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著名古文字學家高明先生
2008年高明先生於北大藍旗營家中
活字君按
2018年1月10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資深教授，92歲的高明先生在天寒地凍的北京去世。作為新中國所培養的第一代考古學學家與古文字學家，高明先生在考古、古文字教學與研究及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貢獻。活字文化今天刊發李零先生記述高明先生的長文，有助於大家了解高明先生的為人與治學，同時表達我們對高明先生的懷念與哀思。
持誠以恆，終無愧悔
——從高明老師的書讀到和想到的
李零
俗話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讀書人最重虛名，能夠看破名的，少之又少。澹泊名利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見過的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是這樣的人，高老師也是這樣的人。他們都是非常厚道的人。
人有生前之名，也有身後之名。我們和古人打交道，只讀其書，不見其人，什麼恩怨是非，道德高下，統統煙消雲散，距離產生美感。但活人呢，情況卻大不一樣，人和書都很重要。如果密邇相處，人更重要。你會發現，有些名氣很大的人，其實並不可敬可愛；有些非常可敬可愛的人，名氣反而不大。有時候，人和學問還正好相反：得之博大，失之油滑；得之謹嚴，失之苛狹。人好學問好，當然最好，但讓我挑一樣，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因為，誰會樂於和一個缺乏真誠缺乏寬容自己不輕鬆也讓別人輕鬆不起來的人聊天談心講心裡話呢，除非你自己就是個虛頭八腦的人。
高老師是我非常敬佩的學者，不僅是他的書，也是他的為人。特別是他的為人，和他面對面談話，心對心交流，尤其讓我感到輕鬆愉快。
我和高老師認識多年。當年，我在考古所，就認識高老師；調來北大，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但我覺得，對高老師，我還理解得很不夠，我們的學術界，特別是古文字學界，對高老師的重視也很不夠，甚至存在歧視和偏見。如以高老師作課堂教學的靶子和輔導學生寫論文批判高老師，就是我身邊發生的事情。這是極不公正的。
高老師寫的書很多，每出一書，他都送我。最近，我把這些書放在一起，重新學習了一遍。這裡，我把我的體會講一下。
一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高老師不是個一般的古文字學家，即通常認為，純屬漢語專業的古文字學家，更不是那種撅著屁股認字，熱衷糾謬訂錯，專跟同行抬杠較真毀人不倦的古文字學家。現在的古文字學家，多半是這樣一種概念，特別是年輕一代的風氣，完全是這種樣子。高老師不一樣，他不是這種「正宗的」古文字學家，而是個考古出身的古文字學家。他忠於職守，勤於著述，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考古專業，也為後來的北京大學考古系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材（如葛英會、連劭名、曹瑋、來國龍、許全勝、王明欽，等等）。一個學者，不管本事大小，他對他從事的事業傾心熱愛，筆耕不輟，盡心竭力，這就夠了，何必再說三道四。
為了讓我的同行對高老師的貢獻有一個全面了解，我先講一下高老師的考古經歷。
高老師，1926年12月22日生，天津人，有天津人的豁達和開朗，鶴髮童顏，今年（本文寫於2005年——編者注）已經79歲。解放初，他已參加革命工作，曾在北京市勞動局當幹部。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這是北大歷史系成立考古專業的第一屆招生。1956年，高老師畢業，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都是在這個崗位上。
1976年以前，高老師除課堂教學，經常帶考古專業的學生參加田野實習。他主持或參加過許多重要的考古發掘和調查。這段難得的經歷，別人很少提起，他自己也很少提起。他說，考古是門靠發現吃飯的學問，很多人辛辛苦苦，全靠這些發現，他們對這些發現非常在乎，對發現的解釋權和發明權也非常在乎，惟恐別人搶材料。所以，凡遇此類問題，他總是能避的就避，能讓的就讓，發掘完，材料一交，走人。對這段經歷，他輕描淡寫，一點都不在乎。但是，誰也無法否認，他是我國考古學界的一位老前輩。
畢業後，緊接著，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他都參加了。很多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故事，不堪回首，我聽他講過。
1958年，高老師帶領考古專業54級的本科生（還有蘇聯留學生劉克甫和兩個朝鮮留學生）到陝西華縣實習，發掘泉護村、安家堡、騫家窯、元君廟的仰韶文化遺址和墓地，當時是副博士研究生的楊建芳和張忠培先生任輔導員。發掘收穫，見黃河水庫考古隊華縣隊《陝西華縣柳子鎮第二次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59年2期，71－75頁；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華縣報告編寫組《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報》1980年3期，297－328頁；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廟仰韶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華縣泉護村》，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發掘回來，系裡調高老師支援新疆，他沒去。去了就糟了，我這麼想。高老師的一生都會因此而改變。
1959－1960年，三年困難時期，餓肚子，高老師在北京昌平齋堂下放勞動。
1961年，高老師和鄒衡、俞偉超、李伯謙先生帶領58級的學生到北京昌平縣實習，共同主持了雪山遺址的發掘，發現了雪山文化，分為三期，分別相當於紅山、龍山和夏商。這次發掘，報告未出，只有簡單介紹，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2－25頁。
1962年，高老師和嚴文明、夏超雄、李伯謙、張劍奇先生帶領59級的學生（還有越南留學生二人）到河南安陽市實習，參加了安陽大司空村的發掘，簡報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62年安陽大司空村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8期，380－384頁。
1963年，高老師帶領部分59級的學生到山西省侯馬工作站，在工作站張萬鍾先生的指導下整理陶器資料，並對天馬－曲村一帶的西周遺址和古城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試掘。這是最早對天馬—曲村遺址的調查和試掘。
1964－1965年是四清運動時期，高老師在北京昌平縣參加四清工作。
1966－1976年是「文化革命」時期。考古專業內又有很多同室操戈人整人的故事，更加激烈。1966－1969年在學校搞運動，1969－1971年下幹校（在江西鯉魚洲），1970－1976年是工農兵上大學時期。
1975年，高老師和趙朝洪、張劍奇先生帶領73級的學生到陝西咸陽進行田野實習，參加陝西省文管會、西安市文管會、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組成的聯合考古隊，負責主持了阿房宮遺址中「北司」遺址的清理和發掘。實習結束後，並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錫台先生赴扶風、岐山進行考古調查，為次年74級學生的田野實習劃定發掘範圍，確定以扶風召陳和岐山鳳雛為發掘地點。
1976年，高老師主動提出不參加74級學生在周原遺址的發掘，改同呂遵諤、趙朝洪先生帶領73級的學生到山東淄博市齊臨淄古城桓公台、河崖頭等東周遺址進行發掘。
「文革」結束後，高老師同蘇秉琦先生談過，希望脫離田野工作，專心從事古文字教學和古文字研究，獲得領導批准。他的考古生涯就這樣悄無聲息地結束了。
高老師參加過的考古發掘和考古調查，時間範圍包括新石器時代（如泉護村、元君廟的仰韶遺址和墓葬，以及雪山遺址）、商代（大司空村遺址）、西周（天馬－曲村遺址和周原遺址）、東周（侯馬古城遺址、桓公台遺址和河崖頭戰國墓）和秦代（阿房宮遺址），早期各個時段，都有親自動手的經驗。這些工作，有些很重要。如天馬－曲村遺址和周原遺址的調查和試掘，就是後來開展工作的序幕，現在誰都知道這兩個遺址，名氣非常大；雪山遺址，也是北京地區很有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在下面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考古訓練和考古實踐對他的古文字研究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歷史、文獻和考古三結合的大視野，高老師的古文字研究和古文獻研究，早期各段都有所涉及，每個時段的文字，他都是從文字背後的多重背景尋找說話依據；二是他的作品大量使用了考古材料和考古方法，不光是就字論字，而是結合著考古實物，考慮到它們的組合、形制、紋飾，以及考古的年代序列和遺址分布。
中國的古史研究，其實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儘管專業分工把它分成了許多領域，但實際上是同一門學問。學者按各自的專業訓練分疆劃界，往往限制了人們的眼界。越是自成系統，技術性和專業化強的領域，越是容易變成壁壘分明自我滿足的封閉系統。「我離開誰都行，誰離開我都不行」，就是這種故步自封的典型表達。考古研究有這類問題，古文字研究也有這類問題。正是因為有這這種狀況，我們才特別需要跨學科的研究和溝通。
古文字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考古學、歷史學、文獻學，都有份。但今天，很多人都以為，它只是一門識字的學問。我和這種看法不同。因為事實上，羅王之學和羅王之學的傳人絕大多數都不是把自己局限於這種學問，而是把地下出土的各種材料，當作研究三代上古歷史的線索。以往從事這門學問的研究者，其實是來自不同的領域。他們當中，既有傳統的金石學家，也有西學引進後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既有傳統的小學家和考據學家，也有西學引進後的語言學家。傳統小學家，即所謂章黃之學，原來是在這個範圍之外，現代語言學家的參與也相當晚。這是一門新舊雜糅大家拼湊起來的學問。我們需要的是彼此尊重和取長補短，特別是邊緣學者，邊緣學者從事的跨學科研究，對於不同領域的溝通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比如甲骨學研究上的「四堂」：羅雪堂、王觀堂、董彥堂、郭鼎堂，羅、王，嚴格講起來，是金石學家和歷史學家，郭沫若是歷史學家，董作賓是考古學家。他們都是跨越不同領域的學者。誰都不會因為他們不是「單打一」地研究古文字，就說他們不是古文字學家。相反，正像董作賓對甲骨學有巨大貢獻一樣，考古學家利用考古學知識研究古文字，也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角度。比如他把甲骨分為五期，就是從考古分期必然會提出的問題。
同樣，說到北大考古系（現在是考古文博學院）的古文字建設，說到更廣泛意義上的古文字教學體系的建設，高老師是功不可沒。我希望，大家讀他的書，一定要注意他的學術背景，千萬不要忽視這一點，更不要忘記這一點。
二
高老師從事古文字教學，是從1960年開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課是由兩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講授：1952－1953年是由張政烺先生講授，1954－1957年是由唐蘭先生講授。唐蘭先生之後，1958－1959年，還有一段是由孫貫文先生講授。高老師接手這門課，難度很大，帶有白手起家的性質。當然，在其後的很多年裡，唐先生給了他很多指導，孫貫文先生也給了他很多幫助。在高老師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唐先生的很多影響。高老師一直是懷著極大敬意，稱呼唐先生為「我的老師」。孫貫文先生，也是高老師最懷念的故人，被他親切地稱他為「良師」、「益友」（《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序言）。
我在上面說過，1956－1976年，這20年里，高老師把很多時間都花在了帶學生田野實習上。歷次政治運動也無端耗費了他的很多生命，就像那個年代的很多前輩一樣。這段時間裡，高老師正式發表的文章只有三篇：
（1）《建國以來商周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文物》1959年10期，24－31頁。
（2）《略論汲縣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考古》1962年4期，211－215頁。
（3）《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績》，《文物》1973年12期，6－13頁（與俞偉超先生合作）。
前兩篇，發表於「文革」之前，後來收入了《高明論著選集》。後一篇，發表於「文革」期間，是與俞偉超先生合作，沒有收入《高明論著選集》。
1970－1978年，是工農兵上大學的時代。這段時間裡，考古專業陸續編印過一批考古學教材。1974年，高老師也編印了《古文字學講義》（試用教材）。這份講義就是他後來寫作《古文字類編》和《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的基礎。
高老師的著作主要寫成於1976年以後，發表則是1980年以來。1976年，「文革」的結束，解放了所有中國人，也解放了高老師。
1980－2001年，高老師共出版了六本專著：
（1）《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2）《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初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修訂版）。
（3）《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4）《古陶文字徵》，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與葛英會先生合作）。
（5）《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6）《高明論著選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
這六本書，（1）（2）兩種是在《古文字學講義》的基礎上寫成，是高老師對其古文字教學的總結；（3）（4）兩種是系統研究古陶文的專著；（5）是研究馬王堆帛書《老子》的考據之作；（6）是單篇論文的選萃。此外，高老師還有其他一些作品，限於篇幅，下面不再談。
在歐美國家裡，很多教授都是一本書主義或兩本書主義。我國老一代的學者，有些連一本書都沒有。但高老師卻寫了六本很有份量的書，比起他的同輩，是相當高產的。然而，高老師在職稱晉陞上卻並不順利，退休時連一個「博導」的頭銜都沒有。真讓我們這些晚輩慚愧惶恐，不合理呀。
我先說一下高老師的頭兩本書。
中國的古文字教學，在高等院校的教學中，本來就是稀缺，世俗多神話為絕學。1978年恢復研究生考試，最初只有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招收古文字研究生。我讀研究生那陣兒，好多老先生還在。老先生帶學生，一般都是口傳心授，直接從原材料摸起。長時間裡，古文字教學一直都是苦於沒有教材。如果大家能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體會一下，古文字教學，從無書到有書，道路有多艱險，大家就會理解，高老師的貢獻有多大。第一，那時沒有今天這樣的條件，所有原材料，著錄都很分散，要自己動手一本本摸，工具書很匱乏，高老師是用20年的功夫，積累歷年的教學實踐，才寫成這兩本書。第二，我們學校，中文系和考古系都開古文字課，但中文系的古文字課，講授對象是研究生，沒有正式教材，本科生是講文字學概要，文字學概要是按漢語專業的要求設計的課程，講的是一般的文字學，而不是古文字學。考古系，情況不一樣，他的講授對象是所有學考古的學生，不光學古文字的研究生要學，本科生也要學，教材的意義更大。第三，高老師的這兩本書是出版於1980和1987年，不但比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要早，也比其他的古文字教材要早。不管有什麼缺點錯誤，它們畢竟是最早完成的系統講授古文字課的合格教材，當時那是頭一份。1992年，《中國古文字通論》獲得全國教材一等獎和全國優秀教材特等獎，那是當之無愧。
說到這裡，我想插一句話。我們的學術界有一種傾向，就是看重結果勝於開端。這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後來居上」的「後來」，總要尊重它所踩的肩膀。其實，對於一個學科來說，提出問題，劃定範圍，也非常重要，特別是在白手起家的草創之際。全局性的突破，理論性的突破，尤其重在開端，細節的對錯並不是關鍵問題。從無到有和從有到有，就是不一樣。別人怎麼看，我不管。反正在我看來，高老師對古文字教學有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這一點絕不能抹殺。
研究古陶文，也是一種填補空白的工作。中國的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都有彙編性的圖錄和工具書，惟獨陶文，相對冷落。長時間裡，大家一直使用的是《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錄》。這兩本書，我也經常用。前者，應中華書局之請，我對周氏家藏本還做過分類考釋。平心而論，它比這兩本書，無論是在材料的豐富性上，還是在文字考釋的水平上，都有巨大進步。有人私下對這兩本書橫加挑剔倒也罷了，但要說它們連《季木藏陶》和《古陶文孴錄》的水平都不如，那可就太過分了。特別是，高老師寫這兩本書，那是倍嘗艱辛。我知道，為了複印各種拓本集中的材料，他需要少許資金的支持，但向學校申請，不批准，很多花費，只好自己掏腰包。我們現在的科研製度，是花錢才叫成績，花大錢才叫大成績。對比當時特別是今天那些虛糜國帑、腦滿腸肥的浩大工程，我只有一個感覺，就是高老師的書太不容易，讓我們這些旁觀者都感到委屈。
馬王堆帛書《老子》，基本上屬於文獻學研究。過去，很多研究《老子》的學者讀慣了傳世本，對傳世本形成感情，形成心理定勢，帛書本發現後，他們總想折衷二者，說帛書本和傳世本各有千秋，應該擇善而從。高老師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帛書本有自己的歷史傳承，不能不問歷史先後，任意攙雜。我們從校勘學的常識看，從文本演變的歷史規律看，高老師的理解，無疑是正確的。他彙集所有材料，做全面整理，在《老子》研究上也是獨樹一幟，深得古文獻界和哲學史界的好評。
高老師的論文集，對研究高老師的研究範圍和前後變化也很重要。
這些文章，可以分為五組。
（一）文集的前五篇，主要是談文字起源、古文字的演變規律和釋字體例。
《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是談文字起源。這個問題還是一個在探討中的問題。作者認為，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刻劃符號，大多都是符號，不是文字。前者只能叫陶符，後者才是陶文。陶符是六書概念中的指事，光有指事，還構不成文字，文字要待會意、形聲具，才會產生。指事不是文字的源頭，象形才是文字的源頭。這篇文章和《「圖形文字」即漢字古體說》可以相互參看。作者認為，通常稱為族徽的商代族名用字，不是圖畫，而是文字，與同時期的甲骨文比較，特點更為原始，應該叫「圖形文字」。這兩篇文章的觀點，比較接近唐蘭先生的「文字起源是圖畫」說。《略論漢字形體演變的一般規律》、《古體漢字義近形旁通用例》和《談漢字中的別字和誤字》是講文字體例，作者對古文字的演變規律和釋字體例有系統總結。前兩篇是《通論》上篇的準備，後一篇是《通論》上篇的補充。這組文章，討論的都是古文字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他對陶符和陶文的界定，為日後編寫《古陶文彙編》、《古陶文字徵》劃定了範圍。別字和誤字，過去注意較多主要是碑刻、墓誌和敦煌卷子，其實早期文字也有這類問題。我們從近年發現的簡帛古書看，這個問題很重要。早期文字，除去形借音假、同義互換，這一條也不能忽略。
（二）文集的第六至第九篇，主要談甲骨文。
《從甲骨文中所見王與帝的實質看商代社會》是談甲骨文中「王」與「帝」的不同，作者認為，它們各有來源。在商代卜辭中，王是世俗的軍事首領，而帝是由直系父輩先王演化成的主宰宇宙的宗教神靈。周人只稱王，不稱帝，是強調其天下一統、至高至尊的地位，比商王更有權威性。《武丁時代「貞※卜辭」之再研究》是考卜辭「貞※」為「貞冥」，同郭沫若、唐蘭先生的「貞※」說進行商榷。作者認為，有關辭例與婦女分娩生孩子無關，而是卜病之辭。現在，學者有新的想法。如最近發表的趙平安《從楚簡「娩」字的釋讀談到甲骨文的「娩※」》（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上冊，55－59頁）引用我對上博楚簡「免」字的看法，對卜辭中的有關辭例進行再討論，就是支持舊說。這在古文字討論中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不必多說。《論商周時代的臣和小臣》也是討論商代社會的論文，作者認為「小臣」是與「臣」或「大臣」對應，是宮廷內伺候王室生活的各種近侍，多數身份卑微，可能是後世太監的前身。《略論周原甲骨文的族屬》是討論周原甲骨研究中的大問題。這批甲骨是商人的甲骨還是周人的甲骨，一向有爭論，特別是涉及商王祭祀的那幾片，最近周公廟遺址又出土了一批西周甲骨，這個問題仍有爭論。作者認為，它們都是周人的甲骨。雖然，在具體分析上，我和高老師的想法還不完全一樣，但總的結論，我完全同意。
（三）文集的第十至第十八篇，主要談金文和銅器研究。
《從金文資料談西周商業》和《西周金文「※」字資料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圍繞西周金文中的「※」字討論西周商業。這個字，目前學術界有兩種看法，一種是釋「貯」，一種是釋「賈」。高老師持前說。不管這種意見是否對，他對有關材料做了全面討論。《建國以來商周青銅器的發現及研究》和《略論汲縣山彪鎮一號墓的年代》，是作者早年發表，上面已經提到。前者是綜述50年代發現的商周青銅器，在當時是很好的介紹。後者是同考古界的前輩郭寶鈞先生商榷。作者從墓中出土的器物和銘文兩方面看，認為山彪鎮一號墓不是戰國晚期墓，而是戰國早期墓。《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禮器研究》是一篇長文，分上、中、下三篇發表，上篇考組合，中篇考形制，下篇考紋飾。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研究東周銅器，秦、楚討論比較多，中原地區較少。研究後者，這篇最有綜合性。過去，研究東周考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洛陽中州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是典型報告。這部報告的寫成與蘇秉琦先生的指導有關，很多前輩都很推崇它。但報告中的銅器墓，數量有限，隨著考古材料增多，日益顯得單薄，此文選取22個典型銅器群，其中包括《中州路》的4個例子，分為10組，進行討論，不但材料增多，分析也更為細緻。比如，《中州路》的定年普遍有點偏早，應當調整，高老師的調整是令人信服的。還有山彪鎮一號墓，作者也修正了自己的若干看法。《※、簠考辨》是研究銅器定名。銅器定名，多出宋人，很多是正確的，但也有個別名稱是錯誤的。比如考古報告和博物館陳列中習慣上稱為「簠」的器物，就是個錯誤的定名，其實應改稱為瑚。1958年和1978年，唐蘭先生已指出這一點。1977年，海外學者Chang Cheng-mei（中文原名待考）也發表過類似看法，但詳細論定，還是高老師的這篇文章。可惜的是，直到現在很多考古報告和博物館陳列，還是沿用錯誤的定名。《談古越閣藏吳王夫差劍》是談古越閣收藏的一把吳王夫差劍，作者把它定為林壽晉先生所分東周青銅劍的III型，認為這是春秋晚期的一種新劍型，而且最初見於吳王闔閭自作用劍，可稱「吳王闔閭型劍」。此外，文集未收，我還想提到的是，高老師和俞偉超先生合寫過一篇很有影響的長文，即《周代用鼎制度研究》，最初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1－3期。此文初稿是由高明先生撰寫，俞老師看過，認為很重要，曾建議他單獨出個小冊子，惟文中缺少西周部分，遂商議合作，對全文進行徹底改造。這篇文章，在學術界雖仍有爭議，比如我自己就對作者的「鼎分鑊、升、羞」說，以及鼎數的分配原則都有一些不同看法，並就此做過進一步討論。但我們都從這篇文章獲得過很多靈感和啟發。我一直有一個看法，即學術上真正帶有突破性的問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都不能以簡單的對錯，用計點的方式去評價。這種啟發絕不是顛撲不破但也雞零狗碎的考證所可比肩。此文現已收入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62－114頁），請參看。
（4）文集的第十九至二十二篇，主要談陶文和與陶文有關的問題。
過去研究的陶文，主要是指東周和東周以後的陶文，大部分金石拓本，其收載範圍都是如此。年代更早的東西，向來不為治古文字者所關心留意。《略談古代陶器符號、陶器圖像和陶器文字》和《商代陶文》正好是談陶文研究中最早的部分。作者不僅對陶符和陶文做了嚴格界定，而且討論了許多最新發現，如丁公遺址出土陶片上的11個符號到底是不是文字的問題。《從臨淄陶文看※里制陶業》是從古文字材料考證戰國時期齊都臨淄的制陶業，這個問題也是齊陶文研究中的關鍵問題。作者不但考文字，還運用了有關的發掘材料，其中就包括上文所說1975年春作者親自參加發掘，在桓公台、河崖頭等遺址的發現。《說「※」及其相關問題》是和著名戰國文字專家朱德熙先生商榷。這篇文章也和齊陶文的研究有很大關係。作者指出，朱文引用的兩件銅方升其實都是偽器（裘錫圭先生已有類似疑問）；其中「右里」後的那個字，到底是什麼字還可討論，但肯定不是「※」字，釋「廄」不能成立；最後的器名，異說紛紜，作者認為是上從卲，下從金，也和朱氏釋「饌」不同。文章的基本觀點我是贊成的。另外，我讀此文，還有一點感想。朱先生是大家，我們都很尊重，但絕不是不可商榷。如果真是不可商榷，或者如某些人認為的那樣，大學者肯定不犯錯誤，犯了也是高級錯誤，那就取消了古文字這門學問。因為古文字這門學問，對外雖有神秘性，但恰恰是個答案鐵板釘釘而認識反而最難確定的領域，對錯只在一閃念。古文字學家也是人，不犯錯誤不是人，犯錯誤乃是正常之事，不犯反而不正常。不允許別人犯錯誤，是霸道。不允許自己犯錯誤，則根本做不到。結果只能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在此文引用的一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權威的作用有多大，比如朱先生釋「廄」，本來不過是一種假說，但此說一出，竟有那麼多學者靡然風從。這是發人深省的。還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問題。一是郭店楚簡中讀為「詐」的那個字（從虍從且從又），裘錫圭先生的讀法本來是對的，上博楚簡的辭例可以證明，這個讀法很正確。但他一出來檢討，大家就全部轉向，不但有人號召，群起學習他的高風亮節，還全部跟著他，錯誤地改釋為「慮」。二是裘先生把上博楚簡中「孔子」的合文改讀為「卜子」，這也不過是裘先生的即興發言，但李學勤先生一支持，大家又有新一輪的學習狂潮。即使裘先生自己也聲明放棄此說後，還有人說，是別人陷害他，故意引導他犯錯誤。其實，他老人家也會犯錯誤，這有什麼奇怪？奇怪的只是如此盲目捧臭腳。
（5）文集的後六篇，內容比較雜，涉及侯馬盟書、簡帛古書，等等。
《侯馬載書盟主考》是討論侯馬盟書中的人物和年代，這個問題也是長期存在爭論的問題。作者認為，主盟人是趙桓子趙嘉，趙嘉的敵人是趙獻侯趙化，「丕顯※公大冢」是「丕顯出公大冢」。近年還有一些學者在繼續討論這些問題。《秦簡日書「建除」與彝文日書「建除」比較研究》是一篇跨文化比較研究的文章，作者於結尾處引楊向奎先生說，謂「歷史學有三重證據：一是文獻，一是考古，一是民族調查」。
重視民族調查的材料，是50年代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那一代史學家非常強調的一個特點，高老師也很重視這種比較。《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冠人」俑》是討論一個小問題。作者參考漢魏隸書的寫法，把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一件木俑上的題字釋為「冠人」，解釋為內侍的宦官。《據武威漢簡談鄭注〈儀禮〉今古文》和《從出土簡帛經書談漢代的今古文學》是一組，都是用簡帛古書做文獻研究。李學勤先生說，認真讀過武威漢簡《儀禮》的人沒有幾個。但我知道，高老師就是其中的一個。我曾親眼見過他在《武威漢簡》一書上細密圈點批畫，閱讀極為仔細。文集的最後一篇是作者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要籍著述叢刊〈老子〉》寫的前言。作者對傳世《老子》古本中的四種，即嚴遵《老子指歸》、王弼《老子道德經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章句》和傅弈《道德經古本篇》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此文與高老師對馬王堆帛書《老子》的研究有關，可以對照參看。
總之，高老師在古文字學領域中涉獵極廣，創穫實多，所有古文字學家都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三
考古學是門大學問，好像星漢燦爛，浩瀚無垠。古文字是門小學問，就像費長房跳入的那個葫蘆，「既入之後，不復見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別有天地（《神仙傳》卷九的《壺公傳》）。高老師選定考古學中的古文字教學作為自己開墾的園地，在考古學中也許太小，在古文字學中也許太大，兩面都不容易討好。比起他的很多同輩，作為考古學家，他的名氣沒有某些人大；作為古文字學家，他的名氣也沒有某些人大。但我以為，作為一個純粹學者，作為一個忠厚長者，他的勤勤懇懇，與世無爭，卻是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關於高老師的為人，我只講三點。
第一，我的印象是，他是個澹泊名利的人，酷愛學術的人，待人誠懇的人，特別是對於學術同行，無論老少尊卑，總是平等相待，從不議論人家的長短是非，即使對自己不喜歡的人，也總是保持著君子風度。我們從他的文章，從他的引用，隨處可見，他對他的同行，無論是誰，都抱著極大敬意，哪怕是批評商榷的對象。對學生，也總是能幫就幫，有危難，他會挺身而出；有機會，他會奔走推薦，並不在意感謝與報答。我自己就得到過他的很多無私幫助。
第二，我曾不止一次提到，高老師送我金玉良言：老一代古文字學家，學問很好，但文人相傾的習氣也很重，你千萬別學這一套，要學，就要學張政烺先生，他的道德文章我們比不了。高老師是講張先生，但我認為，高老師自己也正具備這種特點。我們回顧他所走過的人生歷程，當可看出，凡是出人頭地的事，他總是避讓躲閃，唯恐不及。這使他失去了一些在別人看來是志在必得的東西，但贏得的卻是我們的愛戴，發自內心的愛戴。
第三，高老師有個其樂融融令人羨慕的家庭，他和他的老伴劉老師，過著井井有條非常儉樸的生活，幾十年相濡以沫，完美和諧。老兩口疼愛兒子、女兒，孩子們也眷念父母，總是惦記著老兩口。他們都很有成就，對父母的照顧也很周到。這是他們的福氣。過去，高老師身體不是太好，體型略胖，臉色發紅，心臟出過問題，一度住院搶救，但1994年到美國訪問，經常爬山，身體開始瘦下來，精神也變得很好，好像換了一個人。現在，他每天都在院子里遛彎，沒事就在家中練書法，看上去氣色越來越好。我認為，人好，受人尊敬，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才是生活中最有價值的事。
在《高明論著選集》的序言中，高老師說，在他涉及廣泛的這本書中，有個貫串全書的指導思想，也是平素指導他為人、做事和從事學術研究的準則，就是一個「誠」字。他的名字是取自《中庸》的「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他說，「我以誠做人，以誠待人，不凌弱，不諛強，由此使我結交了許多誠摯知己的好友，但也因此遭受一些冷遇甚至是打擊。我雖以付出換來苦澀，而終不悔，仍將持誠以恆」。
高老師早年坎坷，一心向學，終遂心愿。對比過去，他對現狀總是心滿意足，就連大家玩命追逐的錢，他也總是說，太多太多，花也花不完。
真誠的付出，必有真誠的回報。孔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他這一生，確實沒有可以愧悔的地方。
2005年2月13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END
附記：我當學生的時代，「先生」是指學界長者，如唐蘭、於省吾輩，當時年輕一點的老師，如李學勤、裘錫圭輩，一般是稱為「老師」，雖然彼此並沒有授業的關係。但我總覺得，「老師」的稱呼叫慣了，更有懷舊氣氛，也更為親切，故上文一律使用「高老師」。其他學者，反而按現在的用法，一律使用「先生」。上文第一節是參考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五十年》（2002年），以及其他一些材料，不太明白的地方，則是請教高老師。凡文中不夠準確或存在錯誤的地方均由本人負責。
沉痛悼念高明先生
*來源：本文轉載自「活字文化」
訃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高明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8年1月10日13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高明先生1926年12月出生於天津。195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並留校任教。1987年晉陞為教授，曾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國文字博物館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秦文研究會學術顧問。高明先生熱愛學術，淡泊名利，長期從事古文字學研究工作，為中國古文獻學、古文字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高明先生的逝世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也是中國考古學界的重大損失。對先生的逝世，謹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高明先生告別儀式定於1月14日（周日）上午11時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梅廳舉行。校內參加遺體告別的同志請於1月14日上午9：50於勺園前乘車前往。
特此訃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高明先生治喪辦公室
201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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