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一家人在動亂年代的劫難與際遇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後，從日本回到新中國的冰心一家，便開始不太平了。先是兒子吳平被打成右派，之後是冰心的三弟謝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肅。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吳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寫檢討，挖思想根源。吳文藻是個極為認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對稿紙，長嘆短吁，怎麼也下不了筆，也挖不出自己為什麼要反黨反社會主義？
1949年元旦全家在日本東京合影．左起：吳平、吳青、冰心、吳冰、吳文藻
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點，吳文藻總是默坐在桌前，冰心與他對坐，時不時寫幾行字，時不時又望望吳文藻。吳文藻臉無表情，寫下的字撕掉，又寫，又撕，他的紙簍里已經堆得滿滿的廢紙。冰心便心疼地勸他別寫，吳文藻卻又堅持：「他們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還要挖根源，我怎麼去挖，挖一些什麼，我要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還要跑回國來反嗎？」有一次，冰心曾試探地說，你就隨便寫一點吧，談談認識也行，別那麼認真……吳文藻卻不願這樣做。冰心就怕吳文藻想不通，總是千方百計地勸說開導。
其實，冰心的內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還要去勸說他們，她實在經受不了這種折磨，怎麼會在一夜之間，家裡的三個親人都變成了右派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裡引起疑雲，他心裡就更亂了。」
1966年9月，紅衛兵衝進了住在和平樓冰心的家，抄走了許多的書籍、實物，包括冰心出國穿戴的旗袍、絲襪和手錶等，辦起了「冰心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展覽」。烈日下，將一塊大木牌掛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寫著「資產階級太太、修正主義的黑幫作家謝冰心」，而吳文藻也被作為摘帽右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押去批鬥。和平樓中60多平方米的宿舍，有兩間房子被封，一段時間，他們就生活在這個膽戰心驚的環境之中。但是，無論出現什麼情況，他們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時用語言有時也就是一個眼神，相互勉勵，勇敢地活下去。後來，冰心在《論婚姻與家庭》中有這樣的一段話，就是有感而發的：
有著忠貞而精誠的愛情在維護著，永遠也不會有什麼人為的「劃清界限」，什麼離異出走，不會有家破人亡，也不會有那種因偏激、怪僻、不平、憤怒而破壞社會秩序的兒女。
1969年底，吳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廠勞動，冰心則在1970年初被發配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這時，他們都已屆70歲的高齡了。這年的夏天，吳文藻隨中央民族學院的教師，轉到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冰心才從咸寧調往沙洋，他們倆人都十分珍惜這種劫後的重逢。對此，冰心這樣寫道：
久別重逢後不久，又從分住的集體宿舍搬到單間宿舍，我們都十分喜幸快慰！實話說，經過反右期間的驚濤駭浪之後，到了十年浩劫，像我們這些「臭老九」，沒有家破人亡，就是萬幸了。又因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們在一起勞動，無論做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如種棉花，從在瓦罐里下種選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為止，我們學到了許多技術，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驕陽似火，當棉花稈子高與人齊的時候，我們在密集閉塞的棉稈中間摘花，渾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幹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陽晒乾了。這時我們都體會到古詩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們身上穿的一絲一縷，也都是辛苦勞動的果實啊！
1973年時的冰心。1966年文革開始，冰心受到迫害，被送到湖北咸寧和沙洋「五七幹校」勞動
1971年8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將叩開神秘中國的大門的時候，改變了冰心和吳文藻的命運。為了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央有關部門將冰心、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調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譯室，組織突擊翻譯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機》。之後，又翻譯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綱》等。這些書翻譯的難度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後一部是以文論史的「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淵博的學識與厚實的外語功底才能完成。冰心、吳文藻、費孝通等都是學貫中西者，擱置了十幾年，如今又可以發揮作用了。他們都很高興，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勁，從攻讀原著，到尋找各種參考書籍，全都他們自己動手。她回憶當時情景道：
我們都在民族研究室的三樓上，伏案疾書，我和文藻的書桌是相對的，其餘的人都在我們的隔壁或旁邊。文藻和我每天早晨八點到辦公室，十二時回家吃午飯，飯後二時又回到辦公室，下午六時才回家。那時我們的生活「規律」極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沒有虛度了光陰！
回到書桌前，又有事可做了，冰心和吳文藻都感到，這一段生活，是十年動亂歲月中，最寧靜、最愜意的日子。
粉碎「四人幫」之後，冰心和吳文藻都是七十好幾的人了，但卻極大地煥發了他們的青春。冰心不斷地出席各種會議，寫文章，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撥正攪亂了的文藝思想。吳文藻更是有事情可做，中斷了二十幾年的社會學要重新評價和恢復。當中國準備重新恢復社會學學科的時候，吳文藻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幾乎是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讀從美國寄來的學術著作，企望將拉下了近三十年的課都補上來。
1980年對冰心來說是個坎兒，這年的初春，她和巴金等最後一次訪問了日本。回國後，因為趕譯馬爾他總統的詩集，突患腦血栓住進了北京醫院。在病情有了好轉回到家之後，不想又摔了一跤，冰心只得又進了醫院，並且動了手術，腿上安裝了鋼釘。此後便只能在家中幾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走動，但還是又跌倒了。一年中三進三出醫院，對一個已近80歲的老人意味著什麼。但冰心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並且豪邁地寫下了「生命從80歲開始」的名言。
由於連續幾次生病住院，冰心身體有些每況愈下。儘管她總是在精神上保持年輕和樂觀，撐著自己，但畢竟年齡不饒人，規律不能抗拒。同時，吳文藻的身體也日益衰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須要有人來照顧。冰心還有許多文章要寫，吳文藻則有許多的研究課題需要去做。後來，組織上將這些任務交給了她的小女兒吳青來擔任。這樣一來，吳青一家也就都得與父母親住在一塊。可和平樓的小公寓，只有60幾平方米，一家三代擠在一起。本來，冰心和吳文藻多年各居一室，便於各自做學問和寫作，後來只好同居一室，騰出一個房間給吳青夫婦居住。有時冰心會對熟悉的朋友來點幽默：「瞧，我們老兩口又『破鏡重圓』了。」直到1983年年底，冰心和吳文藻的住房終於得到了解決。他們一家從和平樓搬到教授樓，仍然在中央民族學院的校園內，可是比原先的住房寬敞多了，有了專門的客廳，有了齊全的冷暖衛生設施。搬進新居的冰心，非常高興，她打電話告訴朋友：現在鳥槍換炮了，快來看看呀！
在新居，冰心和吳文藻用一間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間，作為卧室兼書房，正牆上掛著周總理的照片。沙發的背後，掛著吳作人的熊貓圖，兩旁是1925年梁啟超先生題贈給冰心的龔自珍的集句：
世事滄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夢中飛
對於在這兒度過的最後一段美好時光，冰心深情地寫道：
1983年我們搬進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朝南的房子多，我們的卧室兼書房，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真是窗明几淨。我從1980年秋起得了腦血栓後又患右腿骨折，已有兩年足不出戶了。我們是終日隔桌相望，他寫他的，我寫我的，熟人和學生來了，也就坐在我們中間，說說笑笑，享盡了人間「偕老」的樂趣。
但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吳文藻在1985年6月27日，最後一次為他的研究生張海洋的論文提了詳細的書面意見之後，又因腦血栓住進北京醫院。之後，就處於昏迷狀態。冰心這一回再也沒有盼到吳文藻出院回家。
1985年9月24日清晨，電話鈴急促地響著，傳來吳平的聲音：「媽媽，爹爹已於早上六時二十分逝世了！」冰心放下話筒，已是淚流滿臉。吳文藻在84歲離去，按說也算高齡了，但一想到他們六十幾年的相處相愛，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根據吳文藻的遺囑，冰心將他平時的存款3萬元捐給了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作為研究生的獎學基金，冰心想以此方式，繼續吳文藻的社會學的夢想和追求。
冰心在寫下《生命從80歲開始》之後，又迎來了她的第二個創作的高峰，她寫小說、寫散文、寫回憶錄、寫雜文，無論是哪種文體，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她的小說《空巢》獲全國短篇小說獎；她的散文《我的家在哪裡？》、《霞》、《綠的歌》等成為新時期的美文經典；她的為教育呼籲、為社會進步呼籲的《落價》、《萬般皆上品》、《無士則如何》等，尤其是《我感謝》、《我請求》等文章，表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形成了她第二個創作高峰的顯著特點。
然而，此時的冰心畢竟已是90多歲的高齡了。
1999年2月28日晚，冰心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99歲，比吳文藻整整多活了15年。然而，遠去的吳文藻並沒有離開過她。冰心在她遺囑中交待，她死後，骨灰要與吳文藻合葬在一起，要用漢白玉作墓碑，在骨灰盒上寫：江陰吳文藻，長樂謝婉瑩。而漢白玉的墓碑上則可用謝冰心的名字。冰心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交待，是因為吳文藻對她的稱呼，永遠是一個「瑩」字，在吳文藻的心中，她是永遠的謝婉瑩。
2002年10月21日，冰心、吳文藻的骨灰，在兒子吳平、女兒吳青等家人的護送下，來到位於八達嶺長城腳下的北京長城華人懷思堂內的駝峰之上。這裡是他們的長眠之地，這裡就在長城的腳下，八達嶺水關的長城就在眼前，遠處和近處的山嶺，紅葉裝點。墓碑由整塊的高達二米有餘的漢白玉雕塑而成，周邊呈毛石的自然狀，上方是冰心與吳文藻晚年相偎的藝術雕像，下方是一個古銅色的小讀者雕像，造像取自冰心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的《寄小讀者》封面。中間磨平的石面上，是趙朴初生前題寫的手書：吳文藻 1901—1985謝冰心 1900—1999之墓
從此，他們兩人永遠地長眠在了古長城的腳下，並與中華文化名人雕塑紀念園中的葉聖陶、茅盾、夏衍、田漢、曹禺、徐悲鴻等一道，永遠受到世人的懷念和瞻仰。
【來源：《炎黃春秋》文/王炳根（冰心研究會秘書長）】
註：本公號所推送的文章如侵犯到原作者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繫（『進來撩』欄中的聯繫我們），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內刪除。所推送的文章並不代表本公號觀點，請和諧留言。
TAG:史客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