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不要把好東西留到特別的日子才用！

《生活本該如此》

莫言

多年前我跟一位同學談話。

那時他太太剛去世不久，他告訴我說，他在整理他太太的東西的時候，發現了一條絲質的圍巾，那是他們去紐約旅遊時，在一家名牌店買的。

那是一條雅緻、漂亮的名牌圍巾，高昂的價格卷標還掛在上面，他太太一直捨不得用，她想等一個特殊的日子才用。

講到這裡，他停住了，我也沒接話，好一會兒後他說：「再也不要把好東西留到特別的日子才用，你活著的每一天都是特別的日子。」

以後，每當想起這幾句話時，我常會把手邊的雜事放下，找一本小說，打開音響，躺在沙發上，抓住一些自己的時間。我會從落地窗欣賞淡水河的景色，不去管玻璃上的灰塵，我會拉著家人到外面去吃飯，不管家裡的飯菜該怎麼處理。

生活應當是我們珍惜的一種經驗，而不是要捱過去的日子。

我曾將這段談話與一位女士分享。

後來見面時，她告訴我她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把美麗的瓷具放在酒櫃里了。以前她也以為要留到特別的日子才拿出來用，後來發現那一天從未到來。

「將來」「總有一天」已經不存在於她的字典里了。如果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有什麼得意的事，她現在就要聽到，就要看到。

我們常想跟老朋友聚一聚，但總是說「找機會」。我們常想擁抱一下已經長大的小孩，但總是等適當的時機。我們常想寫信給另外一半，表達濃郁的情意，或者想讓他知道你很佩服他，但總是告訴自己不急。

其實每天早上我們睜開眼睛時，都要告訴自己這是特別的一天。每一天，每一分鐘都是那麼可貴。

有句台詞說：

你該盡情地跳舞，好像沒有人看一樣。

你該盡情地愛人，好像從來不會受傷害一樣。

生活本該如此！

延伸：

1.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賈平凹寫了《秦腔》，你寫了《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勞》，你們為什麼都會把目光投向巨變中的農村？

莫言：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鄉村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使我們觸目驚心。在我們的故鄉，傳統意義上的鄉村和農民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或者即將不存在了。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提出幾年內「取消農村居民」的口號，當然不是在肉體上的取消，是用工業化、城鎮化的方式把農民這個階層變成市民，變成打工仔。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對傳統鄉村、經典農民的眷戀、回顧，可能對作家產生強烈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創作原動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在《生死疲勞》里塑造了和土地相依存、同生死共命運的農民，也隱含著對以工業化、城市化的方式「取消農村居民」，對肥沃土地的大量毀壞，以及農民大量地逃離土地、農民工創造的剩餘價值被無情剝奪等現象的一種批評。

2.怎麼看待今天農村發生的變化？

莫言：八十年代農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是單幹，但本質上還有是區別的，農民只有對土地的使用權，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是完全的私人財產不一樣的。但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歸屬農民，也讓我們歡欣鼓舞。

大家都從一個嚴密地控制著自己的集體中解放出來，不但獲得了身體的自由，而且獲得了精神的自由。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對土地是非常熱愛的。農民熱愛土地，土地也慷慨回報。

但這樣的情況到了九十年代後又發生了變化，農村改革到了一個關頭，許多地方瘋狂地建設各種名目的開發區，城市不斷擴展，鋼筋水泥把土地覆蓋住，使可耕地面積不斷減少。

再一個就是農產品的價格越來越不穩定，種植成本越來越高，水、化肥、農藥、種子，都在漲價，辛苦勞動一年，勞動力不算錢，還是賠本，這樣農民對土地又疏離了。而且可耕地越來越少，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越來越多，億萬農民進城打工，一是種地不賺錢，二是地不夠種。

當然，也有的地方良田荒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農民這次逃離土地有很深的悲劇性。我是被餓怕了的人，我總感覺到飢餓歲月會重新出現。

但是問題怎麼解決，誰也不知道。農民跟土地這種深厚感情的喪失是一個凶兆，如果沒有熱愛土地的農民，我覺得國家的發展是沒有穩固基礎的。

我覺得人類總有一天要受到逃離土地的懲罰。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恨不得把房頂上都種上莊稼，但就是沒糧食吃。現在這麼多的土地給荒了，大量的糧食浪費了，大吃大喝、貪污腐敗，但是我們依然有吃的，六十年代糧食珍貴得像金子一樣，現在突然糧食不值錢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糧食了。

我覺得糧食是一種神奇的東西，說沒有就會突然沒有了，說有，彷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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