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皇帝：有皇帝的時代談論皇帝是危險的
論皇帝
王學泰
自古以來，皇帝是特別愛被文人談起的話題。雖然也有不少歌頌皇帝，譴責自己的「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類的文字；但更多還是嘲笑侮弄皇帝的。戰國時期，孟子談到殷紂王，直斥為「獨夫紂」。睢景臣在《高祖還鄉》中對於農村痞子出身的劉邦的流氓作風刻畫的淋漓盡致。有人說這是挑戰皇權；實際上是皇帝在中國人心中歷來就缺少神聖感，誰都可以拿皇帝來開開玩笑。明清兩代的笑話里也有許多與皇帝有關的，有的一直流行到現在，而且有明顯的類型化傾向。例如許多以乞丐或農民幻想當了皇帝將如何如何之類的笑話就很多。這裡舉兩例。有個花子早上起來肚子咕咕直叫，遠處傳來炸油條、烙燒餅的香味。他想，我要是做了皇帝，一邊是炸油條的，一邊是烙燒餅的，我一口一根油條，一口一個燒餅。有個老農，早上起來拾糞，看著自己糞杈已經磨得很短了。他忽然想到，要是我做了皇帝一定打個金糞杈。這樣的笑話我們不用分析它是諷刺誰的，但就他們身份與幻想不協調本身是不是在解構著皇帝的神聖？皇帝那個高踞於彩雲之端的半神半人之物，居然也是乞丐、農夫頭腦中可以企及的了。
不過在有皇帝的時代談論皇帝是危險的，下筆稍有不慎，事涉大不敬，那就不是個人掉腦袋的問題，「大不敬」罪在「十惡」，那是要株連家屬的。朱元璋登基後，微服私訪，聽見人稱皇帝為「老頭子」，十分生氣，對旁邊的侍從說，張士誠在蘇州一帶割據了十來年，至今，人們尚稱他為「張王」，我做了皇帝了，這些刁民還稱我為「老頭子」，為此殺了許多在這一地區居住的平民。直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杜重遠寫了《閑話皇帝》，這時帝制已經取消了二十餘年，不必擔心皇帝找麻煩了，誰料得得罪了東洋皇帝，該國已「妨害邦交」向中國政府抗議，中國的法院也只好判杜重遠一年零二個月的徒刑。天皇餘威，飄洋過海，遠播中國，這可能是作者沒有想到的。
一、從《水滸傳》的「不反皇帝」談起
這篇《說皇帝》是由研究《水滸傳》問題開始的。梁山好漢在大團圓、排座次以後熱衷於招安做官，這一點使頗為有造反精神的現代人不滿，他們評價《水滸傳》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魯迅先生就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
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流氓的變遷》）
毛澤東也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又說：「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人民日報》1975年９月４日）這些意見在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期間宣傳得熱火朝天，那時把不敢反宋代皇帝、更不願替代宋徽宗做皇帝、從而力主招安的宋江，打成了現實中的反面教員。當然這是政治運動，這些只是話頭，不必認真對待，但是這種批評也引起我一些想法。
我想難道宋江如果真的打到汴京，「奪了鳥位」，做了皇帝就不是「叛徒」，而是「革命派」了嗎？看來也不是，例如後來的朱元璋真正做了皇帝，歷史教科書不也說他「背叛了農民」，登基做了皇帝，成為地主階級的的「代表」了嗎？從這裡我發現了史學界評述農民武裝鬥爭史的一個秘密：
第一：一切農民武裝鬥爭（一般的史學家只要看到史書記載有「盜」或「賊」，馬上稱之為農民起義，嚴謹的史學家還做些分析）都是正義的，而且是正義之師，保護老百姓，並為老百姓報仇，大批屠戮地主惡霸，這是「農民起義」之所以能夠推動歷史進步的關鍵所在；
第二，「農民起義」的領袖自然是人民的代表，是歷史上的偉人，他們做了烈士，更加證明了他們人格的高尚；
第三，如果「農民起義」取得了勝利，改朝換代，那麼，其領袖必定是投降了地主階級。這些幾乎成為那時論述農民武裝鬥爭的基本原則，但是他們陷入矛盾而不自覺。
話扯遠了，再回到皇帝問題。毛澤東的意見的前題是：他把「農民起義」領袖反皇帝和領袖「想做皇帝」看作是一個無比正確的奮鬥目標和具有高尚的政治品質的表現。把想「做皇帝」看成了不起進步思想。只有這樣才值得歌頌，這種理論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實際上中國兩千年來各種各樣人等爭做皇帝的還少嗎？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書」，實際上，它也是一部各路「英雄好漢」爭作皇帝史。「相斫」就是互相兵戎相見，爭做皇帝，爭到了就是皇帝，沒爭到就是賊寇。清末民初蘇北桃源有位學者名張相文，他寫了兩卷的《帝賊譜》。這部著作是根據歷史上所記載的「帝王」和「盜賊」起事的事迹合為一編。在序中作者說「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帝王之號，原不足恃」。他認為凡是敢於爭奪天下者都屬於「有才有器」之人。這些或者已經做了皇帝，或者「自號為帝」，大家都是就奔著皇帝這個目標去的。這些「帝賊」，也就是「真假皇帝」，張相文就收羅了七百餘人，可見歷代爭做皇帝的人之多。還有許多沒有造反、不敢造反的人們，但在內心隱蔽之處也有個做皇帝的夢，爭做皇帝真是太多了，可以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我還看過一位出身農村的青年剖析自己皇帝夢的文章，他說許多青年都有「偉人夢」，而「偉人夢與天子意識狼狽為奸，互相催化」，孳生出天降大任，拯救天下，做「真龍天子」的狂想。這是與其他一些民族、國家不同的。
一位同事從日本遊學回來，談到日本民俗時說到，他曾向日本學者問過，日本人有沒有想當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說那怎麼可能呢？天皇是神啊。這個回答使我們這些了解中國傳統民風民情的人感到很驚訝，因為這種意識正與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想法相反，日本人真是缺乏造反精神啊。
二、中國人的皇帝情結
自秦始皇發明了「皇帝」這個詞以後，彷彿它在人們心目中有著極崇高的地位，似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說到某個具體的皇帝不能形諸於口頭筆下，皇宮中各種各樣的巧妙的稱呼，以避免直接說到「皇帝」。皇帝的通稱是「陛下」，皇帝自稱為「朕」，專用的東西要加上「御」字，「御膳」「御妻」之類；對於負面事物，還有一些遮醜的辭彙如禦敵不力，逃跑了叫「蒙塵」「巡狩」，死了叫「山陵崩」等；甚至用言語冒犯到皇帝就是犯罪，而且在律條上還創造了一個詞，稱為「指斥乘輿」，都不敢明白地把這條「罪行」說成是「指斥皇帝」。可見其地位神聖與尊崇。
可是與「皇帝」取得到極其尊崇的地位的同時，它也成為各個階層的人們追逐的目標。秦末陳涉吳廣起兵反秦，陳涉就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來鼓勵造反者，陳涉本人的目標就是做皇帝（這從他不尊奉楚國之後就可以得知）。項羽、劉邦看到秦始皇的威風和氣派，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陳涉是貧僱農，項羽是沒落貴族，劉邦是接近遊民的農村基層幹部。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想當皇帝，真是無師自通、不學而能。這種皇帝情結當然不只是他們三個人的，只要天下出現亂象，起兵爭帝者便大有人在。
五胡十六國期間有件真事。據《資治通鑒》卷113所記，建平四年（403）南燕慕容德統治的泰山地區，有個叫王始的起事造反，聚眾數萬，自稱為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百官，封其父為太上皇，其弟為征東王，征西王。但很快他就失敗了，被俘虜，斬於市。在行刑時，看熱鬧的見只有王始和他的妻子，還覺得不過癮，就問：「造反是要殺全家的，你的父親兄弟呢？王始回答說：「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被亂兵所殺，我雖然沒死，現在還有什麼指望呢？」其妻趙氏聽了十分生氣：「就是你那張破嘴，老愛胡說，要不我們怎麼會到這種地步？」王始回答：「皇后不懂天命，自古至今，哪有不亡之國？」才做了幾天皇帝？對皇帝身份的認同感簡直達到了痴迷的程度。可惜的是，他的力量不夠，否則誰能說他錯呢？
每到亂世都會出現大批的逐鹿者，在不斷的征戰殺戮中，更強者勝出，逐漸被當時和以後的歷史承認。東漢末，天下大亂，曹操以武力平定北方，他就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讓縣自明本志令》）。這是老實話，但是他還是沒有親自篡漢做皇帝，把這個輝煌留給了兒子曹丕。
皇帝的情節不僅出現在亂世，天下無事之時，想做皇帝的野心家也不能說沒有。那些有可能逐鹿天下的人物有「帝王思想」，有「做皇帝」的野心，還情有可原。因為歷史畢竟給了他機會，不管這個機會有多麼小。可悲的是那些生活中的失落者，或是因為痴呆愚昧，或是由於狂妄無知，或是被他人利用也會生出「做皇帝」的幻想。他們更讓人感到可笑和可悲。
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第八十回就寫一個算命的騙子，為了從一個富翁那裡騙錢，謊稱他的女兒有正宮娘娘的命，將來要嫁給皇帝。為了要圓上這個謊，騙子在大街上找了一個有些愚昧痴呆的樵夫，說他將來要當皇帝，在這個騙子花言巧語地說服下，樵夫居然相信自己有當皇帝的命，也自然而然地稱孤道寡起來，在富翁的後花園裡關起門來做皇帝，並以為自己是真皇帝了，直到被抓起來為止。
最近出版的《中國底層訪談錄》中也寫了一個關在獄中的「皇帝」曾應龍。這個人想「做皇帝」，犯了顛覆罪、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只判他無期徒刑。雖然他以性格樂觀、服從管理，警察、犯人都對他印象不錯，但是他的「做皇帝」的思想意識沒有什麼改變，仍然自稱「真龍天子」，張口「朕」，閉口「口諭」，說自己的過去是「順應天命，回鄉登基」建國「大有」，可笑又可悲。聽從事公安工作的人們說，解放以來像這樣人物並非絕無僅有，而是年年都要出幾起類的事件。都到二十一世紀，帝制被推翻近一百年了，做皇帝的意識仍然沒有從許多人的頭腦中退去。只要看一下熒屏銀幕就可以感覺到，大辮子滿台跑，滿清入關後的十位皇帝輪流上，從創作者對他們的美化和觀眾對這些劇目的歡迎可見人們對於帝王威勢的崇拜和羨慕。
三、帝情結來源
為什麼中國能夠形成皇帝情結，而且至今還不能完全消退？大家感到很奇怪，其實，這反映了人性中對權力的渴望，權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來，社會上存在權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權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這如同排隊順序上車一樣，這種排隊制度建立不起來，就不能制止上車時的爭搶。
1.皇帝的權力
中國的皇帝大約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因為從理論上他兼有四大權力。
一是政權，皇帝是國家的首領，他對全國的土地人擁有無限權力，《詩經?北山》中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人的膽子超過了古人，有個小土皇帝竟敢說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古人只敢承認自己是奉天管民的；
二是神權，也就是君權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間的惟一的代表，代表天統治人們，《尚書?盤庚》中明確地說「予迓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意為：你們的命是我從老天那裡討來的，我不是威嚇你們，你們是要靠我養活的）；
三是父權，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統，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後世人民構成日益複雜，天子統治尚有先秦遺意；
四是道統，即所謂真理權，或說話語權，因為中國是政教合一的的國家。這個「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荀子認為君主的職責就在於養人、治人、用人、教育人。孟子也強調「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王是老百姓的老師，後代臣民稱當今皇帝為「聖人」，其道理就在此。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皇帝是永遠正確的，是真理的代表，永遠有理。他擁有話語權力，即使人們與他對話，也得在他的話語權力範圍之內討論問題。總之，在平民百姓看來，皇帝的權力可以在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無限延伸。這一點對於沒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人們特別重要，因為它幾乎包括了人在世俗中的一切追求。
2.皇帝令眾生羨慕之處
皇帝讓眾生心生羨慕的除了物質上、精神上的享受的無窮無盡，更重要的還是他們不受監督的權力絕對性。人有生以來，無不受制於人、無不受制於外界，這給人追求帶來極大的限制。惟有皇帝的意志可以自由伸張，這才是令人垂涎三尺的。老百姓設想皇帝是金口玉言，只要他說了話，連鬼神也要無條件執行。《鏡花緣》中寫女皇帝武則天在嚴冬時醉酒，降旨要百花開放下樓，當時百花仙子不在洞府，眾花神不敢違旨，按時開放。可見皇帝的權威膨脹到人間以外。中國古代社會是垂直型金字塔型的，皇帝就是坐在金子塔尖的人物，這怎麼不被人羨慕呢？
「食色」這些低層次的要求，有些人看來只要有錢就能夠做到。在權力本位的中國就不是這樣。各個領域都是權力優先的。例如某些物質資源是極有限的，沒有優先權的，就很難染指。你有錢，但買不來，或根本不賣給你，更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沒有這方面信息，連買的慾望都不會產生。而此時權力就顯示出他的優越性。皇帝能充分享用在他統治的這塊土地上的最佳物品。人們千辛萬苦生產出的產品，只要有特點，不管產量多少，其中最好的都要保證進貢，而且人們往往主動進貢。我去過許多地區，很多有優質產品的地方以他們有進貢的義務而自豪，有個地方竟以向皇帝供奉搓腳石而自吹自擂，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在精神上自由伸張更是眾生永遠不能企及的。老百姓不管有錢沒錢，他們在精神上是長期的匍伏在統治者腳前，意志踡踞，不得伸張，有時他們也有精神解放的渴望（這種「解放」往往是設想自己也像皇帝一樣能夠殺伐決斷，像皇帝一樣意志自由伸張）。一旦他們能夠像阿Q那樣說「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用自己的喜怒哀樂去安排社會，乃至大自然，這才是他們的盛大節日，然而這時可能是換了一個新皇帝，更可能是遍地的皇帝。
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卻受不到有效的監督。從理論上說，皇帝是受到多方面監督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監督，他是上天的兒子嘛，當然要受到父親的監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現災害的方式示警，這是模糊的，往往是無針對性的。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監督。雖然早在《尚書?泰誓》中就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把「天」的監督權，轉讓給老百姓了，但是老百姓在現實中沒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的可能，一監督說不定會被打成「大不敬」，身首異處；
另外還要受到「道統」的監督，「道統」和「治統」之間原本是存在一些張力的，漢代有的憨直的儒生以荷擔道統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認為皇帝已經不能代表天命，勸他下台。這種儒者後世就很少見了。有些儒者把「聖人」的高帽給皇帝戴上，皇帝又成為道統的代表，治統和道統的合一，使道統的監督作用流於徒具虛名。難道自己能監督自己？彷彿小偷左手要偷東西，右手不能他偷？
其次還有左右「言官」（即古代政權建構中的監督制度）史官的監督。這是在皇權專制主義建立時就設計好了。周代就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說，而且史官所記有其褒貶含意在其中，這一點到孔子作《春秋》集大成。這是客觀的記載和善惡是非的評價來實施監督，後來的歷代王朝里都有「言官」，如御史、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等都是法定具有監督皇帝職責的。可是這些面對皇帝的絕對權力，它們也都是軟弱無力的，而且「記言記事」的皇帝「實錄」也可以改來改去。清代康熙末年的《實錄》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塗，為的是掩蓋其謀篡的真像。後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時代董狐那樣的直筆了，董狐寧肯死，也要記載真實的歷史，後代史官惟上意是承（即使有董狐那樣的史官也被殺了，而且後世不得聞知）。這些監督充其量也只是軟監督。有的史學家認為這些監督制度不過是專制主義的補充，這是有道理的。
沒有了監督，得到的就不必擔心失去，可以長期保有，這是一般人的邏輯。一般人即使在物質上和精神得到了滿足，隨時都可能失去，皇帝的權力的絕對性，使他的手可以伸向每一個臣民的錢包里、家裡、頭腦里。在人們心目中只有皇帝才能牢牢地保有這一切。
3.皇帝輪流做
另外，皇帝又有不神聖的一面。中國朝代的周期基本上是二、三百年一變，在戰亂之中，「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情況是經常出現的，與日本天皇的「千年一系」不同，中國的皇位像走馬燈一樣，「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從這一點上來說，皇帝又是平淡無奇、毫無神聖可言的。中國近兩千年中，社會的垂直流動是很劇烈的，變動最大的就是最上層的皇室和最下層的遊民。五代以來，確實有些遊民做了皇帝，五代十國時期大多數的皇帝與國主是各色遊民出身，以兵痞為多。在全社會看來，皇位不僅最被人們羨慕，只要自己榮膺「天命」，是有可能爭取到的。正是適應這種想法，社會各種預言天道有變、天命所歸的傳說、故事乃至書籍流傳（《燒餅歌》《推背圖》等），挑動著普通老百姓暴得富貴的野心，這樣才會有孫悟空所說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說法。這種「皇帝流傳做」想法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可能還是不多見的。
從「受命於天」到「產業花息」
從社會發展史來看，皇帝是氏族首領、部落聯盟長等發展來的。先秦許多思想家認為「天生烝民而立之君」，這大體上是符合事實的。但什麼人作「君」呢？在科學和生產還不發達的時代，大家認為這是「受命於天」（夏代、殷代都有這種說法）。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對這種現象做符合實際的解釋。他說生人之初，人們在獲取生活資料和與大自然作鬥爭中，為了更好地和諧相處，有紛爭能夠得到及時的解決，必然要有「智而明者」為「君長」，幫助大家明斷是非。柳宗元從社會發展角度解釋了人們頭頂上的領導是為了生存需要而產生的。他們手中的權力也是他所在生活、生產的集團給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他們所掌握的是處理公共事務的權力，這個權力是該群體的全體成員共同委託給他的。這個人經驗要比一般人多些，頭腦聰明一些，更受到全體成員尊敬和信賴一些。有時他們還擔任著與上天溝通的職責，他們是巫師。這種人往往是由這個群內體輩份高、年齡老的的長者的來擔任。
這些首領一般是深受人們愛戴和信仰的，他們既有權利，也有義務，如果發生了巨大的災難，他們是要以身殉的。《呂氏春秋》記載，湯戰勝夏桀以後，天大旱五年，顆粒不收。湯以天子之尊，「以身禱於桑林」，將自己為犧牲以祭天。結果天降大雨。這是天子的職責，天子受命於天，既可以代天懲罰違反天道的人，如果天降大災，天子也要承擔責任。這體現了權利與義務的均等原則。這也是「受命於天」的真正含義（可是到了後代，把這個責任推給了宰相，皇帝單獨享受權利，把職責推給下級）。此時群體內對於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也能實施一些監督，甚至把嚴重違反民意的「君長」拉下來，或趕走。殷代初賢相伊尹把特別「暴虐」的湯的繼承者太甲放逐到桐宮，三年以後太甲悔過而後伊尹還之政。
明末黃宗羲《原君》中對於當時君主的權力和作為有很生動的描繪。他們打江山時「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此時說這是為了子孫萬代「創業」；既得天下，坐江山之時，則「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漢代劉邦取得天下後，就在他的老爸面前得意洋洋地說：你以前老說我沒出息，認為老二能治家、置產業。你現在看看，到底是誰掙的家業多呢？這是把整個天下都看成是自己的產業，自己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把老百姓委託的公共權力變成自己個人的私產，此時皇帝已經完全變成天下的大害。黃宗羲的話說得很生動，也是打穿後壁之言。更值得關注的是為什麼社會或者說一個群體必須有的掌握公共權力、為群體辦事的首領，會演化至高無上、半神半人的皇帝？
權力這東西與物質利益和精神上的好處聯繫在一起的，掌握它的人，如果沒有監督，非常容易用它來為自己謀利益。如果這個群體比較小，只是由幾十家、數百家組成的一個氏族，居住也不太分散，彼此都有血緣關係。人們所處的就屬於熟人社會。大家彼此相知，社會地位的高低、財富的多少都不會相差太遠。此時的首領是靠自己條件的優越而成為群體的領導者的。他不顧治下的平民百姓，老百姓就會不擁護他，就會棄他而去。這種意識直到春秋時代對一些小國的君主還有影響。《詩經?碩鼠》中就表達了老百姓要棄統治者而去的激憤心情。《左傳》記載邾文公要遷都，占卜說「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文公回答「天生民而樹之君」。對民有利就足夠了。小群體、乃至小國之君離民眾上不太遠，權力的來源，不論授予者還是被授予者都看得很清楚的。人多了，首領被授予的權力也隨之水漲船高。一千人的一個氏族就與一萬人的不同。作為氏族首領他統率的、管理的人多，自然感覺權力大。
大國的君主，出則車馬，入則深宮。君主與臣民之間地位懸絕，權力授予的實質被距離淡化了。君王說「我不有命在天？」這種話頭在氏族那裡只是神道設教，在大國君主那裡則是百分之百的真理。而且國越大，君主位置越高，君民位置相隔越遠，君主的威風越大，老百姓對他也就越怕。秦國主的祖先不過是為周天子養馬駕車，直到周平王時秦襄公救周有功才被任命為諸侯。此時秦國土僅僅有今陝西西部一小塊土地，此時君主與臣民生活相差不會太多，可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其威儀竟嚇得十三歲就敢殺人的刺客秦舞陽全身發抖。皇帝的威風給老百姓帶來的震懾可以想見。大一統的皇帝和小國之君權力相差之遠是不可以道里計。因此夜郎之君要與漢朝大皇帝一較短長，召來千古訕笑。
另外，君臣民之間的直接關係變成了間接的關係。這也與群體的大小有關。群體大了，居住範圍廣了，君王不能事必親躬，君臣民之間建立層層機構，這種層級越多君臣民相隔越遠。人和人的親自接觸會使雙方產生一定的感情，破除某些因為利益不同而產生的誤解與不信任，這與面對冷冰冰的機構時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機構是人異化的產物，它增加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性，也張揚著統治者的權威，讓人們感覺壓迫的沉重。
到了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皇帝的權力達到了極點。把「皇」「帝」兩字連成一個固定名詞以稱天子，這是從秦始皇開始的。「皇」字始見於金文，《說文古籀補》中「皇」字頭上有三豎，下作土。並言「日出土則光大」。「帝」字則最早見於甲文。胡厚宣說：「武丁時，帝為天神之專稱，至廩辛、康丁以後，人王始稱帝。」實際上在周代「皇帝」作為一個片語已經出現過。《尚書?呂刑》有言：「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句還被《墨子?尚賢》引用。可是這裡的皇帝不是指周天子，而是指先聖帝堯。「皇」是修飾詞，用以形容帝堯光芒萬丈。當秦始皇把「皇帝」作為固定名詞，用以稱呼天下共主的自己，並宣布這個皇帝要在自己的子孫後代中千世萬世的傳下去。這個詞獲得了最絕對的意義。由於這個準備用千世萬世的名號，沒有想到只用了二世（而且第二世只有短短的幾個月），於是，人們把獲得和失去皇帝這個名號看成輕而易舉的事。自古以來，人們既尊崇這個名號，由於它給人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巨大利益或危害；人們也輕易它，它是那麼容易地失去或得到。
也是自秦代以後，皇帝代表了最高的權力，同時它也成了一切利益的象徵。打下江山之後，皇帝及其大臣所獲得的物質上的滿足和自我感受的輝煌在感到「受命於天」的同時是自己所掙下的產業的「花息」。因此它才引得千千萬萬人的嚮往和追逐。
打江山、爭皇帝的兩種興奮劑
宋代以前，雖然爭皇帝、打江山的行為代代有之，社會上的各類人等的或公開、或隱秘想做皇帝的恐怕也不在少數，可是很少有文學作品反映這個問題。前面我們引得項羽劉邦陳涉吳廣的那些大膽的言行都是史書中正式記載的。而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後通俗文藝作品大量產生，打江山、做皇帝就成為通俗文藝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這些通俗文藝作品就成為鼓動人們打江山、做皇帝的興奮劑。另一種興奮劑就是我在前面談到的各種各樣的「昭示天命」的讖緯迷信的書籍。這種思想意識最初就來自於皇帝是「受命於天」。它的淵源更久遠。秦始皇時就有許多讖言預示「始皇帝死而地分」。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亡秦者，胡也」等等。唐代《推背圖》（據說是唐初預言家李淳風所作），在戰亂數十年不止的五代十國期間特別流行，傳說趙匡胤坐皇帝後想制止而不可能，乾脆弄亂了其次序，使其預言不準，失去了讀者的信任。這種書籍和傳言挑動人們內心中對皇帝位置的覬覦。這又是一種興奮劑。有的人被一些相面算命的被說成「貴不可言」，是有做皇帝的命，這就很能給人以鼓動。
宋代通俗文藝作品中，把描寫強烈追求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稱之為「發跡變泰」類，把描寫闖江湖、打江山的作品稱作「朴刀桿棒」類。所謂「發跡變泰」類是指寫下層社會人士（大多是遊民）的皇帝夢的（或退而求其次，做達官貴人）作品。所謂「朴刀桿棒」類的作品主要是寫那些懷抱著「發跡變泰」願望的江湖人，通過自己的一刀一槍，打江山，坐江山。這些作品對於後世懷抱著做皇帝理想的人們無疑是充滿鼓舞的。
從中國人的「皇帝情結」的強烈來看，夢想「做皇帝」，武裝起來「反皇帝」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優秀的政治品質，只要情勢許可，或者主持者認為情勢可能，按照中國人的思維定式許多人都會這樣干，但以掙扎在生死線上的遊民表現得最為積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問題。《水滸傳》中不想做皇帝的的意識在眾多的造反活動中是個異數，它非是他們不嚮往那個崇高的位置，而是它產生的具體的社會環境限制了它。《水滸傳》作為文藝作品議及皇帝的地方不多，因為它自南宋時就已在社會上公開演出，南宋說北宋的故事，其忌諱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面大肆描寫下層人士爭相搶做北宋皇帝的故事，這是要觸犯朝廷的律條的。因此書中雖然李逵說過讓晁蓋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第四十一回），晁蓋去世後，李逵又鼓動宋江「做了大宋皇帝」（見第六十回，就是這兩句話也不一定是宋代話本流傳下來的，而是明代作者的筆墨）。作者對此還是持批評態度的，而且李逵是個粗人，對現實問題沒有合乎實際的考量，並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見，所以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聽眾也能容忍，官方才不會計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領導人，他要從梁山的全局和當時的情勢考慮，沒有想爭皇帝做，但不等於他沒有政治上的訴求。
《水滸傳》中的皇帝夢
《水滸》中一些特別講義氣（通俗地說就是肯花銀子）、濫交江湖豪傑的人物都是有「異志」的。柴進是後周世宗柴榮裔孫，按照朝廷的規矩，他本是應該侍奉周室陵廟香火的，可是「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還揚言在家裡接待流放犯人，又與佔山為王的梁山好漢交厚。柴進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冒著風險干這些違法的事情幹什麼？是不是有什麼不軌的企圖，其中是否包含著對曾經有過的帝位的懷戀？這些只有柴進自己知道，但官府要整柴進則一定會從這個角度去看的。作者創造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絕不是為了在梁山泊里增加個貴族，而是暗示著梁山好漢中如果從血統上來說有足以做皇帝的。這是不是寫出了梁山好漢們內心的隱秘之處對皇帝位置的欲求。
另外，東溪村的「富戶」晁蓋，「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他要幹什麼不是很明顯嗎？可以看出這些特別注重「義氣」，廣交天下豪傑的人們，實際上都是在暗地製造一種組織的力量。在專制社會裡，只有政府才是有組織的力量，而 平民只是單個的人，政府可以隨意壓迫整治百姓。一些人用錢財把有反抗力的人們組織起來，本身就是與政府對抗，其內心深處必定隱藏著強烈的政治訴求的，這一點江湖上的人們都知道。除了晁蓋在「智取生辰綱」中有所表現外，《水滸》的作者沒有說破，但這些細節的指向還是很明顯的。
柴進沒有自己拉杆子幹事，晁蓋早死，其蓋棺論定只是個山大王。《水滸傳》中喜愛交接天下豪傑的人物中只有宋江表現出其政治上的訴求。他「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儘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而且，家裡還有地窨子，以備不時之需。梁山的第一把手是宋江，從他嚮往「招安」的政治方案中可見他的訴求是作宋朝的官吏，「封妻蔭子，福祚綿長」。論者鄙視這種沒有「大志」的訴求，認為想做皇帝才好。實際上天下皇帝只有一個，在這座王朝大廈沒有倒塌時，這種取向要受到統治者的全力反擊的，成功的概率很小。與此相反，如果退而求其次，當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時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這樣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只是皇帝一句話而已。南北宋之交，武裝造反的人們，待自己羽毛豐滿之時，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所以當時老百姓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說。這種政治訴求倒不是遊民所獨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們大約都有這種心態。不過如果考慮到《水滸》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藝人，這個遊民群體創造的，他們是從遊民的「變泰發跡」理解梁山好漢的政治訴求的。
帝制的覆滅已經快一百年了，但皇帝的陰魂尚未散盡，但願人們早日走出皇帝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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