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范仲淹：只彈「履霜」警後世，千秋「褒貶」誰可見

原標題：三論范仲淹：只彈「履霜」警後世，千秋「褒貶」誰可見

史傳范仲淹素愛彈古琴，曾於琴中思古，又向志於琴道的崔遵度請教「琴何為是」，並問還有誰與他志同道合，崔公說是唐處士，於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他為自己尋到能學琴與琴道的老師快樂如孺子。據陸遊《老學庵筆記》載：「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履霜》雖為一古琴曲名，其語出自《周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其字面之意，為踩上霜時就知道寒冬即將來臨，提醒人們「防微杜漸」而「如履薄冰」。而范仲淹平日只彈《履霜》一曲，可知其對於自己的職責使命的「如履薄冰」和政治節操的清潔自守。

1029年，仁宗十九歲，章獻太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認為這一做法混淆了家禮與國禮，就上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於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上疏奏報內廷，沒有獲得答覆。范仲淹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入宮，再次石沉大海。

時朝中另一大臣、范仲淹的好友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驚失色，批評他過於輕率，不僅有礙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之人。范仲淹據理力爭，並回寫一封長信，詳述自己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於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1033年，太后駕崩，仁宗親政，召范仲淹入京，拜為右司諫。時群臣多議太后垂簾時為政之失（，范仲淹卻認為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后過失，成全其美德。仁宗採納，詔令朝廷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之事。仁宗因劉太后新亡，欲立楊太妃為皇太后，參與軍國大事。范仲淹認為頻立太后，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仁宗採納，罷黜太后冊名。

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並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在范仲淹只彈《履霜》的背後，還有他悉心為朝廷發現和選拔人才。史傳范仲淹特別善於識人，當狄青還是個下級軍官時，范仲淹就對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從此折節讀書，精通兵法，後以武官任樞密使，成為一代名將；有宋一代大儒張載少年時，喜歡談兵。二十一歲時，謁見范仲淹，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作為將領實在屈才，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他讀《中庸》。後來張載遍觀釋老，無所得反而求六經，後成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學關學的創始人。北宋一代名臣富弼少年時好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說：「王佐之才也」，並把他的文章給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兒嫁給了富弼。宋仁宗恢複製科後，范仲淹告訴富弼說：「你應該由制科步入仕途」，並推舉他為茂材異等，富弼從此進入官場，開始其作為一代名相的仕途生涯。

相傳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時，城中文武官員大多得到過他的推薦，唯有蘇麟，因在外縣擔任巡檢，不在城裡，未得提拔。於是，蘇麟就向范仲淹獻詩一首，其中有兩句為：「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為他寫了一封推舉信，後來蘇麟也得到升遷。

另外，作為當朝宰相，范仲淹治家甚嚴，教導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積德行善，范氏家風清廉儉樸、樂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讓次子范純仁自蘇州運麥至四川。范純仁回來時碰見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親之喪，無錢運柩返鄉，便將一船的麥子全部送給了他，助其還鄉。范純仁回到家中，沒敢提及此事。范仲淹問他在蘇州遇到朋友了沒有，范純仁回答說：「路過丹陽時，碰到了石曼卿，他因親人喪事，沒錢運柩回鄉，而被困在那裡。」范仲淹立刻說道：「你為什麼不把船上的麥子送給他呢？」范純仁回答說：「我已經送給他了。」范仲淹聽後，對兒子的做法非常高興。

後世雖給以范仲淹極高的評價，稱其「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然而，范仲淹本人卻沒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歡袒露自己的真實性情。他也發過牢騷：「人世都無百歲。少痴、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竊讀宋史，讀及范仲淹只彈《履霜》一節，始知如范仲淹這樣的忠直之臣的出現，其背後實有中華文化之深遠背景。中華傳統儒道文化的精髓，在於秉承家國天下之大任，在於厲行忠義血性之本能，在於孝廉清正之職守，在於經國治世之大用。范仲淹者，實中華儒道文化遺產之優秀繼承者和真正的實踐者。尤其觀范仲淹於太后在時，直言其失；太后崩後，維護其德。其為臣子，可為至忠；其之人格，可謂高尚。然而何以仲淹前世後人中鮮有見之者？實歷代所有執政者，不能洞悉人性之本私，不能盡教化之大成，不能做有效監督之設計，亦不能採取高效之激勵措施，而使後世眾人不能踐行之。倘若後世為政者深明其理，能夠本著民族復興的長遠目標做有效的政治設計，從而使更多如仲淹般的能吏忠士頻現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之路，則不啻為民族之大幸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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