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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系與世界上其他主要法律體系相比較，在思想基礎、法律體系、制度內容、法律實施等方面，都具有自身鮮明的特點。
一、思想基礎：以儒家思想為主，兼采其他思想流派
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多思想流派各競所長，為社會發展和理想秩序提供各自的思想藍圖。儒家思想在統一的知識體系上最為悠久，以西周宗法統一秩序的實踐經驗為依託，至春秋戰國時期，魯國、齊國的儒者結合動蕩圖治的社會現實，不斷發展完善儒家思想。然而在百家爭鳴的格局中，最切合富國強兵之現實需要的還是法家思想。法家以普遍的公平理論為出發點，強調法律的技術性和實效性，為大一統的秩序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秦第一次完成了政治和法律的大一統，但又很快失去天下。後世的政治家、思想家們在反省秦朝興衰過程中，無不詬病法家的嚴刑峻法。西漢時期的思想家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兼采陰陽、法、道、名等各家學說，最終由董仲舒完成了體系化的新儒家思想。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儒家經典成為「大一統」法律秩序的思想基礎。西漢以來的儒家正統思想成為中華法系的內在精神支柱，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天人合一的王道秩序觀
董仲舒吸納西周以來的天道觀，在「天人感應」學說的基礎上建構了「天人合一」的王道秩序觀。天道之機理在陰陽，天下符合陰陽之道的是王道秩序。董仲舒說：「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他認為，王道之所以為理想的秩序，就在於天、地、人三者的貫通，即追求宇宙自然之道、社會人倫之道、個人修養之道的貫通和諧。王道秩序的基本內容在於養民、教民、行德政，德政之施在禮、樂、政、刑綜合為治，如《禮記·樂記》所云：「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王道德政是天道自然的秩序，其內在自覺遠勝於暴力強制的秩序，如《論語·為政》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賈誼曾說：「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親和。」後世儒家也認為：「『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逾。」以禮、樂、政、刑達致天下仁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二）國家政治秩序以民為本，以「忠義」為要義
孔子提出以「仁」為理想秩序之本，孟子進而提出了「仁政」，在國家、社會和民眾三者關係中，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董仲舒在新儒家學說中予以系統化闡述，君王以德服人、以禮教民，民眾忠誠於君王，兩者是對應的，但民眾對國家的忠義應該是絕對的。歷經數百年的王朝興衰，唐太宗李世民總結道：「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唐太宗還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為保養百姓，太宗曾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但對於一個大國而言，臣民對國家的忠是統一秩序的第一要義，是絕對的道德法律義務。臣民對國家的忠又直接體現為對君主和長官的忠，在法律上侵犯君主和長官的權威，都屬於罪大惡極。
（三）人以修身為本，家族秩序以「孝悌」為要義
在農業社會中，家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家之秩序模式對國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儒家更進一步提出「孝悌」為家之秩序要義，以序長幼、明尊卑，做到「父父、子子、夫婦」。家中之個人，則以修身為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不崇尚個人的獨立性，所謂人，其原型乃家族中的家族長，他是家族道德秩序的主體，為家族的道德表率，其道德修養具有團體秩序的意義。
在儒家的秩序建構中，家之治亂在於人，國家之治亂在於家，天下之治亂在於國，如《大學》中所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整體的秩序鏈條。儒家的秩序內核在於仁愛，具體而言就是遵從三綱五常，兼愛天下。法家同樣認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法兩家在建構統一秩序方面，對忠孝的基本內在道德要求是一致的。
二、法律體系：以律典為核心，多種法律形式並存
為國家治理的需要，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多以刑事法典為核心，多種法律形式並存。戰國時期，魏國李悝編纂的《法經》，開創了刑事法律集成編纂的先河，對中國後世刑事法典的編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商鞅改法為律，律從此成為中國古代刑事法律規範彙編的主要名稱。秦的法律形式在律之外，還有命、令、制、詔、程、式、課、法律答問、廷行事等。漢以後歷代王朝多獨立編纂律典，為刑事基本法，在律之外還有多種並行的法律形式。如漢朝以《九章律》為刑事基本法，更以《傍章律》、《朝律》、《越宮律》為補充，在律之外還有並行的令、科、比等。
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演變，唐朝的法律體系更為穩定成熟。唐朝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格、式。據《新唐書》載：「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唐朝的法律體系以唐律為核心，唐律基本為刑事法典，嚴重違背禮法秩序的行為均予以刑事制裁。而令、格、式為關於各方面重要事務的規定，嚴重違反正面規定者，則依律治罪。為了體現法律秩序的統一性，便於各級官吏規範地履行職權，唐玄宗時期曾編纂《唐六典》，將國家治理所需要的各種法律規範統一彙編於一部政典之內。宋朝在《刑統》之外，以敕令、指揮、斷例等作為補充，在法律形式日漸繁雜的條件下，又編纂了「條法事類」。明清時期，延續律典編纂的傳統，但又有兩方面突破：一方面實現了律例合編，另一方面在律典之外統編《會典》。明清法律體系的功用更為完備，形式上更為集成化。
總之，自秦漢以後，中國古代逐步形成了以律典為核心，多種法律形式並存的法律體系。這一法律體系中的律具有較強的穩定性，體現國家法制的權威性和秩序的強制性，而其他法律形式多具有靈活性，從而形成既穩定又不失靈活性的法律體系。
由於地域廣大，習俗各異，中國歷代並無系統編纂的民事法典，民事規範多為地方性的禮俗、規約，其形式多為習慣法。只有涉及民生的重要事項，如田宅、婚姻與身份等，才由國家法令加以統一規定。這些民間習慣構成了國家法律的補充，並在糾紛解決中被不同層級的組織所認可和援引。
三、制度內容：禮法合一，刑事法律、職官法律發達
中華法系之禮與法，都源自農業社會的家族生活，服務於建構大一統的權威秩序。禮與法在理論上都是天道的體現，所謂「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制五刑」。禮起源於部族習慣，經國家之認可、改造，形成了以天道經義、宗法道德為主要內容的內在規範。禮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從正面規定了家庭、家族、社會、國家不同層面行為規範，其規範功能在於序別差等，所謂「嚴上下之別，明尊卑之義」，並實現思想教化，預防不軌行為，以建構權威性的差等秩序。國家法律體現為律、令等多種形式，規定了社會、國家所嚴格禁止的各種行為，並以刑罰懲治恢復秩序、輔助教化。
在禮與法的關係上，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相互滲透，親親、尊尊作為宗法禮制的基本原則，同時成為法律的基本指導思想。儒家強調以德禮為本，以刑罰為用。因政教而施刑法，西漢中期以後，諸多禮制直接轉化為法律規範，三綱五常作為倫理規範，具有了法律的強制效力。國家與家族在組織機理上具有同一性，即所謂「家國同構」。三綱確立了君主、家父、丈夫擁有支配的特權，並得到法律的保障。君主是維繫國家法律秩序的權威，家長是維繫家庭秩序的權威，並以家庭的安定來支持國家的治理。《唐律疏議》開篇即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西漢中期，禮的原則成為國家法律體系的指導思想，同時禮制轉化為具體法律制度，如「親親得相首匿」、「准五服以制罪」、「留養承嗣」、「十惡」、「八議」等。這些由禮制轉化而來的制度，成為體現中華法系家族主義、禮法合一的典型制度。
為維護大一統的權威秩序，在各種法律規範之中，刑事法律和職官法律最為發達。刑事法律為整個法律體系的底線，為各種法律規範提供強制力的保障。自李悝編纂《法經》開始，中國古代國家多編纂獨立的刑事法典。由於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大一統的帝國自秦朝開始採取分層管理的模式。國家機器的運作依靠龐大的官吏隊伍來維持，而國家秩序的治亂繫於對官吏的有效管理。因而，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關於職官管理的法律極為發達，其中關於官吏的考試選拔、編製職責、考核監察、俸祿待遇、休假與退休等制度都極為科學完備。
四、法律適用：以刑措、無訟為理想，採取多元糾紛解決機制
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國．國家治理成本極高，而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政府嚴格控制各級官吏的員額，盡量將人力資源投入到保障農業生產方面。孔子推崇德政而無訟，他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中國自秦漢以降，考核地方官吏的主要指標就在於人口增殖、開墾土地、稅收增長，而賊盜、訴訟則作為反向指標，訴訟的數量越多，越是表明養民、教民有所欠缺。
中國古代對糾紛採取多元的糾紛解決機制，對於民間田宅、婚姻、錢債等糾紛，一般由家族內部調解息爭；家族內部不能解決，則由鄉紳里正調解判斷；仍不能解決，才可以訴諸地方官府。地方官府一般不專設司法裁判官，在處理民間糾紛過程中，多採取剖明事理、調解息爭的方式，只有不能調解的情況下才以裁判的方式結案。
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重大刑事案件，從地方官府到中央法司均高度重視，對案件的處理有著嚴格的程序，最終對刑罰的適用和執行極為慎重，以保證刑罰的公平，避免冤獄。《尚書》有云：「明德慎罰」，「惟刑恤哉」，法司鞫讞，務在寬平。特別是對死刑案件的裁判與執行，是中國古代司法中程序最為審慎嚴格的。北魏時期，確立了死刑復奏制度，非經皇帝核准，死刑案件不得執行。到了唐朝，對重大命案採取更為嚴格的限制，唐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以期「奸偽自息」。唐太宗還援引明德慎罰之古代先例，對死刑案件提出了更為嚴格的限制：「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在太宗朝，死刑案件必須中央政府議決，皇帝親自決定，並經過三複奏（地方案件）、五復奏（京畿案件）的程序才能最終執行。到了明朝，逐漸形成會審制度，重大案件經會審方能定案。清朝在明朝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嚴格控制死刑的秋審和朝審制度。多數死刑案件經過會審之後才能執行，而相當比例的死刑犯在會審中可以得到減輕處理。
作者簡介
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法律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2018年1月11日山西市場導報法院文化周刊
本刊刊訓：
在這裡，激情碰撞文化，詩意表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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