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 全日本聲音最小的導演
微不足道的細節，才是電影大事
採訪︱李斐然 郭小軒
編輯｜張薇
插畫｜晁春彬
《人物》：許多創作者會有自己特別的工作習慣，比如海明威喜歡站著寫作，村上春樹工作的時候會把自己鎖在辦公室里，有的作家喜歡在浴缸寫作，還有的編劇必須在絕對安靜的狀態下寫劇本。你有什麼特別的工作習慣嗎？
是枝裕和：我有個習慣，在上一個項目剛結束、下一個劇本還沒開始的這段時間，我幾乎每次都要去一趟茅崎館（編者註：位於日本神奈川縣）。在那裡，小津安二郎過去寫劇本的旅館現在還留著，我喜歡去那裡調整狀態，換換心情。最初都是我一個人去，這可能算得上一種儀式吧，我住在茅崎館的單人間，短的話三天，長的時候十幾天，每天寫寫劇本，去海邊走走，還會在白天泡個澡，大概就是做這些事情，在這裡跟東京、跟自己的家庭生活稍稍拉開一些距離。
不過最近我會帶團隊一起去，給每個人安排各自的房間，有點像集體旅行了，感覺跟過去一個人去不太一樣，現在更多是為了完成寫作。
《人物》：在中國，很多劇組會在開拍前拜神。你也信嗎？
是枝裕和：關於拜神，日本也會在拍攝前拜神，絕大多數導演都會這麼做吧，但我真的一點興趣也沒有。有段時間我沒拜，老說「太費事了」，工作人員就會一個個過來勸我，「萬一出事了，就是因為當時沒有拜。」還有人說，「其他人很介意這個，還是拜一下比較好。」介意的人好像真的會放在心上，所以，雖然我完全不信，但還是尊重他們，為了其他工作人員，會稍微拜一下。
我們負責發行的會長Yoda，是個特別在意風水的人。招聘員工的時候，他都要算一下他們名字的筆畫好不好，還經常在我耳邊小聲告訴我，今天南邊不好，你出門先上北邊，再下南方……拍攝今年的新片《第三度嫌疑人》的時候，有次拍攝需要上雪山，他算了一下，告訴我，「北海道方位不好，我給你請了護身符，你把它裝到行李箱里，帶上它去北海道吧！」可是我還是把符忘在東京了，結果到北海道第一天，我就摔了一大跤，把腳崴了，當時疼得我都覺得要斷了。
類似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不過就算這樣，我其實……還是不信的！只是去北海道忘帶護身符這件事，我可現在還沒法向Yoda坦白。
《人物》：拍完《第三度嫌疑人》之後，主演福山雅治在自己的節目里說，是枝導演有很獨特的工作方式，台詞寫不完就開始拍攝，突然改變行程表，經常讓自己去完成未知的挑戰，就像是「逼著自己完成工作」，是這樣的嗎？導演工作的時候是什麼樣的？
是枝裕和：我很喜歡工作，有很多不了解的事情，我都很想嘗試，所以會一直做下去。像是這部電影有點懸疑的主題，關於殺人、推理的內容，就是我想要試試，做起來之後還覺得挺有趣的。不過我最近也意識到，這對周圍的人來說比較辛苦，所以我也在注意，盡量不讓自己連累他們。
不過，我之前的確想過放棄，不想當導演了。大概一共有三次吧，25歲、27歲、28歲，三次都想辭職，厭煩人際關係呀，還被女朋友甩了。是啊，就是在27歲的時候，和交往了很長時間的女朋友分手。當時我天天悶頭工作，想做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滿腦子都是拍攝，不想為工作以外的事情分心，所以常常兩三個禮拜都不跟她聯繫，不給她打電話，也不接她打來的電話，後來自然就分手了。雖然是自己的錯，但分手後心裡卻很受傷，吃不下去東西，兩個月里瘦了10公斤。元旦回家的時候，媽媽看到我都哭了。當時就想，「不行啦，不想幹了，這一行干不下去了！」
結果最後讓我恢復元氣的，居然恰恰是工作。本來我還懷疑，就我這個狀態還能工作嗎？可是一到拍攝現場，工作起來，我反而能吃得下去東西了，然後就恢復元氣啦！後來我意識到，我大概是「不工作不行」的那種人。
現在我在工作的時候，不會因為工作壓力而焦慮，也沒把工作當作一個需要忍耐的事情。我應該是跟「堅忍」這個詞無緣吧，我很享受。
《人物》：工作的時候，遇到自己不喜歡的主題，你會怎麼做？
是枝裕和：做導演助理那些年，的確做過不開心的工作。那時候只是一個工作人員，常常不得不加入到不怎麼感興趣的節目里，心裡挺不是滋味的。後來我會非常明確地說出來，我不想做，當然因此也少了很多工作。不過自己做了導演以後，還沒有做過不喜歡的工作。我不會因為上面的命令硬著頭皮拍，也不會因為某些原因用自己不想用的演員，所以現在挺開心。
《人物》：創造一個電影角色最重要是什麼？
是枝裕和：前段時間，我跟法國女演員伊麗莎白·於佩爾（Isabelle Huppert）聊天。她告訴我，想要知道一個人的性格，只要看看這個人腳上穿的鞋子就行——有人光腳走路，有人穿運動鞋，還有的人愛穿高跟鞋，這些人的性格全然不同。所以決定了人物穿什麼鞋子，也就決定了這個人物。
我覺得這個觀點挺有道理的。表演可能就是這麼一回事吧！後來我經常和工作人員一起想，我們要塑造的這個角色，他穿什麼樣的衣服，喜歡吃什麼樣的東西，就是這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塑造了這個角色。把一個個細節填進這個人物身上，只要它們足夠豐富，就會帶來一個成功的角色。
如果寫劇本的時候，給角色的設定僅僅寫著「一個粗心的人」，那麼他就會變得很粗糙，面目不清晰，容易失敗。但如果這個人物設定擁有很多細節，他吃什麼，穿什麼，刷不刷牙，刷牙的時候是用牙刷還是電動牙刷，用不用牙線，就很有用。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就是創造人物角色時候最關鍵的大事。
《人物》：你導演的作品中有很多關於家庭的描寫，特別是對父親角色的刻畫，給很多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你的新片《第三度嫌疑人》里也出現了一些父親的角色。那麼對你來說，你喜歡的父親形象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父親是你覺得不行的？
是枝裕和：這個問題好難回答啊。比如說，父親跟女兒一起吃著快餐，突然電話響了，這種場景挺常見的吧？這種時候父親對著電話猶豫，要接嗎，不要接嗎，結果女兒丟給他一句「你接唄」，他就真的接起來了，哎怎麼說呢，這種父親我覺得是不行的。雖然這種父親挺多的，我自己其實也是這種類型，但總覺得不行啊，心裡邊明明知道不太好，還是接了電話。
不過也有那種父親，那種執拗的老頭子，過去跟兒子關係一直不太好，平時也不怎麼來往，卻會突然跑去兒子家，在廚房自顧自地給他做義大利面吃。這樣的父親我倒是挺喜歡的。
《人物》：你有一個10歲的女兒，你們的關係好嗎？會吵架嗎？
是枝裕和：我們沒吵過架，完全沒有，我從來沒有對她發過火。哎，真是一個沒用的父親。
《人物》：我看你的電影，感覺一個父親好像不一定要做Superman，就算是Loser也可以，沒用的父親也可以接受，你對父親的理解真的是這樣嗎？
是枝裕和：是啊，我是這麼覺得的。我覺得不同類型的父親可以有不同的作用。如果是個沒用的父親，就給孩子當反面教材用，這不也挺好的嘛。過去日本有很多威嚴的傳統父親，家庭裡面等級分明，講究父權，在那個年代，這種父親的存在可能給家裡人帶來了某種安定感。不過在我的家庭里，我的祖父和父親都不是這樣的，他們都不是那種威嚴、講究父權的人，而且我也越發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那種傳統的嚴父會讓家裡其他人過得很壓抑吧？家裡的女性雖然得到了安定感，但我不覺得她們會真的感受到幸福。
《人物》：有沒有哪一天讓你覺得特別幸福，算是「人生巔峰」的一天？
是枝裕和：其實不是電影拿獎那一天呢，完全不是。呃……特別俗套可以嗎？俗到我都不好意思在這麼多人面前講出來呢，真的可以說嗎？是關於女兒的。當時她4歲，剛開始上幼兒園，每周都要學鋼琴。在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送她去上鋼琴課。我們倆手拉著手，在路口等紅綠燈，她突然抬頭看著我，非常認真地問，「我以後是不能嫁給爸爸的，對嗎？」我當時回答她，「不行啊，雖然很遺憾，但真的不行啊。」我一邊這麼說著，一邊真的差一點點就要哭出來了。當時我就跟自己說，我一定要一直記住這個瞬間。（笑）對不起啊，真的很俗套對吧。
《人物》：你知道自己在中國很受歡迎嗎？
是枝裕和：我知道大概就是這兩年的時間，我的書被翻譯成了中文，電影也有很多中國觀眾看到，我很開心。不過要說受歡迎的原因，說實話，我不知道呢。我聽了各種各樣來自中國的感想和反饋，我想，可能是因為家庭的故事，不論在哪兒，都有相似之處吧，特別是發生在家裡的事情，越小的細節越有普遍性，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人物》：這是你第三次來中國，中國讓你最感興趣的地方是什麼？
是枝裕和：我想知道，當城市高速發展，人們在這個過程中的得到和失去，我對這一點非常感興趣。在日本曾經的經濟高速發展期，那時候的人們每天都在抬頭看著上面的生活，卻失去了很多很多腳下的東西。我在日本拍的電視紀錄片題材，很大一部分都在探討這種迷失——在城市快速發展中，我們失去了什麼？拋棄了什麼？忽視了什麼？我很想知道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答案。
《人物》：拍攝紀錄片是你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當時在電視台拍攝的專題紀錄片，所選擇的題材都與社會話題有關。如果現在有機會再拍一部紀錄片，你想要拍什麼？
是枝裕和：在過去的中國東北，有一個叫做「滿映」的電影製片廠，我一直想要拍這裡的故事。其實早在15年前，我就寫完了關於它的企劃書，我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它拍出來。
之所以想要拍「滿映」，是跟我的父親有關。父親在台灣出生，應召成為日本軍人，來到這片土地，在牡丹江迎來了戰爭結束，作為戰俘被帶去了西伯利亞，經歷了3年的勞動改造，最後回到了日本。他經歷了整個戰爭，也見證了這期間日本乃至亞洲的複雜歷史。我的父親是一個施害者，但他也是一個受害者，雖然我不太確定將他在西伯利亞的經歷定義為受害合不合適。他的前半生經歷了複雜的變故，在殖民地長大，在前線目睹戰爭，作為戰俘在異國接受勞改，我想要認真地面對這段歷史，此刻的我也在認真地講述這件事。
我認為現在的日本，充斥著歷史修正主義。儘管這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但結果很糟糕。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我想通過作品，讓日本人能夠正視自己對他國造成傷害的歷史。它不僅是要講述父親的故事，更是要揭示戰爭中的日本所思所想，而這是我們在歷史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過的。
我知道在不斷變化的中日關係中，一個日本導演想拍這些內容是很有難度的。但正是因為這樣，才更應該去做這件事。我作為一個電影人，希望能夠通過拍攝這個故事，去呈現日本人在那個時代的真實狀態。這肯定會讓人們看到很多負面的歷史，但我依然希望用正確的方式去呈現它。
《人物》：如果現在你有能力改變電影產業里的一件事，你想改變什麼？
是枝裕和：想要改變的地方，多得能堆成一座山啊。如果說最想改變的一件事的話，我希望在日本，能夠建立「成功的創作者賺得到錢」的制度。
在電影產業里，付出汗水想創意的人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他們賺不到錢。錢都去了擁有院線的人手裡，像是東寶啊、松竹啊、東映啊，他們真的賺了太多錢了。啊一不小心都說出來了，但是不改變這樣的體系，創作者真的就會一直窮下去。
比如，可以成立某種體系，把票房的百分之多少分給付出勞動的創作者。或者把電影界視作一個整體，籌集所有電影票房，抽取百分之幾補給獨立電影，法國和韓國現在都在做類似的事情。也可以拿去培養新的電影人才，培養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電影人。但是現在很多人沒有用這樣的視野去看電影產業，他們考慮的只是在現有的餅里競爭，就算這張餅已經在萎縮，他們想的還是怎麼掙來更多的錢，進自己的腰包。
《人物》：日本演員役所廣司說，是枝裕和是全日本聲音最小的導演。這是真的嗎？
是枝裕和：可能是真的吧？在拍攝現場的時候，我的聲音的確比較小，我不喜歡大聲說話。不過說實話，我可不是那種脾氣穩定、很好說話的人，我的性格相當糟糕，在我身邊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我一點都不穩定，也不溫和。我只是不喜歡大聲怒斥的那種聲音。
以前我曾被人大聲怒斥過，我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感受。30年前在片場，上面的導演啊製片啊，他們會大吼大叫、打人踢人，拍攝現場全是現在人們說的「職權騷擾」。到了今天，很多片場也還是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有人喜歡這種壓制與被壓制的感覺，好像只有吼一吼，現場才能團結起來，產生一種認同感，不打不相識。我特別討厭這種做法，這完全是他們自以為是的胡扯。靠暴力團結在一起？那拍電影不就成打仗了嗎？導演像個軍事統領一樣，在片場否定他人，逼別人幹活，不讓人吃飯，也不讓人睡覺，全為他一個人幹活，我覺得片場應該離這種軍事氛圍越遠越好。
從某個角度來說，導演也算是一個掌權者，所以我時刻警惕自己的一點就是，權力會腐敗，如果不時刻提醒自己避免它，一不小心就會滑入權力的深淵。所以我自己很注意，不要成為這樣的人。而且，在工作現場大聲說話，會讓周圍的人變得緊張，特別是小孩子和老人，還有沒什麼經驗的普通人，怒斥的聲音會把他們嚇到，也會讓他們害怕，怕自己接下來會被批評。
《人物》：這種權力跟剛剛說到的父權很相似。你是很討厭權力嗎？
是枝裕和：我不喜歡被人強制要求去做事。我不喜歡這種感覺，也不想這樣對待別人。
《人物》：你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是枝裕和：要讓我現在說的話，應該是今天吃的北京烤鴨？
《人物》：不是媽媽做的飯嗎？
是枝裕和：我喜歡媽媽做的玉米天婦羅，這是媽媽的味道。我小時候經常吃，因為我家旁邊就是玉米地，一伸手就能掰到玉米。不過那並不是我們家的玉米地，所以這些玉米其實是偷來的，但是誰能發現呢？偷偷掰回來玉米，偷偷把玉米粒剝下來，請媽媽幫忙炸得脆脆的，特別刺激，也特別好吃。雖然炸玉米本身味道也很好，但我想它的好吃，也來自這種刺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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