國!這有點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正是這種國力競爭和相關科學的發展,使得各國的統治者不得不向工商業者做出越來越大的讓步。這些讓步措施促進了歐洲工商業的發展,使得歐洲率先走向工業化。



而中國早在2000多年前就建成了大一統的帝國,這種大一統的結構使中國統治者有強大的組織能力、調度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因此中國的國力與科技在明朝中期以前一直領先於世界。但是這種政治結構為求穩定,確實不認可奇技異巧。而中國雖然有不少科學探索者,但是在不能獲得朝廷支持時,只能是「此處不留爺,就把爺難住」。大一統帶來了巨大的好處,同時也產生巨大的阻礙,使得中國沒能率先實現工業化。



那麼這種大一統的結構的優點,在於執行力強,一旦上層認識到工業化的威力,並開始全力推行時,則工業化的速度和規模就不是小國能夠比肩的了。今天,工業化帶來的巨大系統集成要求,使得小國一個個跟不上新的工業化進程,落後了。而中國,以其巨大的工業化規模,完善的、全面的工業化產業鏈,開始逐漸領跑新的工業化進程。



所以,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毫無宗教背景,卻創造了工業化的奇蹟。而中國經驗使得各種文明的國家對自己的文明更有信心。工業化的種子並不需要什麼新教的土壤,更大範圍看,也不需要基督教的背景,它只是需要引入市場化的因素,促進競爭發展,完善法制要素,所有的文明都可以在保護自己文明的基礎上推動國家的工業化,促進國家的發展。



這就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經驗,這就是中國為世界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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