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 | 李伯重：逐利商業，如何從「末業」變成「主業」？
原標題：掌故 | 李伯重：逐利商業，如何從「末業」變成「主業」？
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初，有句話叫「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另外一個版本是「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發展」）。這句話，充分表現了中國人對於致富的渴望，而致富的捷徑就是經商。
這不奇怪，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說過：「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也就是說，在所有行業中，最佳的致富途徑是商業。
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沉澱，這種觀念已經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的心中，所以一旦可以選擇人生道路，眾多人士的第一選擇就是經商，從事商業。那麼，商業這個行業，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演變呢？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商業
兩千多年前，孔夫子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必也正名乎。」我們在討論問題時，首先要把所說的概念搞清楚，不搞清楚，討論就會變成「雞和鴨講」。你說的是這麼一回事，我說的是另外一回事，講來講去不講不通。所以我們首先要看看「商業」這個詞，在古代和今天是不是同一個概念。
首先，我要說一下什麼是中國的「傳統社會」。大體上說，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鴉片戰爭以前的社會是不是封建社會？在學界有很大爭議。因為我自己也不能對此下結論，因此採用一個中性的名詞，稱之為傳統社會。為什麼要以鴉片戰爭為限？是因為在這場戰爭以後，西方的商業方式進入了中國，改變了中國傳統經商的方式，所以可以說鴉片戰爭是中國是中國商業發展演變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其次，要說說什麼是商業。從字面上來說，商業就是從事「商」的行業。那麼什麼是「商」呢？我國最早的百科詞典《廣雅》說：「商，度也」。「度」就是「量」，所以今天還有「度量」這個常用詞。估計、計算、測量等，都叫做度。所以「商」自古以來就是和計算是分不開的方。「商」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商議、商討、商量。在古代，商議和度量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所以有商略（估計）、商算（計算）、商度（測量）等詞。
此外，古人還用「商兌」一詞。《易經》的一個注，對「兌」字解釋為「商量裁判之謂也」。到了後來，商字延伸為經商之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商業和別的行業不同。從事商業交易，一定要有買方和賣方。買賣雙方要經過商量，也就是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共識，交易才能完成。
在傳統社會中，種田不需要雙方商量，農民自己種就可以了；做手工業產品也不需要雙方商量，工匠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商業不同，一定要有買賣雙方，對買賣商品的數量、價格等進行商談。所以商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業務一定要經過計算和商量。這是自古以來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智慧。
現在我們來看「商業」。今天的商業，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在古代，情況又如何呢？在中國，商業這個詞出現很晚。最早講到商業這個行業的人是司馬遷。他在《史記》第129篇《貨殖列傳》里，把商業稱為「貨殖」。「貨殖」這個詞後來還在用，但是今天不怎麼用了。
關於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歷程，學界研究已經非常多了。李埏先生說：「（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工商業均為王室、公室、官府所有，私人是沒有的。士庶人只有家庭手工業和集市上剩餘產品的交換，像青銅器、玉器之類的手工業品是不可能生產的。王室、公室、官府佔有善技藝和善經商的奴隸，用以生產各種產品和到方國部落間去進行貿易。
周室東遷以後，工商業日益發展，有厚利可圖，於是在官府工商業之外，興起了私人的工商業。到春秋末期，私人身份的大商人、大工業家令人側目地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由此突起；自此，民間和官府的工商業雙軌並駕，一直延伸到清代，但佔主導地位的不是官府工商業，而是民間工商業，愈後而愈著。」
關於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大體輪廓，吳慧先生寫過一本面向普通的讀者小冊子《中國古代商業》。在這本書中，他把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商業演變的歷史分為幾個主要階段：（1）萌芽階段，在夏商西周時期；（2）第一次飛躍階段，在春秋戰國時期；（3）漢朝到唐朝是發展的「馬鞍形」階段（即發展得很高、又跌下來、再升上去；（4）宋朝和元朝是新的發展階段；（5）明清則是「夕陽無限好」的階段。這個概括可以參考，儘管我對其中一些說法有保留。
「本業」、「末業」與「重農抑商」、「工商皆本」
商業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行業，即使是傳統社會也不例外。這一點，古人早就認識到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說得很清楚：「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馬遷還引用《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必須有四個基本行業。有農業，才有飯吃；有虞業（採集業，包括打獵、伐木、捕魚、採礦等），才能夠把重要自然資源從山裡、海里、湖裡、河裡開發出來；有工業，才能把各種原料加工成為用具；有商業，才能夠把各種貨物流通天下。所以這四大行業，是傳統社會必須有的，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民所衣食之原也」）。所以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必須有商業。但是，在傳統社會中，這四大行業的地位是很不相同的，其中商業被稱為「末業」。那麼，什麼是「末業」呢？
與「末業」相對的是「本業」。大家都知道「本末倒置」這個成語。所謂「本」就是根本，是最主要的，而「末」則是最不重要的。「末」這個字有「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之義。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四大基本行業里，商業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都被看作最不重要的行業，而農業則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行業。因此農業是「本」，「本業」、「本利」、「本富」，而工商業是「末」，「末業」、「末利」、「末富」。「捨本逐末」是不允許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即使是對商業比較寬容的漢文帝、景帝，也多次下詔，強調「農，天下之本」，「天下之大本」。之後到了晉朝，王符號召「崇本抑末」說：「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這種把工商業（特別是商業）視為「末業」、「末利」、……的說法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了千百年來的觀念。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說：「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之，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
清代雍正皇帝也告誡全國人民：「農為天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並且要求各級官員「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貴」。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流經濟思想，就是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商業放在最後一位，即以農為本，以商為末，而不能本末倒置。
在任何時代，理念和實際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如果「農本商末」只是一種理念，對社會來說，那實際影響還不很大。但是如果這種理念變成國家的意志，變成政策、法律，後果就嚴重了。為了要保證「農本商末」，就必須「重農抑商」。重農抑商，重農是目的，抑商是手段。
「重農抑商」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最早系統地實行這個政策是商鞅。大家都知道商鞅變法，經過變法，秦國從一個僻處西方一隅的小國變成一個爭霸中原的強國，為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重農抑商。商鞅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與「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賈之士佚且利」。如果鼓勵商業的發展，就會導致其他社會成員「必避農」（不願從事農業）。
為此，他採取的手段有：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加重對商人家庭的賦稅；增收交易稅，限制商人贏利；大幅提高酒、肉買賣的稅率，減少商人贏利的空間；實行專賣制度，把最賺錢的商品的買賣拿到國家手裡；管制糧食貿易，不準商人販運糧食，也不準農民買賣糧食；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在經濟上使商人因無利可圖而放棄經營；等等。商鞅甚至下令：「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從事商業的人，竟然全家都要被成為政府的奴婢，可見他企圖一舉消滅民間工商業。
商鞅關於重農抑商的想法，不是他個人的想法，而是那個時代的主流看法。「春秋五霸」中的第一個是齊桓公。齊桓公靠的是管仲，管仲寫了《管子》一書，書中就說「欲殺（抑制）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這就是說，要重農抑商。
到了戰國時期，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使得魏國成為強國。李悝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實行「平糴法」，即國家參預糧食買賣，限制商人投機獲利，以保障農民的利益。這也是一種重農抑商的做法。後來商鞅進一步發展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將其變為系統的、全面的國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把這個政策稱為「上農除末」，推廣到全國。
當然，要說明：在大多數時候，國家實行重農抑商，並不是要完全取消商業，而是要把商業抓住政府手裡，變成政府控制的商業。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對中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還可以看到其影子。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農抑商，一成不變。這種看法很普遍，一些西方學者寫的中國史著作，到今天為止還認為中國歷史上就是一貫實行重農抑商的國家。
但是，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也在不斷變化。事實上，在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各國為了競爭，採取各種方法來富國強兵，重農抑商並沒有成為所有國家的國策，有的國家還鼓勵商業。工商業者也逐漸擺脫了官府的控制，獲得獨立經營的機會。
如白圭，以販運糧谷、絲、漆、繭為業；宣曲任氏、橋姚販運糧食、牲畜；烏氏倮販牲畜、繒棉，財產多至用量牛馬；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曹邴氏、邯鄲郭縱以冶鐵成業；猗頓，以鹽鐵起家；刁間，逐魚鹽之利；師史長途販運，轉轂以百數，有財產七千萬。
在漢朝的文帝和景帝統治時，奉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對商業沒有實行太多的限制。因此出現了商業繁榮。司馬遷描述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漢武帝當政後，厲行重農抑商，把所有賺錢的活動都抓到國家手中，導致商業走向了衰落。漢朝滅亡後，天災人禍，政府愈加抑商，於是商業淪落到瀕臨消失的境地。
到了唐朝中後期，抑商政策放鬆，商業有了較大發展。到了宋代，出現了商業的大發展。社會對商業的看法和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宋朝人葉夢得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即認為士農工商只不過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
大文豪歐陽修說：「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裡。」葉適更說：「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也就是說，重農抑商不是正確的。
宋朝天台縣令鄭至道，寫了《諭俗七篇》教化百姓，其中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明確說商業也是本業了。
明代大學者王陽明更主張四民同列，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
不僅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國家政策也在變。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經放寬了。宋太祖即位，即下詔明令「所在不得扣留旅行，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太宗時又下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稅」，「兩浙諸州，紙扇芒鞋及細碎物，皆勿稅。」之後真宗、仁宗又屢下詔令，減免了許多雜稅。
明代後期張居正進行改革，提出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厚商」政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故余以為……欲民用不困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他明確反對國家干預商業，反對官、商（特許商人）分利的壟斷性商品專賣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盤剝農民的奸商，而是當時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到朱國禎任首輔（相當於首相）時更提出「農商為國根本，民之命脈。」
到了清朝，抑商在國家最高決策層已經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認為「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他這段話的意思是，商品流通這些事，讓百姓去做，國家不要管，國家一來管就會對百姓不利。過去的重農抑商政策到明朝和清朝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所以不要再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重農抑商了。的確，中國曾經長期實行重農抑商，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國家已經不重農抑商了。
在明清時期中國商業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明清之際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點。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於途者，蓋皆本也」。也就是說，到了明清時期，商業已從「末業」變成「主業」之一了。
掌故 | 李伯重：糞土與歷代王朝興衰的關係
如果沒有江南的糞土，就沒有源源不斷運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糧；而沒有漕糧，也就沒有這些威武雄壯的歷史劇，當然也不會有由這些歷史劇而湧現出的萬戶侯了。
1925年秋，湘江桔子洲頭，已過而立之年的毛澤東追憶起多年前學生時代的生活，寫下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詩句。糞土至賤，萬戶侯至貴。視為萬戶侯為糞土，顯示了這位農家出身的布衣青年睥睨權貴的傲氣。但是，倘若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糞土確實比萬戶侯更為重要，因此可以說是糞土重於萬戶侯。
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說《掘新坑慳鬼成財主》，大概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以廁所為題材的作品。通過這篇作品，我們可對糞土（主要是人糞）在經濟史上的重要性，獲得生動而直觀的了解。茲不避煩碎，將有關內容摘引如下：
清初的湖州烏程縣義鄉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種山田的，全靠人糞去栽培。又因離城穹遠，沒有水路通得糞船，只好在遠近鄉村田埂路上，拾些殘糞。這糞倒比金子還值錢。」村中有一穆太公，頗有經濟頭腦，「想出一個較策來，道：『我在城中走，見道旁都有糞坑。我們村中就沒得，可知道把這些寶貝汁都狼藉了！我卻如今想出個制度來，倒強似做別樣生意。』隨即去叫瓦匠，把門前三間屋掘成三個大坑，每一個坑都砌起小牆隔斷，牆上又粉起來」；「又分外蓋起一間屋，掘一個坑，專放婦人進去隨喜」。蓋好後，穆太公「忙到城中親戚人家，討了無數詩畫斗方，貼在這糞屋壁上」。又請鎮上塾師，為糞屋命名「齒爵堂」。裝修畢，「恐眾人不曉得」，央塾師書寫海報百十張，大書「穆家噴香糞坑，奉迎遠近君子下願，本宅願貼草紙」，四處粘貼。消息傳出，「那鄉間人最愛小便宜，……見有現成草紙，怎不動火？又且壁上花花綠綠，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緻。莫講別的，只那三間糞屋，粉得雪洞一般，比鄉間人卧室還不同些」。於是「老老幼幼，盡來鑒賞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床，給放草紙，連吃飯也沒工夫。到夜裡便將糞屋鎖上，恐怕人家偷糞換錢」。因有糞，「一時種田的莊戶，都來他家躉買，每擔是價銀一錢。更有挑柴、運米、擔油來兌換的。太公以買糞坑之後，倒成個富足人家」，號「新坑穆家」。後來村中有人與穆家作對，另建一坑「搶生意」，於是釀成人命案。
清代江南人民對人糞收集的重視，也給乾隆末年來華的外國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的成員斯丹東爵士在其所撰的訪華見聞錄中寫道：「中國人非常注意積肥。大批無力做其他勞動的老人、婦女和小孩，身後背一個筐，手裡拿一個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兩邊，到處尋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廢物。……在中國農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殘廢的人都有用處，他們幹不了別的勞動，但他們能積肥弄肥」；「除了家禽糞而外，中國人最重視人的尿糞……中國人耙這種糞便積起來，裡面攙進堅硬壤土做成塊，在太陽下晒乾。這種糞塊可以作為商品賣給農民」；同時，農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邊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來往行人大小便。在村莊附近或公路旁邊有時搭一個廁所，裡面安放糞缸。在缸裡面隨時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層，藉以阻止蒸發消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這段外國觀察者的目擊記錄，證實了酌元亭主人小說中所說並非子虛烏有。
從上述故事和記錄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至卑至賤的人糞受到高度重視。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簡單：土地連續耕種將會導致肥力減退，古人早已從生產實踐中認識到了這一點。宋末農書《種藝必用》說：「地久耕則耗。」陳旉《農書》說：「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種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肥力減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清初人梁清遠已注意到這一現象，說：「昔日人有記：嘉靖時，墾田一畝，收谷一石。萬曆間不能五斗。糞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當昔之半。……乃今十年來，去萬曆時又不同矣，畝收二三耳，始信昔人言之果然也。」（《雕丘雜錄》）嘉慶時，松江人欽善聽到「八十以上老農之言曰：『往昔胠苗，畝三石粟；近日胠苗，畝三斗谷。澤革內猶是，昔厚今薄，地氣使然』」（《松問》）。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須施肥，以保持和增進土地肥力。因此清初學者張履祥說：「人畜之糞與灶灰腳泥，無用也，一入田地，便將化為布帛菽粟。」（《補農書》）
雖然今天人人都知道施肥的重要性，但是在江南，直到南宋，農田施肥的情況才開始比較清楚。陳旉從《農書》和樓璹《耕織圖詩》，我們得知南宋江南已使用人糞作為肥料。到了明清，隨著對肥料的需求不斷增加，人糞也變得更加重要。因此人糞的收集與加工，也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江南農村，早在宋代就已有收集人糞的記載。《陳旉農書》已說到建造糞屋、糞池收集人糞尿。王禎、袁黃也說元、明兩代的江南農家「各家皆置坑廁，濫則出而窖之，家中不能立窖者，田首亦可置窖，拾亂磚砌之，藏糞於中」（王禎《農書》、《了凡雜著》）。但事實上，一直至明代後期，江南許多地方對人糞的收集工作做得還很不夠。到了清初，人糞的收集才受到高度重視，以致出現了穆太公一類的有心人不惜斥重金在農村興建公廁以收集人糞。
城鎮人糞的收集又另是一回事。城鎮人口密集，而人多則糞多，糞多則肥多，肥多則田沃，田沃則谷多。故徐光啟說：「田附廓多肥饒，以糞多故。村落中民居稠密處亦然。」（《農政全書》）但是城鎮肥源分散，且距離稻田較遠，因此要把城鎮人糞肥送到田間，還需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保存，二是運送下鄉。
早在南宋時，杭州就已有專人收集和運送城市人糞。吳自牧說杭州「戶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去，謂之『傾腳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後己」。吳氏還說：「更有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群搬運而去。」（《夢梁錄》）到了明清，城鎮人糞肥的收集、運輸工作有很大改進。在收集方面，不僅有「挑糞擔的，每日替人家婦女倒馬桶，再不有半點憎嫌，只恨那馬桶里少貨」，而且城中「道旁都有糞坑」（即公共廁所，見《掘新坑慳鬼成財主》）。這種糞窖往往租給鄉下富農，被後者視為「根本之事」（《沈氏農書》）。而租廁所也成為一種常見現象，故現存徽州文書中，就有廁所租約，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徽州萬富租廁所1個，每年交租錢140文（章有義編著：《明清及近代農業史論集》）。此外，清代中葉蘇州還備有專船，「挨河收糞」，效果很好，因此包世臣建議南京亦仿效之，將所收之糞賣與農民。在運輸方面，有專業的糞船（糞舡）運糞下鄉，「糞舡上的人，飲食坐卧，朝夕不離，還唱山歌兒作樂」（《掘新坑慳鬼成財主》）。這種專業糞船在運載糞肥時有一定之規，以免裝載過壩遭受損失（《沈氏農書》）。明清江南城鎮分布廣，水路運輸方便，因此徐光啟說江南「凡通水處多肥饒，以糞壅便故」 （《農政全書》）。
人糞收集起來後，還需要加工，否則會影響肥力，正如農史學家陳恆力所言，「比如同是一堆豬糞，管理得法，其效力就大，不得法，其效力就小，甚至全無」（《補農書研究）。不僅如此，人糞直接施用還會傷害莊稼。陳旉已指出這樣會「瓮腐芽蘗」（陳旉《農書》）；元代王禎也說：「若驟用生糞及布糞太多，糞力峻熱，即殺傷物。」（王禎《農書》）清代奚誠則說：「人糞雖肥而性熱，多用害稼，暴糞尤酷。」（《田井心農話》）只有腐熟後施用，才能避免峻熱傷苗之弊。
在宋代江南，人糞大多是直接施用。但是到了元代，農民已普遍使用腐熟的方法，「于田頭置磚檻，窖熟而後用之」（王禎《農書》）。但是這種自然腐熟法費時頗多，通常是「水糞〔即新糞〕積過半年以上」，方成可以使用的「熟糞」（《農政全書》）。為了加快腐熟，而且避免暴露田間喪失養分，明代江南開始使用「蒸糞法」。此法據是在冬天地氣回暖時挖深潭聚糞，封閉漚熟；或在空地建茅房，凡糞尿、灰土、垃圾、糠粃、藳稈、落葉皆可堆積其中，以土覆蓋，關閉門戶，使之在屋內發熱腐熟。所得熟糞，又稱「蒸糞」（《了凡雜著》）。明末江南農民還通用一種人糞加工法，即「於白露前，日中鋤連泥草根，晒乾成堆，用穰草起火，將草根煨過。約用濃糞撓和，加河泥，復堆起，頂上作窩，如井口。秋冬間，將濃糞再灌三次」，所得的「糞灰泥」，用作油菜基肥（《農政全書》）。到了清代中葉，蘇州人潘曾沂和奚誠又分別創造出「煨糞法」和「窖糞法」，以加速人糞腐熟並增加養分。前者是「先用濃糞拌泥，築一土堆，空了這當中，放柴草在內燼燒，燒得四周都有熱氣，便住」。經過這種「拌泥燒用，以解熱毒」，即可施用（《潘豐豫庄本書》）。後者則是「於秋冬農隙時，深掘大坑，投入樹葉、亂草、糠秕等物，用火煨過，乘熱倒下糞穢、垃圾，以河泥封面，謂之窖糞。來春用此墊底下種，則（棉）花、（水）稻之精神，都在蕊穗之上」。此外，奚誠還提出另一種方法，即「如窖糞不及備而用熱糞者，其法將柴草、礱糠作堆，用火煨過半，以稠糞拌泥覆之，令其中外蒸透，以解郁毒而滋生髮也」（《田井心農話》）。此外，據斯丹東目擊，在浙江舟山一帶，「他們所施的肥料不是獸糞，而是一種更難聞的東西。英國田地里不大使用這種東西。這種肥料是用一個大缸埋在地下盛著的，裡面還盛著性質相同的液體肥料。在播種之前先將這種肥料加在土地里，據說可以幫助生長，也可以防止蟲害」。在浙江另外地方，農民購買了糞塊之後，「不成塊使用它。他們首先造一個大池子存放這種糞塊以及其他各種糞便。他們還積存各種植物的殘根、殘梗和葉子，運河上的泥土，甚者理髮匠修剪下來的鬚髮等等廢物，加上尿便或者清水使之沖淡，然後積存起來使它腐爛發酵。他們就用它作為肥料進行耕種」（《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前一種方法，就是傳統的漚糞法，而後一種方法，則顯然就是上面所說的「蒸糞法」。
不論如何加工，上述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缺點，即加工出來的糞肥未能克服體積大，份量重，單位肥料養分含量相對較低，使用、運輸均不便等缺點。克服這些缺點，明清江南農學家們進行各種嘗試，以圖制出濃縮的高效肥料。首先有這種相反的人是袁黃（了凡），他設計了一種「煮糞法」，即把糞便放入大鍋，加進人發或動物骨頭，一起煮熟。然後取一些田土曬極干，加鵝黃草、黃蒿、蒼耳子所燒成之灰，拌合煮熟之糞，曬極干，又灑熟糞水再晒乾，即得高效肥料。袁氏自稱「親曾試驗，凡依法布種，則一畝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糞而不用草灰，可收二十餘石；凡不煮糞、不用草灰，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了凡雜著》）。徐光啟也說使用這種肥料「依法播種，則一畝可收三十石」，「樹雖將枯，灌之立活」。這些說法當然不免誇大，但袁氏希圖用加料煮熟的方法提取並補充養分的想法，卻值得注意。在此基礎上，徐氏又提出了一種更富於想像力的設想，即用「燒酒法」（蒸餾法）來提取人糞中養分。運用這種方法所得的蒸餾物，肥力「百倍金汁」（「金汁」指蒸煮熟的糞）。他還提出另一法，即「鍋煮法」：用三四個缸砌成連灶，缸內放入「真糞」，蓋好，燒數沸，並不時攪拌，所得物肥效也很高。徐氏另外還在前人「糞丹」法基礎上，設計了一種高效混合肥料，即用人糞、畜糞、禽糞、麻渣、豆餅、黑豆、動物屍體及內臟、毛血等，再加入藥物如黑石凡、砒信、硫磺等，一同混合，收入土坑或大缸里密封，腐熟後取出晾乾、敲碎施用，「每一斗，可當大糞十石」（《農政全書》）。當然情況是否如此尚待研究，但這種「糞丹」內含多種成分，肯定會有顯著肥效和殺蟲作用。這些構想雖未為生產實踐所採納，但作為當時人們努力探求肥料製作新技術的努力，是非常可貴的。
正是江南農民在人糞和其他肥料的收集和加工、使用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江南成為富甲天下的錦繡河山，當然也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來源地。嘉靖時，禮部尚書顧鼎臣說：「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財賦甲天下」（《明世宗實錄》）。康熙初年的江蘇巡撫韓世琦則說：「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請減浮糧疏》）他們所言，絕非危言聳聽，而是確鑿不移的事實。通計有明一代，江南田地僅佔全國6％強，而稅糧卻佔全國1/5以上。其中江南的蘇、松、常、嘉、湖五府特別要運送l74000餘石號稱「天庭玉粒〉陌琢浮；掛賦齙氖牽盍岡說獎本拿住⒐選⒊性朔岩約罷魘趙聳渫局械囊擲盞雀髦指郊臃眩隊謖福壩卸梢皇擼興奈迨梢皇擼杏齜綺ǖ獵粽摺薄Ｋ罩莞盍?270萬餘石， 「加征至八百萬石」（ 乾隆《江南通志》卷111）。江南其他地方情況也大體如是，故正德時松江人顧清感慨地說：「是正稅一石，而征八石有奇，從古及今，未聞有此制也。」（《與翁太守論加稅書》）
馬克思說：「賦稅是官僚、軍隊、教士和宮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話，它是行政權力整個機構的生活源泉。強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賦稅是同一個概念。」（《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早在唐代中後期，王朝存亡就已命系來自江南的稅糧了。貞元二年（公元786年），禁軍因缺糧，在大街上脫下頭巾大呼：「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惶恐萬狀。在這危機時刻，丞相李泌上奏說，治理江南的浙西節度使韓滉運米三萬斛到了離長安已不遠的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德宗大喜，當即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命人於坊市取酒慶祝，並將此消息通知禁軍各部，士兵都歡呼萬歲。（《資治通鑒》卷232）自此以後，巨額的江南稅糧成為了歷代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江南，稻米是用人糞滋育出來的。而正是這些人糞滋育出來的糧食，養活了端居禁中的至尊天子和住在京城的天潢貴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養活了拱衛京師和捍衛邊疆的百萬貔貅之士。而正是這些依靠江南糧食活命的人中，有少數雄心與才具兼具者，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動人心弦的歷史劇，而其中一些人更風雲際會，「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實現了「萬里覓封侯」的追求。如果沒有江南的糞土，就沒有源源不斷運到北京和各地的漕糧；而沒有漕糧，也就沒有這些威武雄壯的歷史劇，當然也不會有由這些歷史劇而湧現出的萬戶侯了。從此意義上而言，糞土確實重於萬戶侯。至於那些僅只依靠祖宗蔭庇或者行賄跑官而得到的萬戶侯，本來就一錢不值。從在歷史上的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地位而言，這些酒囊飯袋、行屍走肉的萬戶侯，與構成支撐帝國大廈的基礎的糞土相比，更是天差地別。在此意義上而言，將他們等同於糞土，還是大大抬舉了他們。
世界 | 李伯重：火槍與賬簿下的歷史
*文章節選自《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代結語」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個看法代表了「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先進思想家對中國歷史的激烈批判，從今天來看或許有些過激，但是確實揭示了一個事實：歷史並不只有光明的一面，而且還有黑暗的一面。一個人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個方面，那麼他對歷史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
以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在談到歷史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總是諄諄教導讀者說：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的歷史都充滿友誼。即使彼此發生戰爭，也被輕描淡寫地說成是「兄弟鬩於牆」；戰爭之後，「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又成了好兄弟，繼續共同譜寫友好的新篇章。這種說法自然是表達了歷史的「主旋律」，然而一切事物都有兩個方面。各國人民交往的歷史，既有鋪著鮮花和紅地毯的光明一面，也有流淌著血水和眼淚的陰暗一面。正因為歷史有這樣的陰暗面，所以布羅代爾說，以往的一切歷史從來沒有公正可言。以建構世界體系理論著稱的沃倫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也說： 「（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本書所講的故事中，有一些就反映了歷史的這一面。布羅代爾說：「作為歷史學家，我的任務既不是要判斷資本主義的好壞，也不是要認定它守規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認識它或理解它。」對於早期經濟全球化，我在此也不是判斷它是好還是壞，而只是要認識它或理解它。既然這段歷史有今天我們看來陰暗的一面，那麼我們就應當正視之，這樣才能認識它或理解它。
火槍加賬簿
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徵
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經濟全球化開始並迅速進展，導致東亞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因此如同整個世界一樣，東亞世界也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混沌天地。在這個混沌天地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國際行為準則。什麼人類之愛、公理正義、禮義廉恥等，在這裡都看不到蹤影。這裡經常能夠看到的是刀光劍影，聽到的是槍炮轟鳴。而隱藏在其後的，除了傳統的征服、掠奪和奴役外，更多的是商業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長劍。這個形象來自古羅馬神話中的正義女神朱蒂提亞（ Justitia），英語中的「 justice」一詞就來源於此。如前所述，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業——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考慮到這個時期發生的軍事技術革命，我們可以把刀劍改為火槍。火槍意味著新型暴力，賬簿意味著商業利益，因此「火槍加賬簿」就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的寫照。其含義是這個時期蓬勃發展的國際貿易與暴力有著程度不等的聯繫。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種利益主體在相互交往中往往運用暴力。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原因是出於商業的性質和商人的本性。商業是一種有組織的為顧客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的行為，通過以高於成本的價格賣出商品或服務來盈利。盈利是商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動力。這種性質體現在從事商業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驅動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古希臘哲人柏拉圖這樣評論商人：「一有機會盈利，他們就會設法謀取暴利。這就是各種商業和小販名聲不好，被社會輕視的原因。」另一位哲人亞里士多德也說：
「（商人）在交易中損害他人的財貨以謀取自己的利益，這是不合自然而且應該受到指責的。」古羅馬政治家和學者西塞羅更認為商人是卑賤的、無恥的，因為他們「不編造一大堆徹頭徹尾的謊話就撈不到好處」。
在古代的東亞世界，商人也因唯利是圖、重利輕義而備受指責。唐代詩人元稹在《估客樂》詩中，對當時商人的唯利是圖、重利輕義做了生動的描述：
估客（即商人）無住著，有利身則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頭語，便無鄉里情。
正是這種貪慾，驅使商人不憚風險，走遍天涯海角：
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
到了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經商求利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由於國際貿易空間空前擴大而共同遊戲規則尚未建立，商人貪婪的本性在這個廣闊無垠同時又無法無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無遺。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無所不用其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登寧的話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 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 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 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 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 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這段話也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商人的絕佳寫照。
這種對於商業利益的狂熱追求，使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汪直等人會背棄父母之邦，成為倭寇首領；為什麼鄭芝龍在明朝、日本、荷蘭之間縱橫捭闔，今日是友，明日為敵；為什麼一些「兄弟之邦」，一轉眼就反目成仇，成為刀兵相見的敵人。這些現象背後就是一個詞：利益。正如 19世紀英國首相巴麥尊（ 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所言：「一個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情況就是如此。
「惡創造歷史」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歷史發展的動力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的「火槍加賬簿」，導致了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惡行的出現和滋生。但是這裡要說的是，這些惡行不僅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是經濟全球化賴以出現和進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這種惡乃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發展的動力。
「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早在 19世紀初，黑格爾就已提出了這個觀點。他在《歷史哲學》中說：「我現在所表示的熱情這個名詞，意思是指從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是人類全神貫注，以求這類目的的實現，人類為了這個目的，居然肯犧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為目的的東西，或者簡直可以說其他一切的東西。」恩格斯對黑格爾的這個觀點大加贊同，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進而指出：「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制度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不僅如此，恩格斯還認為這種貪慾是文明社會賴以出現的原因：「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最卑劣的衝動和情慾，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馬克思在《 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也引證英國學者曼德維爾的一段話並給予高度評價：「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稱之為惡的東西，不論道德上的惡，還是身體上的惡，都是使我們成為社會生物的偉大原則，是毫無例外的一切職業和事業的牢固基礎、生命力和支柱；我們應該在這裡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正是在這種道德上的「惡」造就了早期經濟全球化，它借「火槍和賬簿」，把世界各地人民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這就是「惡創造歷史」的具體表現。
那麼，這種情況是否就是命定而不可改變的呢？我的回答是：雖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在某一個時刻，歷史發展面臨多種可能的道路，而非僅只有一條道路。否則，我們就將陷入歷史宿命論的泥潭了。由此出發，我們來看看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種得到各方接受的國際秩序呢？
很顯然，這種國際秩序不可能由私人機構或者社會團體建立，而只能由國家建立。道理很簡單，因為國家是所有社會組織中最強大的。著名社會學家蒂利指出：因為國家控制著「毀滅手段」這種最極端的力量，因此國家可以被視為專門的、唯一合法的保護費勒索者。這個看法，對於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情況來說再合適不過了。如果國家不夠強大，或者國家採取錯誤的政策，就會導致國際貿易無序化，而這種無序化的結果必然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國際行為準則。
早在其 1527年出版的《論商業與高利貸》中，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就對歐洲國家在建立貿易的合理秩序方面的失職及其結果做了酣暢淋漓的描述：「現在，商人對貴族或盜匪非常埋怨，因為他們經商必須冒巨大的危險，他們會遭到綁架、毆打、敲詐和搶劫。如果商人是為了正義而甘冒這種風險，那麼他們當然就成了聖人了……但既然商人對全世界，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干下了這樣多的不義行為和非基督教的盜竊搶劫行為，那麼，上帝讓這樣多的不義之財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搶走，甚至使他們自己遭到殺害，或者被綁架，又有什麼奇怪呢？……國君應當對這種不義的交易給予應有的嚴懲，並保護他們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無恥的掠奪。因為國君沒有這麼辦，所以上帝就利用騎士和強盜，假手他們來懲罰商人的不義行為，他們應當成為上帝的魔鬼，就像上帝曾經用魔鬼來折磨或者用敵人來摧毀埃及和全世界一樣。所以，他是用一個壞蛋來打擊另一個壞蛋，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沒有讓人懂得，騎士是比商人小的強盜，因為一個騎士一年內只搶劫一兩次，或者只搶劫一兩個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搶劫全世界。……以賽亞的預言正在應驗：你的國君與盜賊做伴。因為他們把一個偷了一個古爾登或半個古爾登的人絞死，但是和那些掠奪全世界並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肆無忌憚地進行偷竊的人串通一氣。『大盜絞死小偷』這句諺語仍然是適用的。羅馬元老卡托說得好：小偷坐監牢，戴鐐銬；大盜戴金銀，衣綢緞。但是對此上帝最後會說什麼呢？他會像他通過以西結的口所說的那樣去做，把國君和商人，一個盜賊和另一個盜賊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鉛和銅熔化在一起，就像一個城市被焚毀時出現的情形那樣，既不留下國君，也不留下商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引用了這段話，並且指出：「佔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後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那裡，情形都是這樣。 」
因此，倘若國家不能或者不願來建立合理的貿易秩序，國際貿易就是一個叢林，而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就會成為強盜、竊賊、騙子。而上帝就利用魔鬼，假手他們來懲罰商人的不義行為。這正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所發生的情況。
置身新世局
晚明中國國家的責任與失敗
導致「叢林法則」成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國際行為準則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東亞世界最主要的國家——中國，未能充分認識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在創建一種國際新秩序方面未能發揮積極作用。相反，面對蓬勃發展中的國際貿易和風雲變幻的國家政治軍事形勢，明朝反應遲緩，行動不力，因此不僅未能充分利用新形勢帶來的機會，反而被新形勢帶來的挑戰弄得焦頭爛額，最後走向滅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贊同「晚明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這一說法。 2008年《河北學刊》與中國明史學會組織了「晚明社會變遷與中國早期近代化」的專題討論。在會上，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先生明確提出「晚明是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的觀點，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兩個方面考察了晚明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結論是「中國早期近代化歷程在晚明起步」。
史景遷用優美的文筆，對晚明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如下描寫：
在 1600年前後中國的文化生活繁榮興盛，幾乎沒有國家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如果枚舉 16世紀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較歐洲的社會，不難發現，同一時期中國取得的成就在創造力和想像力上皆毫不遜色。
16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
然而此時的中國卻已充滿危機，實際上是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1600年以後中國的情況，不僅與之前的繁榮和安定形成鮮明對比，更與西歐一些國家的發展背道而馳。正如史景遷所說：
「即使把這一時期看作『近代歐洲』誕生標誌已成共識，卻很難視之為近代中國的明確起點。當西方馳騁全球，拓展視野，在探索世界的領域中獨領風騷時，明朝統治者不僅禁止海外探險，喪失了認識世界的機會，而且自拆台腳，不到五十年就將自己的王朝斷送於暴力。 」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巨變？以往人們提出了多種解釋，從萬曆怠政、魏忠賢專權等傳統說法，到在「階級鬥爭」史觀和「資本主義萌芽」史觀下提出的諸多觀點，可謂多姿多彩。這些觀點都有一個共同的立場：明朝滅亡是歷史的必然。但是 20世紀西方最偉大的社會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指出：「在探討帝國興衰之時，最好能避免受到這樣的誘惑，即在知曉帝國終有一日強大的情形下過早地尋找其強大的徵兆，抑或在了解帝國終有一日滅亡的情形下過早地預測它行將崩潰。」雖然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明朝當政者至遲從嘉靖朝就認清新的國際形勢，採取積極的應對方式，那麼中國未必沒有可能逐漸走向近代社會。
那麼，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晚明中國為什麼不能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呢？我的答案是：不僅中國未能選擇另外一條路， 17世紀大多數國家也如此，因此中國的情況不足為奇。
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晚明中國所遇到的危機並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 17世紀總危機」（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個部分。學界對「 17世紀總危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在 17世紀，歐洲各國在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種矛盾和衝突集中爆發，表現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貴族叛亂、民族起義、宗教衝突、農民暴動及城鄉騷亂，等等。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危機的表現形式和發展程度以及危機的內容、性質、進程、結果等都大不一樣。在荷蘭、英國等少數西北歐國家，政治改革和社會運動取得了勝利，建立起了有利於近代經濟發展的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勝利者。而其他國家則未能順利渡過危機，因此在危機後的發展顯然遲緩，其中諸如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先前的世界強權更日益衰落，成為國際競爭的失敗者。
這次危機也存在於東亞世界。危機之前，中國、日本等國在經濟上似乎都是一片昇平氣象，而到了 17世紀，中國的明朝崩潰了，日本也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出現了「寬永大饑荒」。
在 17世紀 40年代，日本的食物價格上漲到空前的水平，許多百姓被迫賣掉農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則盡棄財物，逃至他鄉，多數人生活在悲苦的絕望之中。由於白銀產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購買力受到嚴重影響。 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貿易，並於 1639年將葡萄牙人逐出長崎，還嚴格限制外國與日本的貿易。結果是許多富商嚴重受創，甚至有的在債權人的高壓之下自殺身亡。經濟衰退導致了社會動蕩，爆發了日本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起義，即島原大起義（亦稱「天主教徒起義」）。幕府費盡周折，使用了駭人聽聞的殘忍手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面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幕府實行了新政策以改善民生，並頒布了一系列「節約和限制消費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階層的奢侈行為，以此緩解被幕府視為「走投無路」的農民的負擔。但在此時，日本的銅產量大大提高，提高了日本對華貿易的購買力，使得日本可以改善其經濟。這些措施和情況，使得日本比中國更快地從「 17世紀總危機」中恢復過來。但是這場危機也嚴重削弱了日本在東亞世界國際競爭中的相對實力，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了為什麼日本德川政權放棄了豐臣秀吉的海外擴張野心，而奉行一種閉關自守、「潔身自好」的政策。
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國未能通過這場危機，淪為失敗者。繼之而起的清朝，採取了若干措施，緩解了嚴峻的經濟狀況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危機得以結束。到了 18世紀，中國從危機中全面走出，出現了新的繁榮。不過，因為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中國也未能像荷蘭、英國等國家那樣建立起一種適合近代經濟成長的體制，從而為 19世紀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如果我們追溯中國近代化的歷史過程，或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晚明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未能抓住機遇，從而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走上另外一條路。由於這個選擇導致的「途徑依賴」，使得中國不得不再等上兩個世紀，才又在新的（或許是更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始近代化的進程。這個曲折經歷，令我們今天在讀這段歷史時感嘆不已，也令我們深感肩上的歷史使命，不能重蹈覆轍，再失去歷史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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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男，國際著名經濟史學家。1949年出生於雲南省昆明市，1985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國際經濟史學會執委會委員（為該學會成立以來的第一位擔任執委會委員的中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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