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忌的同盟者：朝鮮王朝與明東江鎮交涉史考論（1621—1637）
原標題：猜忌的同盟者：朝鮮王朝與明東江鎮交涉史考論（1621—1637）
猜忌的同盟者：朝鮮王朝與明東江鎮交涉史考論（1621—1637）
王桂東
提 要：明清鼎革之際東北亞地區處於局勢持續劇烈動蕩與新秩序的重建期，明、清（後金）與朝鮮三方逐漸形成了一種微妙的「三角關係」。尤其是當後金攻陷明遼河以東地區之後，數十萬的遼人避入朝鮮並組建東江軍鎮不時襲擾牽制後金，使得後金在與明朝激烈爭奪遼西的同時不無東顧之憂。東江鎮軍民寄居朝鮮，便不免與朝鮮發生諸多交涉，而朝鮮王朝與東江鎮的交涉亦是明末清初史事中的重要一環，因此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雙方十七年來交涉中的某些長期模糊不清的史事給予考實，同時對前人的一些尚需商榷的觀點予以釐正，從而在考證的基礎上就雙方的交涉這一論題進行深入論析。
關鍵詞：明清鼎革之際 朝鮮王朝 東江鎮 交涉
朝鮮王朝與明東江鎮的交涉是明末清初史事中的重要一環，但長久以來由於受資料不足所限，一些問題卻始終模糊不清；近年以來隨著新資料的相繼出現，一些學者對該議題的研究又有所推進，但缺憾是往往僅倚重某一方面的史料記載，而缺乏對明、清、朝鮮三方史料記載的比勘，故而其觀點亦不無有待商榷之處；另外，學人們通常習慣於僅就某一階段的雙方交涉展開探討，如多集中於前半段的毛文龍主鎮東江時期，而對後半段則鮮有關注，至於將東江鎮前、後兩階段與朝鮮的交涉進行整體研究更為罕見。
因此結合新舊資料並將明、清、朝鮮三方的文獻記載綜合比勘，進而對朝鮮與東江鎮交涉的某些模糊不清的史事給予考實，對前人的一些尚需商榷的觀點給予釐正，無疑將會深化對朝鮮王朝與東江鎮交涉這一議題的研究，同時亦有助於加深對明清鼎革之際朝鮮同明、清的微妙關係以及東北亞地區新秩序建立前複雜國際局勢的認識。
一、毛文龍主鎮時期朝鮮與東江鎮交涉略考
自明天啟元年（1621）毛文龍率領遼人進入朝鮮至崇禎二年（1629）其為袁崇煥所斬殺，毛文龍在鮮前後歷時八年，這期間朝鮮同以毛文龍為統帥的東江鎮進行了錯綜複雜且又不乏緊張氣氛的交涉。因該題前人已有所涉獵，如東江軍對朝鮮朝廷及民間的侵奪擾害、毛文龍襲擾後金使朝鮮遭受後金報復，以及毛氏構陷朝鮮於明朝等問題，故而筆者無意於面面俱到從而有重複前人研究之嫌，而是僅就部分訛誤的史料進行考訂並發掘新史料，對一些模糊不清的史事給予考實，亦對以往學人的某些尚需商榷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新見解。不當之處，還懇請方家教正。
毛文龍，字振南，是明末亂世中湧現出來的一個較有爭議的歷史人物，自明末至今人們對於他的評價即明顯呈現出兩極化的傾向。《明史》未對其單獨作傳，而是將他的部分事迹零散地附記於《袁崇煥傳》之中，
「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大清鎮江守將……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
《光海君日記》記載曰，
「毛文龍，南方人，遼陽城陷時逸出，自旅順口浮海東來，寄居龍義間，以為牽掣之計。始甚單微，其後入據椵島，聲勢日盛，奴賊不能無東顧之憂。既而欺誑中朝，託以接濟遼民二三十萬，歲發帑銀二十萬，潛結宦官魏忠賢輩，卻不發包，入諸內璫。島糧則專責我國，虛張捷報，至作毛大將傳，鋪張戰伐之績。蟄居孤島，徒事張皇，轉增功賞，官至後軍都督。至戊辰，經略袁崇煥受命出關，稔知其狀，召至雙島斬之」。
李善洪先生認為《光海君日記》中的這段關於毛文龍的評價比較客觀，筆者亦基本贊同之，但仍認為其個別語句不免有失偏頗，如「島糧則專責我國」即不符合史實，筆者將在下文中著重給予論述。
1.「勸毛入島」與「林畔之變」
清太祖努爾哈齊起兵反明後，一路勢如破竹，連戰連捷，至明熹宗即位時，遼河以東的大片國土悉被後金軍佔領。但是後金兵力有限，再加之遼東漢人對後金的反抗情緒日益高漲，因此後金對於遼東新佔領區的統治並不穩固。時任明遼東巡撫王化貞希圖趁後金兵力不足且立足未穩之機，派遣小股部隊潛入遼河以東地區，對敵人施行游擊騷擾，「遂遣都司毛文龍率二百二十餘人，由海東窺取鎮江（今遼寧丹東——引者）」。毛文龍沒有辜負王化貞的知遇之恩，憑藉著一旅孤軍不但收復了遼東沿岸諸海島，還成功策反後金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裡應外合，於天啟元年七月十九日夜偷襲鎮江得手，並擒縛後金鎮江守將佟養真父子。「毛文龍駐鎮江七日，遼民歸者四萬餘人，度援兵不得至」，為躲避後金軍隊報復，遂「退守夾江，俄移林畔（在朝鮮境內——引者）」。
朝鮮方面是於七月二十五日得知毛文龍偷襲鎮江得手的，當得知這一消息後，朝鮮國王光海君異常緊張，「以秘密傳教曰：『雖夜深，大臣及備邊司堂上命招收議。』」朝鮮君臣連夜商討對策，可見光海君並不認可毛文龍的「冒險」行為，並生怕後金借報復之機襲擊朝鮮。而在毛文龍自鎮江退入朝鮮林畔之後，這種危險性顯然是進一步升級了，因此朝鮮方面多次力勸毛文龍撤離林畔，去海島等偏僻處躲避後金軍的報復。據《光海君日記》載：
（光海君）傳曰：因毛將一釁之故，賊兵出來，方欲追逐雲，極為可憂，速令毛將退屯彌串，而仍為下諭邊臣，今後使勿交鋒，如有（後金人）來問之事，十分善答。
其時後金軍正陳兵境上，毛文龍軍亦無退屯之意，朝鮮軍隊又在鴨綠江邊放砲向後金軍示強，且冬季將至「江水成陸」，便於後金騎兵馳突，這一切都令光海君感到事態緊急，為避免因毛文龍部而與後金軍發生直接衝突，朝鮮內部甚至建議令毛文龍率部離開朝鮮去遼西廣寧躲避敵鋒。然而毛文龍畢竟是上國將官，勸其離開朝鮮顯然有違主客之道以及朝鮮二百餘年來對明朝忠誠事大之義，故而光海君令接伴使李馨遠勸毛文龍避入地勢險要且臨海的鐵山半島：
李馨遠謂總兵（毛文龍）曰：
「茲地逼近鎮江，冰合又不遠，此距鐵山甚邇，又有倉舍山城，不比此邑之無城可守，願老爺暫向鐵山，與管參將相議軍事如何」？總兵曰：「可進不可退，在此若聞義州有急，俺當領兵馳赴。天朝貴國自是一家，豈有越視而不救乎」？
毛文龍以協助朝鮮防守後金入侵義州為由，依然不肯退避。筆者以為，毛文龍不可能不知道留駐邊境隨時有遭到後金軍報復的危險性，但他依然不為所動，其原因應正如他對時任朝鮮龍川府使李尚吉所言的那樣：「俺既以身許國，死生存亡，付之於天。事成則天下之幸也，不成則天下之不幸也。」但是他卻不曾顧及到由於他的緣故已經引發了光海君對於後金軍東犯的強烈擔憂，此後朝鮮又數次勸說毛文龍入島，而毛文龍終不肯聽從，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後金軍突襲毛文龍部，「林畔之變」發生。對於「林畔之變」《光海君日記》記載曰：
十五日，奴賊數千騎由義州暗渡，猝襲毛總兵。義州之人未及報知，賊兵如飈至風過，奄至林畔。文龍脫冠服混兵士僅免，接伴使李馨遠踰牆跳竄。賊亂斫文龍手下之人，皆延頸待戮，轉掠龍川。府使李尚吉時在衙軒，不知所出，走入仆隸中以亂之。賊求之不得，開倉作食，俄而回軍。時賊自義州深入至嘉山，迴轉龍川以還，一日所過，幾二百餘里雲。
從朝鮮方面的記載來看，此次「林畔之變」屬於後金軍對毛文龍部採取的突襲行為，以至於朝鮮地方官員都來不及將此情報通知給毛文龍，不但毛部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就連朝鮮義州、龍川等地方亦是倉促應對，極其狼狽。然而毛文龍向明朝發回的塘報對於「林畔之變」的記錄卻與《光海君日記》中的記載迥然有異：
奴自棄寬甸、叆陽後，恨職益甚。且朝鮮邊官，見職招民大（太）多，恐虜移怨，以情形通之。十二月十四日夜，虜二萬餘騎，自丑至辰，從鱗山渡江。十三日，已有女直通事黃連海過送食物，不報卑職，更令金姓者三人為之引路。且傳鮮民綁拿卑職，引圍龍川，入城縱取寄貯龍川獄中真夷叛黨七名……鮮民仍綁就食鄉兵一百四十五名獻虜，殺於館前……復引虜賊一千餘騎，直犯林畔。官兵皆散遠村尋貿米豆，卑職率領中軍丁文禮等官兵拒敵，一日七戰，勝敗相當……（奴）自敗去寬甸、叆陽，將傾國大舉，攻朝鮮義州各城。故邊官懼其攻城，而以情形通之也……假令賊雖入犯，鮮人不至綁獻，解官少肯報知，不有此殺掠之慘矣。
分析毛氏此份塘報的內容，至少有三處與《光海君日記》的記載存有較大差異，參見表1—1：
表1—1 關於「林畔之變」雙方的記載差異
| 差異之一 | 差異之二 | 差異之三 | |
| 《光海君日記》 | 渡江後金軍人數為數千騎 | 毛文龍脫冠服混兵士中僅以身免，毛之下人皆延頸就戮 | 朝鮮邊臣來不及通報毛文龍，地方官員倉促應對，狼狽逃命 |
| 《東江疏揭塘報節抄》 | 渡江後金軍人數為二萬餘騎 | 毛文龍率部拒敵，一日七戰，勝敗相當 | 朝鮮邊臣懼虜移怨，以毛之情形通於後金，卻不肯向毛告知「虜」情，並派人為後金軍引路來攻林畔 |
筆者以為：關於差異之一，《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所持的後金軍渡江人數為二萬餘騎的說法，似有誇大之嫌，其時後金兵力尚有限，且毛文龍同樣實力較弱，後金很難也犯不上一次即派出二萬餘軍隊來突襲毛文龍麾下的一群「烏合之眾」，然而《光海君日記》所持的「數千騎」之說又是否可信呢？後金一方的文獻《滿文老檔》則對此次出兵的數目載之甚明，「共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人，擊敗居於朝鮮之漢人毛文龍」。至於差異之二亦不難看出《東江疏揭塘報節抄》的記載有毛文龍掩飾軍事失利之企圖，但《光海君日記》所言的毛兵主帥脫逃，士兵延頸就戮等狼狽之象似乎亦有所誇張。而差異之三則是應該重點論及的一個問題，朝鮮邊臣到底有沒有導引後金軍引來襲，筆者於朝鮮王朝官修文獻《承政院日記》中發現了一封延平府院君李貴上仁祖國王的札子，應該可以證實《光海君日記》的相關記載嚴重失實，其文曰：
……頃年林畔之變，我國邊臣誘賊而來，其意不在於我國，故不殺東人（朝鮮人——引者），而便即渡江。
上引資料雖是「林畔之變」發生四年之後的追述，但李貴作為仁祖時期朝鮮的元老重臣，斷不至於在上國王的札子中信口雌黃，因此其可信度較高。而且毛文龍率領數十萬遼人寄居朝鮮，致使朝鮮西路麗、漢雜處，久客累主，矛盾叢生，毛文龍本人亦是與朝鮮西路邊臣摩擦不斷，彼此惱恨。而且《承政院日記》中另有一條記載頗值得注意，在朝鮮仁祖國王李倧廢掉光海君的當日，即
「下諭於都元帥韓浚謙誅平安監司朴燁、義州府尹鄭遵於境上」
此二人為光海君時期朝鮮西路的重要邊臣，同時也是毛文龍所痛恨的「林畔之變」引「虜」之人，他們的被殺似乎也驗證了其「導虜」之罪。再加之後金軍於此役只殺漢人，不殺朝鮮人，其中奧妙也頗值得玩味。故而筆者綜合分析《東江疏揭塘報節抄》中載錄的毛文龍塘報與朝鮮《承政院日記》中收錄的李貴的札子後認為：後金髮動「林畔之變」之際，朝鮮邊臣「導虜來襲」應是事實。
朝鮮邊臣「導虜來襲」究竟是其個人行為還是有朝鮮最高決策層的授意，在此試做探討。在「林畔之變」發生後的次年七月朝鮮國王光海君曾向明熹宗上奏辯誣曰：
又有華人蜚辭妄說，乃以引賊等事詆誣小邦地方員役，此則正墮伊賊（指後金——引者）奸套。已經申飭鎮道等官，凡事俱稟毛、管二將，聽候整理，如遇賊差，據義斥絕。
光海君不但撇清了自己，還極力為朝鮮邊臣開脫罪責，認為這是一些漢人沒有憑據的誣陷之辭，甚至指出這是後金方面施行的的離間之計。然而當天啟三年「仁祖反正」光海君被迫退位後，朝鮮昭敬王妃等向明朝為仁祖請封的奏文中卻數次提及光海君與「林畔之變」難脫干係。《明熹宗實錄》記載曰：
禮部尚書林堯俞等言：……今據昭敬王妃之奏，深可異者宣川（林畔）之役，李琿（即光海君——引者）降奴引賊，不謂二心通奴可乎？宣川之警，潛寇猝襲，褊塵鏖死，生將幾獲，邊吏引入，其跡莫掩，不懲其罪，猶獎其奸……賊退，涓尊以國汗，取媚乞憐，無所不至。
毛文龍為了促成仁祖李倧得到明朝之冊封，亦於天啟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奏明熹宗曰：
（李琿）與虜通謀，奉書乞和，尊以國汗，深河之役，徑泄師期，龍川之警，幾獲主將，則君臣之義滅矣。
關於光海君李琿對於明朝和後金持「兩端外交」的立場，學術界已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並形成了相當的共識。上引史料中的奏請者，雖各有私心，亦不能完全排除「成王敗寇」局面下欲加之罪的可能性，但筆者認為光海君與「林畔之變」實在難脫干係，但至於說朝鮮邊臣的導虜行為是出於光海君的事先授意，筆者廣泛搜羅史料，僅見羅振玉先生自日本朝鮮史編修會所得的「朝鮮頌毛文龍碑」之「銘序」中載曰：
「奴酋憚之，陰使人抵義州府尹鄭遵，謀殺公（指毛文龍——引者）。遵密告於廢王，王許之。」
是為孤證。故而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該問題仍尚難定論。
「林畔之變」過後，毛文龍仍然不肯避入海島，收拾殘兵欲進駐平壤。對此朝鮮方面堅決反對，認為平壤乃通衢大鎮，耳目極多，「不出數日，虜必知之。若以鐵騎不意衝突，則毛將難免大禍」。實際上平壤距離朝鮮王京較近，一旦後金軍再次對毛文龍部有所行動，則勢必長驅直入至朝鮮內地甚至於京畿地區，朝鮮斷不會答應毛文龍進駐平壤的要求，毛文龍無奈於天啟二年冬率領遼人進入皮島。
2.糧豆貿易問題
在毛、鮮雙方的經濟層面交涉中，糧豆換貿問題無疑是重中之重。對此問題前人已有過較為深入的探討，但仍有一些關鍵環節被遺漏，尚需進一步考實。如毛文龍部所需的糧豆是「專責於鮮國」，還是亦有其他來源；朝鮮向毛文龍部提供的糧豆是無償贈與，還是貿易交換；其用於交換的物品及交換方式如何，是否為等價交換；朝鮮方面為何對糧豆換貿一事深惡痛絕等。
早在天啟二年十一月光海君就曾上奏明熹宗曰：「小邦地磽米少，不能專餉天兵，恐有脫巾之患。乞依萬曆東征例，發山東糧米趁時舡運。」明熹宗同意所請。據毛文龍自稱：「六七年來只受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前輩學者孟昭信先生在其論著中亦統計出自天啟二年至七年，明朝共計運至東江米豆雜糧934577石。而當毛文龍被斬後，朝鮮方面統計得出其歷年運至毛文龍處的米穀總數僅為268700餘石。另據清人汪汝淳于《毛大將軍海上情形》中載曰：
餉自朝鮮易主後，月助餉萬石，天津歲三運，登萊歲二運，合船三百艘，每船可運米四五百石，則通歲共運米十餘萬，折色數萬不等。
由此不難辨明，毛文龍部所需的糧豆並非是「專責於鮮國」，而相當部分是由登州、天津等地海運至東江諸島的，此外東江軍還於諸島及朝鮮沿海一帶屯田自產，故而筆者在前文已指出《光海君日記》中所載的「島糧則專責我國」一句不符合史實。
朝鮮向毛文龍部所提供的糧豆除少部分為無償贈與外，絕大部分還是通過貿易交換的。朝鮮的確曾多次無償贈與毛文龍部糧米，但每次數量都不大，通常僅為幾百石。而多達數十萬石的糧豆則是通過白銀、布匹、絲緞及其他雜貨交換而來的，據《東江疏揭塘報節抄》載：
頃者解到銀一萬兩，已將三千五百五十兩給賞前功，余盡付差官李華先齎往朝鮮買米，接濟兵眾。
上年十月冰結斷運，迄今已逾八月，津運顆粒未到。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換買麗糧十萬餘石，分給糊口。
此外《朝鮮王朝實錄》、《備邊司謄錄》等韓國史料亦多處記載糧豆貿易情況，在此略引之，其文曰：
辛酉，平安監司馳啟，毛將送銀子一萬兩換米，自本道計無所出，請令廟堂善處事。
十月癸酉，毛都督發銀求買黃豆一萬碩，接伴使李尚吉馳啟以聞。
毛將到義州出銀布等物，請貿種穀，又請小米一千石，黃豆三百石，以賑歸順遼民。
由此可見，毛文龍的確是通過貿易交換的方式從朝鮮獲取糧豆的，並非是無償征索。可是朝鮮卻對與毛文龍部的糧豆貿易深惡痛絕，究其緣由，筆者以為其應有以下四個層面的因素。
首先，朝鮮國土面積狹小多山地，可耕地不多又地力貧瘠，若遇年成失稔，糧食自給尚成問題，根本無力獨自供應數十萬遼民的口糧。恰如天啟六年仁祖李倧上奏明熹宗奏文中所云：
顧以小邦封疆褊小，土瘠民貧，兵興數載，外內騷動，四民失業，毛鎮統兵民男婦數十萬口，其明則支給，固已不資，即種種取資，動以貿遷為名……而藐爾之地，生谷有限，內以供本國之軍餉，外以濟毛兵之待哺，一人所耕，百人食之，設令積貨如山，奈無粟何？
明朝雖然從登州、天津等地海運糧米至東江，但運糧的數量卻是以東江軍鎮軍兵數額多少為標準的，而實際上東江諸島寄居的遼人之數量遠超「遼軍」之數；更何況海運風濤難測，經常會有運糧船舶遭風敗沒于海底；再加之登、津等地還時常截留東江糧餉，因此東江鎮所需糧米缺口很大。為了彌補這個缺口，毛文龍部除於各島屯田自產外，很大程度上要仰藉與朝鮮的糧豆貿易。而毛文龍在鮮的八年，朝鮮尚未從「壬辰倭亂」及「丁酉再亂」中得到完全恢復，而後金又勃興於其西側，虎視眈眈終致發生「丁卯胡亂」；加之連年失稔，糧食尚難於自給，又豈會欣然應許與毛文龍部之間的貿易？
其次，朝鮮商品經濟遠不如明朝發達，國弱民貧，毛文龍部交易糧豆所使用的白銀、布匹、絲緞等物，對於溫飽尚成問題的朝鮮民眾來說，均是華而不實的無用之物。朝鮮備邊司遂建議仁祖國王致帖於毛文龍曰：
……乃若物貨，本為有無相資之計，而本國地瘠民貧，不尚華飾，適增民間之疾怨，蓋非所求而強與者，不可以為德也。勉強而行，勢且難久，則他日爭鬥之端，未必不由於此。
仁祖國王亦在上奏明熹宗的奏文中言曰：
「然其所用貿遷，皆難得之貨，小邦謠俗所不須者」，「設令積貨如山，奈無粟何」？其之無奈可見一斑。
再次，若是明朝海運糧米不繼，毛文龍就唯有要求朝鮮貿易以解其急。朝鮮方面如因自顧不暇而不許其貿易，毛文龍部則不惜強行「貿易」，如同劫掠。據朝鮮方面史料載曰：
管餉使鄭斗源馳啟曰：
都督差官要換軍糧於江邊一帶……所率兵馬無一升糧，管餉及守令不肯給糧，則將欲擾害地方云云。本道些少之谷……人心物力，已極潰竭。加以歸順假韃，萬千為群，搶掠民生，甚至田疇付種之谷，盡掘而食之。以此百姓流離，一望蕭然。
管餉使成俊耈馳啟曰：
都督招臣於甲嚴曰：「奴賊已向廣寧，今方渡江躡後，昌城米太四千石須急急運送軍前」。臣牢拒不許，則其所答，至有不可道之語。故不得已以昌城米二百石，太一百石出給。昌、義軍餉，幾盡被奪，罔知所措。
毛文龍部甚至還採取威脅、侮辱的手段逼迫朝鮮方面許其「貿易」：
督府差官王萬才所持物貨，該銀幾至萬兩價……臣（指朝鮮行副司直權帖——引者）據理辭之，萬才發怒，拋積官舍而去……逮至經冬之後，萬才率都督有權族人毛有華稱名人，馳到營下，借重威脅之狀，不一而足。臣以公私赤立，民方菜食……抵死拒絕，則怒氣勃勃，攘臂跳躑……觸事生怒，鞭撲狼藉。
接伴使尹毅立請督運兵糧，以救都督之急……都督送手帖於尹毅立曰，手下軍兵四千餘名，盡到衙門，擊鼓索糧。若過數日，必至餓死。將遣散爾國，任意討食雲。毅立以聞，乃命平安道監司李尚吉、管餉使南以雄催運糧舡。
因此，朝鮮方面必然會對毛文龍的此般「無賴」行為反感至極。
最後，雙方的糧豆貿易還存在著不等價交換的現象，使得朝鮮朝廷和民間遭受了相當的經濟損失。據《朝鮮王朝實錄》載曰：
且彼之討糧，專以貿易為名，故其恆言曰「只飲朝鮮水」，以此上欺天子，下誣本國，今年……所給之數，已至十四萬。而其中七萬餘石，即是原價之外，此後責出者又不知其幾萬石。而天朝不以為多，本國無以為辭者，皆以貿易二字為彼口實故也。
毛文龍部以較低的價格從朝鮮交換糧豆，而且是打著貿易的旗號，還上奏明朝說不曾擾害責求屬國，這便嚴重損害了朝鮮的經濟利益和外交利益。至於其不等價交換的程度，《承政院日記》載曰：
毛派遣差官於關西列邑（貿米）……兩西民力殫竭，以至十分地頭……私貿一開，則仍成年例，必為無窮後患。而差官輩投其物貨於守宰，勒價過甚，青布一疋多至（米）七八斗，以此尤不能支吾，目前難堪之狀，有不忍言。
據朝鮮開城府留守尹義立報告仁祖國王說，青布一疋折價五斗米較為適中，而毛之差官卻勒價至一疋達七八斗之多。可見，雙方糧豆貿易中因不等價交換致使朝鮮方面遭受了相當的經濟損失。
此外，在雙方糧豆貿易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長期為學術界所忽視。即研究者通常只是關注到毛文龍部向朝鮮買米，殊不知毛文龍部還曾有過向朝鮮賣米之舉動。《承政院日記》如是載曰：
上曰：「島中多有糧餉雲，所儲幾何雲耶」？（特進官）曰：「前則所儲甚多，自聞登州路阻之報，米價極高。李景稷力言西邊饑饉之狀而欲為貿米，都督不許，其後管餉使入往，然後始許三千石換貿」。
自毛文龍開鎮東江以來，其糧餉就罕有充裕之時。而在朝鮮西路糧荒大熾之際，毛文龍尚能將其儲糧賣給朝鮮方面救急，此事不應長久湮沒於史籍之中而不得闡發。
二、「後毛文龍時代」朝鮮與東江鎮交涉略考
明崇禎二年（1629）五月袁崇煥於雙島斬殺了毛文龍，從此東江鎮進入了「後毛文龍時代」並一直存在至崇禎十年清軍攻陷皮島為止。其間陳繼盛、劉興治、黃龍、沈世魁先後擔任東江鎮主帥，且與朝鮮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只是由於其存世史料遠不如毛文龍主鎮時期豐富，所以學術界對此時段的雙方交涉關注並不多。然而它亦是明末清初史事的一環，不應被長久忽視，因此筆者廣泛發覆史料，以期對此問題能有較為深入的探討。
1.陳繼盛主鎮時期與朝鮮的短暫交涉
毛文龍被殺後，袁崇煥「分東江兵二萬八千人為四協，副總兵毛承祿、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總兵陳繼盛各領之；東江諸務，屬繼盛暫領之」。不久，又將四協合為東西兩協，由陳繼盛、劉興祚領之。陳繼盛雖為名義上的最高統帥，但其對東江鎮的控制力則遠不如毛文龍。據朝鮮史料記載：「繼盛性本善良，且其女為文龍之妾，故畏縮不敢自擅。劉海（劉興祚）乘時恣橫，島中威權，皆歸於海」。劉興祚在後金第一次征討朝鮮的「丁卯之役」中曾作為後金的談判代表對促成金、鮮雙方約和起過重要作用，因此當其掌控島中時自謂有德於朝鮮，「望報太過，每有不滿之色」。但不久劉興祚即被召至遼西，陳繼盛在島中的地位則稍稍得到強化。
陳繼盛主鎮不足一年便被劉興祚之弟劉興治所殺，因此其與朝鮮的直接交涉並不多。然而崇禎三年的「截襲胡差」事件，儘管史料記載語焉不詳，但筆者揣測此事件極有可能引發了東江與朝鮮兩方小規模的直接武裝衝突。毛文龍在鮮八年，雙方雖猜忌頗深，但事態也從未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據《朝鮮王朝實錄》載曰：
三月丙戌，胡差仲男到順安，將欲上京。副總陳繼盛招我國舌官辟人言曰「胡人方在安州雲，吾欲與爾國協力擒殺之，仍修義州城池以為關防，使儐臣啟稟」雲。接伴使李碩達以此馳啟，上與廟堂諸臣議之。諸臣皆曰：「陳繼盛密語舌官，雖非真實之言，然或不無此患。宜令兵使柳斐預探動兵之舉，即驅胡人避入內地」。上從之。
陳繼盛欲截殺後金派往朝鮮的使者，如若得手，必將嚴重損害後金與朝鮮的關係，甚至不排除後金再度興「問罪」之師來討伐朝鮮，因此朝鮮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義州府尹李時英力勸後金使者避向朔州，致使陳繼盛部下劉興治堵截無果。故而劉興治惱恨朝鮮方面幫助後金使者脫逃，「遂縛府尹亂捶之」，《朝鮮王朝實錄》載曰：
「又見我人之奔走者，以為請兵於胡差。（故）再入城中，打破府庫，亂射人民，府尹亦為矢所中。」
而《承政院日記》的記載則更為怪異，其文曰：
義州城中府尹以下，皆為逢箭，幾至死域，而至於城中男婦，無不被傷……府尹李時英累度中箭，又被棧子之酷刑，兩脛幾至折傷，此外龍川前節制使池汝海逢四箭，臂又刃傷，竝皆命在晷刻。判官白光宗以下將官無不中箭，滿城居民亦且酷被鋒鏑，瘡痍狼藉，慘不忍見。
細讀這段記載，不禁使人感到詫異。劉興治已經如此之「妄為」，義州全城軍民難道就任其所為，絲毫不採取反抗措施嗎？因明朝史料對此次事件缺載，故而筆者依常理推測，朝鮮方面的記載恐難完全採信，朝鮮史官在記載此事時可能有所取捨。義州軍民絕不至於這般延頸受戮，而必是有所反擊，以致事態進一步被激化最終發展為小規模的武裝衝突。
事件發生後，朝鮮方面將引發衝突的責任完全推給東江一方，並要求陳繼盛嚴格約束東江軍兵，避免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然而時隔不久，陳繼盛即被劉興治所殺，此事亦不了了之，但此次衝突卻為朝鮮方面與劉興治的彼此交惡種下了業根。
2.朝鮮討伐劉興治之役再檢討
崇禎三年明朝重提皮島撤鎮之議，然而島兵卻多不願撤離，島中軍心再度不穩。而此時又傳出了劉興祚並未戰死而是降於後金的消息，故而陳繼盛對劉興治兄弟疑心大起。劉興治兄弟遂趁島中軍心混亂之機搶先下手，以祭奠其兄劉興祚為幌子，一舉將陳繼盛及其親信部將擒殺，進而掌握了島中實權。朝鮮方面因「王人見殺」，故派遣水陸大軍討伐劉興治。
朝鮮此次討伐劉興治之役，出師倉促、軍備不足，國內還不乏反對的聲音；勉強出征後，又得知劉興治已經率領島中精銳離島且不知其確切去向，如此朝鮮水陸軍空等數月卻無敵可戰，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最終明朝派員招撫了劉興治部「叛軍」，朝鮮無由再戰，只好狼狽撤軍。陳昱良在其《明人劉興治與朝鮮關係初探》一文中業已對此役的過程及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筆者無意於重複其研究，僅就朝鮮發動此役的緣由及此役過後的影響等層面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同於陳文的見解。
依筆者看來朝鮮之所以發動此役，解除其現實的安全威脅應是主因；而作為屬國助「天朝」征討叛軍，表明其二百餘年來至誠事大的恭順之意，佔領道義的制高點也應是朝鮮發動此役的重要原因。
前文已經論及朝鮮方面與劉興治在兵變前即已交惡，彼此猜疑，難有互信。當劉興治發動兵變的消息傳至朝鮮廟堂，朝鮮君臣驚愕不已，認為劉興治必要東搶而逞凶於朝鮮。平安監司金時讓報告曰：
興治非不欲即投胡中，而興治所恃而作亂者降韃，而降韃皆得罪彼處，偸命而來，必不肯更入其地。故興治北走之計，必以此遲延矣。天朝兵力不足，不能討除興治，則置之度外而已……不過四五日，興治不北走，則東侵，事在不疑。
金時讓認為島中降韃未必願意隨同劉興治投降後金，因此更加傾向於劉興治會東侵朝鮮。此外金時讓還報告曰：
通事尹孝勇自島中持伴臣狀啟，出來狀啟時，興治取見草本，正書後又為取見，方許出送，啟辭中皆是不得自由之言……（尹孝勇）且言（興治）欲竝害伴臣一行，劉興基以為吾等舉事糧資皆倚朝鮮，鮮人不可輕易下手，興治從之，而興治深惡朝鮮，畢竟必遭其禍雲。
金時讓的狀啟無疑加重了朝鮮方面對劉興治東搶的擔憂，備局認為：
島中之事，以形跡觀之，則逆節昭著；以事勢論之，則後患無窮。而與虜相結之後，則勢難下手，故及其羽翼未成，急擊勿失，可以聲大義而絕後患。
仁祖君臣通過對時局的觀察，過高的估計了劉興治東搶朝鮮的危險性，認為近在塌下的劉興治「叛軍」是朝鮮嚴重的安全威脅，且一旦劉興治與後金聯合，朝鮮將後患無窮，因此仁祖更加堅定了討伐劉興治的決心。
促使朝鮮發動此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欲表明其二百餘年來對明朝至誠事大的恭順之意，從而佔領道義的制高點。自後金興起以後，明朝喪軍失地，朝鮮作為明朝的屬國與明朝「義則君臣，恩則父子」，無奈國小力弱，不足以助明朝襲滅後金；又配合毛文龍前後八年，雖曰牽制，亦不能恢復遼東之寸土，這無疑是仁祖國王及「親明派」大臣的痛心之處。如兵變的前一年冬，清太宗皇太極率八旗勁旅進攻北京，「奴賊犯闕」，君父被圍，仁祖曾慨嘆曰：「我國若少有兵力，則往覆虜巢，此正其時。」其之無奈可見一斑。
劉興治悍然戧殺主帥，且與後金私通有跡，正可謂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更何況朝鮮為二百餘年的恭順屬國？加之劉興治實力遠遜於後金，且其通過兵變上台，島中人心未必服之，朝鮮若趁其羽翼未豐之時果斷出擊，必將是報答明朝恩情的奇功一件。恰如仁祖所言：
我國以禮義之邦，力不足以輔中國，誓滅此賊，少答皇恩，是予之志。
仁祖國王的此番言論絕非是冠冕堂皇的空話，他曾對負責此次軍事行動的正、副帥李曙、鄭忠信言道：「兵兇器，戰危事，予豈快於心而為哉？」戰爭是最具有風險性的政治行為，仁祖對此亦瞭然於胸。但他依然力主替明朝剿滅劉興治，可見其對明朝之一片赤誠之心。
至於此役過後的影響，陳昱良認為明朝招撫劉興治，並委以其合法「島主」的職位，使朝鮮陷入尷尬的境地；又劉興治因惱恨朝鮮出兵討伐他而縱容部下肆意劫掠朝鮮，這在客觀上導致了朝鮮與明朝關係的惡化，「逼迫原本親明、願意為東江鎮提供援助的朝鮮逐漸倒向後金」，「在『事大』外交的原則下，朝鮮被迫疏遠明朝，屈服於後金」，朝鮮的「小中華」意識也從而得以強化。
筆者欽佩陳文中闡發理論之精深，但參諸史實，又隱約以為其理論亦不無有待商榷之處。朝鮮固然不滿於明朝招撫劉興治，但也並非是完全不理解明朝的苦衷。當劉興治戧殺陳繼盛等據島以叛的消息傳到明廷，明朝已無力勞師遠征、渡海平叛，因此兵部建議：
彼中精銳盡在此協，而兵船商舶又盡為所拘奪，此不南走登，西扣關，則縱橫諸島中，據為扶餘自王，是逆奴之外又生一敵國矣。為目前防禦之計，當令總兵張可大速回登州嚴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速檄副將周文郁、劉應龍前往彼中相機招戢。
招撫劉興治對明朝而言是無奈之舉，一些主張招撫的大臣甚至希冀以此感化劉興治使其能夠「將功贖罪」。朝鮮對此情況也是瞭然於胸的，雖心有不滿，但決不至於因此便疏遠有厚恩與己的君父之國。另外劉興治僅是一個個例，朝鮮即使對他恨之入骨，也不能由此即認為朝鮮移恨於整個明朝！筆者以為，儘管明朝招撫劉興治一事對明鮮關係有消極影響，但是不主張將其消極影響人為地放大。
3.朝鮮配合東江鎮及各部明軍截擊孔、耿叛軍
崇禎四年，明朝派遣黃龍擔任東江鎮總兵官一職，劉興治對此大為不滿，再度叛明，並欲降於後金。但是其舉動並未得到東江鎮其他將領的一致支持，東江舊將張燾、沈世魁乘夜襲殺了劉興治。劉興治死後，黃龍「一襲毛文龍故套，且有貪墨之行，島中無不唾罵之」，終於再度激發兵變，島兵綁縛黃龍，瓜分了府庫銀貨五萬餘兩。朝鮮前度有討劉興治之義舉，今番自然不能坐觀，故以斷絕島糧供應相威脅，幫助黃龍平息了兵變。不久又恰逢孔有德、耿仲明亂起登萊，黃龍聲稱征剿孔、耿叛軍率部分島兵進駐旅順口，沈世魁則留守島中成為新「島主」。
孔有德、耿仲明二人本為毛文龍的部下，毛文龍被殺後，二人及所部被登萊巡撫孫元化招致麾下，「教以火器，試圖將其變成精銳部隊」。崇禎四年，後金軍圍攻大凌河城，孫元化派遣孔有德前去增援大凌河城，然孔軍行至吳橋，天降大雪、糧餉斷絕，孔有德極為不滿，調轉馬頭殺回登州，約耿仲明為內應打開東門，崇禎五年正月，孔、耿叛軍攻陷登州。海島上的東江鎮舊部如旅順副將陳有時、廣鹿島副將毛承祿（毛文龍之繼子）等聽聞孔耿之亂後，亦率部前至登州響應，叛軍勢力達到極盛。明朝至此方意識到事態之嚴重，放棄招撫之策，部署周邊各軍全力圍剿叛軍，東江鎮及朝鮮軍隊亦在聯絡之列。
孔、耿叛軍抵擋不住各路明軍的攻勢，遂於崇禎六年二月十三日逃離登州，入海北走，大有投降後金之跡象，但也不無北搶朝鮮之患。朝鮮出於自身的安全考慮，又加之有明朝的授意，因此聯絡東江，合力阻擊孔、耿叛軍。
崇禎五年四月，沈世魁致揭帖向朝鮮方面通報了孔、耿發動「登萊事變」及明朝剿叛的情形。同年十月黃龍亦通報朝鮮曰：「西征振旅，島兵蹙其東，大兵迫其西，畔（叛）逆已窮，即成擒矣。」可見其時叛軍在明朝各路軍隊的追剿下，形勢極為被動，尚未對朝鮮構成威脅。然而次年三月，叛軍在傷亡過半的情況下仍做困獸之鬥，而且逼近朝鮮近岸。沈世魁再次向朝鮮通報曰：
登州叛將孔有德、耿仲明被我大兵攻圍，死亡居半，餘賊奪舡逃至旅順，或恐奔投麗岸。加意防守，如有遼舡到彼，不容上岸。
至此，朝鮮方面也意識到了孔、耿叛軍窮寇奔突，已對朝鮮形成了較大的安全威脅。因此備局向仁祖國王建議及時出兵剿滅這支叛軍：
（備局啟曰）登賊之東來，是固我國之所常憂者，而今果然矣。賊之停泊於獐子西近岸之地者，似是與虜相通之計。當及與虜未合之前，登時剿滅，除深患於本國，聲大義於天下。而關西兵力，足以辦此，元帥且在其處，宜與副帥及本道監兵使講究進剿之策。以此下諭於都副元帥及平安監兵使處為當。上從之。
由此可見，朝鮮此次截擊孔、耿叛軍與前次討伐劉興治之役的原因極為相似，既是為了解除自身之安全威脅，又可以聲大義於中國。所不同的是「討劉」之役事先並未徵得明朝之同意，而此次截擊孔、耿叛軍則是得到了明朝的授意。崇禎六年四月，明朝都督吳安邦、周文郁兩將領移咨於朝鮮，要求朝鮮協力助剿，並嚴禁邊臣糶賣物資於叛軍。
朝鮮於此次截擊孔、耿叛軍之役主要有三項貢獻：
其一，朝鮮直接出兵配合明軍圍剿叛軍。據《邊事小記》載曰：
十三日，合兵進攻蔴坨。朝鮮官兵列營於陸，舟師環攻於水。蚤晚兩戰，傷賊無算……十五日，余令鮮將林慶業等勒兵在岸，以該國所助鳥槍手三百分貼各船。與各鎮將商榷，必於是日擒執渠凶。
周文郁曾專門致書仁祖褒揚朝鮮將領林慶業「忠義格天，臨敵奮揚」。朝鮮大臣亦曾向仁祖國王報告：「上年春，天朝水兵與孔、耿賊相持於千家莊也，我國發兵助戰，其時天朝將官所共目見……我國忠義大節，可以有辭於天下者也。」而從後金方面的反應觀之亦可以得出朝鮮此役功績不小，後金天聰七年（1633）清太宗皇太極致書仁祖國王，曆數朝鮮「十宗罪」，其中有兩宗罪是關於朝鮮助明圍剿孔、耿。其書略曰：
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歸我，爾國截戰二次，六也。孔有德、耿仲明來後，留我兵守船，爾國復攻擊一次，似此攻擊，豈非構兵？七也。
筆者以為，清太宗指責朝鮮兩次截擊孔、耿並不冤枉，至於說朝鮮在孔、耿投降後金後又攻擊後金守船士兵一次，則應該不是朝鮮的本意。實際上朝鮮自「丁卯之亂」金鮮約和以後，自知遠非後金的敵手，便堅定對後金奉行「羈縻」之策，因此不會貿然先向後金髮起挑釁。仁祖國王曾對此向清太宗解釋曰：
續得邊臣所報，二叛已歸瀋陽，獨貴國將帥，仍在船所，頗有乏糧之患，即令邊臣發粟接濟……當登州叛黨出獐子島時，敝邦把守沿海地方，又發舟師數只，同明將計欲截殺於江中。及聞孔、耿果歸貴國，水陸兵並令罷還。陸兵聞命即罷，獨水兵隨明將仍在後隊。明主詰其由，報稱孔、耿雖歸，舟楫尚在，其再來不難，海路之備，未宜遽罷。且被明將逼脅，進退不得自由。孤深以貴國見責為慮，業已再申罷還之令。
以上雖是仁祖國王向皇太極的辯解之辭，後金方面也未完全採信。但筆者認為仁祖此言並非完全是推脫責任，倘若沒有明軍的「裹挾」，朝鮮斷不敢直接進攻後金守船士兵。後金方面之所以不完全相信仁祖的解釋，那是因為雙方雖表面上互稱「兄弟之國」，但是私下裡仍然視對方為敵國，原本就嚴重缺乏互信的結果。
其二，朝鮮向東江鎮明軍提供糧餉、軍需物資補充，保存了東江鎮軍兵的戰鬥力。東江鎮的糧餉、軍需物資相當部分依賴於自登州、天津等地海運，自孔、耿亂起登州以後，海上交通大受影響，東江日漸困頓，唯有取資於朝鮮。崇禎五年黃龍率島中精銳赴旅順口截擊叛軍，臨行前黃龍與沈世魁分别致揭帖於仁祖國王請求接濟，可見島中確已困頓不堪，而一旦東江鎮因後勤供應不濟而瓦解則不利於阻截孔、耿叛軍的大局，因此朝鮮的援助就顯得格外重要。
崇禎六年，沈世魁派遣差官向朝鮮「請得糧餉及戰舡、槍手、鳥銃」。朝鮮「令餉臣將宣鐵所儲及海邊各邑軍糧參半運送」，「又將鳥銃一百柄以送之」，但戰舡、槍手兩項朝鮮自顧不及，婉拒之。朝鮮雖不能滿足東江鎮的所有需求，但東江鎮若是沒有朝鮮的援助，恐怕又不知要生出幾場變亂，即使有幸不自行瓦解，也很難再有戰鬥力參與阻截孔、耿叛軍。
其三，朝鮮頂住後金方面的壓力拒不支援叛軍物資,使得叛軍困頓海上，狼狽不堪。孔、耿叛軍自登州入海後，一路上遭到明軍及朝鮮軍隊截殺，又無可靠的後勤保障，故計欲投降後金。由於叛軍攜有後金軍隊最為欠缺的舟師和紅夷大砲，皇太極自然對其歡迎備至。只是後金雖派「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三貝勒，各率兵往迎」，但對於孔、耿的現實困境卻鞭長莫及，因此便要求「兄弟之國」朝鮮向孔、耿提供物資補給。天聰七年四月皇太極致書仁祖國王曰：
前者山東來降官員，乃朕已得之人，後皆叛逃入島，彼時貴國給糧接濟。今仰賴天佑，伊等復攜船百艘，兵二萬來歸，其協濟糧餉，似宜仍仰資於貴國也。若附明則予，歸朕則否，恐非兄弟之道！貴國務敦鄰好，相為助給。特此致書，余令去臣英俄爾岱口陳。
皇太極此書雖表面客氣，實際上不無威脅之意。朝鮮方面頂住了後金的壓力，以孔、耿為毛文龍故將與朝鮮有仇為借口，婉拒了後金的要求，並將此事通報給了黃龍。據《朝鮮王朝實錄》載曰：
（朝鮮勾管所官員言於後金使臣曰）所謂毛兵，無乃孔、耿兩賊耶？此是天朝叛將，我國讎賊，方嚴兵待變，寧有給餉之理。
朝鮮官員還出於「善意」告誡後金使臣，孔、耿為反覆無常的小人，勢窮投金，後金應加意提防之。總之，任憑後金使者英俄爾岱如何威逼，朝鮮頂住壓力執意不肯為孔、耿叛軍提供物資補給。
4.朝鮮「協助」清軍攻陷皮島
崇禎六年八月，「孔有德等導虜兵潛襲旅順，殺都督黃龍」。東江鎮鎮主戰歿軍心再度不穩，為儘快穩定局勢，明朝於同年九月「命沈世魁為總兵，固守皮島」，並檄諭朝鮮配合沈世魁繼續合力抵抗後金。然而在朝鮮君臣眼中，沈世魁與毛文龍實為一丘之貉，無益於牽制後金而只會擾害朝鮮。接伴使韓明勗向仁祖國王報告曰：
「（沈世魁）本遼東商賈，狀貌獰惡，言語凶悖，加以目不知書……兵不過五千，而稱以萬餘，瞞報朝廷。以頃日焚舟之事，自為己功」。
時後金使者商人往來朝鮮不絕，沈世魁致書於仁祖曰：
國家設鎮島中，所以控制虜夷。而邇來貴國不能絕虜，清北、安定之間，虜差往來如織，本鎮與清北地方相去幾何，伺虜所向，輕騎以襲之，殺一虜亦國家之仇也。若使奴往來而不禁，與邊臣之職分謂何！萬一朝廷下咫尺之書，責其不能制虜，而反縱虜，則罪其能逭乎？私計之，貴國之與虜，既難絕之；本鎮之與虜，實難容之。況平壤以西，在在島人畜牧，而虜出入若無人，我豈坐視焉。望貴國諭彼，或從昌城、滿浦別取路徑，使人蹤馬跡與本鎮渺不相接，則本鎮亦得以申朝廷之威令矣。
沈世魁此書表面上看處處是替朝鮮考量，表明其不想為朝鮮招惹麻煩，但也希望朝鮮方面體諒他的難處。然而在朝鮮君臣看來此乃沈世魁的「自為之道」，也使得朝鮮君臣更為堅信屢經變亂的東江鎮至此已無掣肘後金的實力。
清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極御駕親征朝鮮，仁祖國王在被困南漢山城四十餘日、糧盡援絕的窘境下，被迫於次年正月出城降清，並與清朝簽訂「丁丑約條」，斷絕了與明朝的關係，朝鮮正式成為清朝的屬國。皇太極班師回國前，特意敕諭仁祖派兵從征皮島，其文曰：
朕若征明朝，降詔遣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朕今回兵，攻取椵島，爾可發船五十隻，各兵槍砲弓箭，俱宜自備。
朝鮮新經兵火，雖滿心不願助征椵島（皮島），但迫於清朝的威勢，亦不得不部署殘軍、命將從征。島上皆是天朝子民，朝鮮何忍征之？朝鮮平安監司南銑言於仁祖曰：「清人方欲襲椵島，助兵則固出於不得已，而使島中不知有此舉，誠所不忍。臣聞本道沿海居人多有與島人相識者雲，或令流傳於島中如何」？，仁祖答曰：「隨便通報則大善，而事或洩漏，禍且不測，然亦安忍不通也。」於此，朝鮮君臣之矛盾心態可見一斑。
崇禎十年四月，清軍裹挾朝鮮軍隊攻陷皮島，「都督沈世魁不屈而死，軍兵死者萬餘人」。關於皮島之役中朝鮮軍隊的表現，在此有必要進行一番考實。
從清朝方面的文獻記載看，此役朝鮮軍隊似乎頗有戰功。《清史稿》載曰：「（崇德二年）五月，以朝鮮兵船助征皮島功，賜倧銀幣、馬匹」。
《清太宗實錄》亦載道：
賞朝鮮國總兵林慶業彩緞、貂裘、鞍馬、銀兩，以其從征皮島有功也。是日，賜宴於禮部，遣還。並令齎頒敕諭一道及白金千兩，綢緞百疋，馬二匹，以賜其國王李倧。敕曰：寬溫仁聖皇帝敕諭朝鮮國王李倧，近者島孽蕩平……雖借諸臣之宣力，實賴藩服之攄誠，助朕兵船，用張撻伐，勛勞聿著，忠順可嘉，宜頒恩錫，以勵有邦……欽哉！故諭。
但考諸朝鮮方面的官方記載，朝鮮軍隊於此役雖被迫參戰，但進攻天朝兵民終究心懷不忍，處處消極怠戰。攻島之時，據問安使南斗瞻曰：「我兵初不下舡，而清人頗以此為言，故不得已下船以解其疑矣。」而且交戰時朝鮮一艘戰船甚至避戰逃走，後來還因此引發了清鮮間的外交糾紛。《朝鮮王朝實錄》亦載有清朝曾派遣龍骨大（即英俄爾岱）、范文程等至瀋陽世子館指摘朝鮮有「十二罪狀」，其十一曰：
「椵島之役，舟人之逃走者及漢舡之到鐵山者潛自接濟，終不捉送」。從清朝的指責中似乎亦可得出，此役朝鮮雖出舟師助戰，但態度消極。故而右議政崔鳴吉向仁祖進言曰：「椵島失守，極可驚慘。但我兵不與雲，此其幸甚。」
筆者認為，崔鳴吉的上述言論似難完全採信。朝鮮軍隊儘管消極怠戰，但迫於清軍的威勢，不會毫無動作，《朝鮮王朝實錄》的撰者在記述此役時可能亦有所取捨。筆者從《承政院日記》（其記載較《朝鮮王朝實錄》更為原始）發現了一條記載，其文曰：
上曰：「見平安監司狀啟，則我兵亦參（其）擄掠，兵使狀啟，則不言我兵掠財，未知何說是乎」？（南）斗瞻曰：「入島之初，我兵終不下船矣，厥後清人，頗以此為疑，故不得已，暫掠其米斗、青布、曲子等若干物，以解其疑，而別無大段事雲矣」。上曰：「然則我兵參掠之說，是矣。」
另據其時朝鮮的私家撰述《陽九記事》記載曰：
「而（清軍）陷島之謀，專出於（林）慶業，及入島，我國之兵殺掠漢人甚於虜兵」，乃至於「方戰殺時，漢人呼罵曰『天朝於朝鮮有何仇乎？』」
皮島被攻破前所儲財物甚多，台灣學者劉家駒先生認為朝鮮士兵迫於清軍的威勢再加之對島中財物的佔有慾，因此《陽九記事》之記載基本可信。
筆者以為，朝鮮士兵於「皮島一役」中消極避戰者有之，殺掠島中漢人者亦有之。而那些參與殺掠漢人的朝鮮士兵除了是迫於清軍的威勢及對島中財物的垂涎外，還須知此役參戰的朝鮮士兵多是徵發於朝鮮的西路，而東江鎮擾害朝鮮西路各道十餘年，鮮人與遼人積怨亦深矣！另外，尤須提及的一點是，部分朝鮮士兵對漢人的殺掠行為並不是仁祖及親明派大臣所樂意看到的。
「協助」清軍進攻皮島是朝鮮王朝與東江鎮的最後一次交涉，東江鎮因此而亡，但朝鮮出兵實屬被逼無奈，且部分鮮軍消極避戰，不忍戕害「天朝」子民；清軍撤走後，朝鮮又禮葬了東江鎮末代鎮主都督沈世魁及遇難島兵，亦可見朝鮮之忠義！
三、朝鮮與東江鎮「聯盟」無果探因
如果按照明朝的意圖，朝鮮應與東江鎮形成緊密的聯盟，在「東線」構建起抗擊後金的「第二戰場」，而且該戰線即使不能深入後金腹地「直搗黃龍」，亦應起到在側翼牽制後金從而配合「西線」主戰場的作用。然而事與願違，朝鮮與東江鎮從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聯盟，在毛文龍主鎮東江時期還尚能對後金有所牽制，而毛文龍被殺後，其牽製作用已微乎其微。皇太極稱帝的當年清軍再次揮師東進，一舉壓服朝鮮，並裹挾朝鮮舟師將東江鎮徹底摧毀。
朝鮮和東江鎮最終均敗服於清朝，固然是因為其軍事實力皆遠遜於清朝，東江實為海外孤旅，朝鮮其時亦尚未從「壬辰倭亂」中得到完全恢復，又面臨內外雙重危機，國力甚為疲弱。同時也與明朝、朝鮮自身戰略政策的失誤有著莫大關聯，在此因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故不做過多涉及。至於朝鮮與東江鎮緣何無法建立起緊密的聯盟最終反被清朝各個擊破，則是本文將要著重探究的。
前輩學者們對此問題亦有所關注，且多是從東江軍抗金無能、擾鮮有術，明朝的政策失誤致使屬國寒心等層面來論及。筆者贊同前輩學人的高見，但亦認為朝鮮與東江鎮之所以無法建立起緊密的聯盟尚有其他層面的原因。事實上朝鮮與東江鎮自始至終均「貌合神離」，彼此猜疑、防範，互不信任。
1.朝鮮對東江鎮的猜疑
朝鮮對東江鎮的猜疑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朝鮮對東江軍抗擊後金的決心持懷疑態度，始終擔心東江軍「投虜」而逞凶於己；其次朝鮮對東江軍的軍事實力極不信任，因而對東江、朝鮮聯盟對抗強大的後金明顯缺乏信心。
朝鮮對毛文龍等東江將領本無好感，且認為東江士兵中不乏「剃頭假韃」，因此對東江軍的抗金決心並不信任，一旦有風吹草動便會擔心東江軍降於後金而於己不利。「仁祖反正」之初為了表明其與廢主光海君之順逆有別，差「張晚為元帥，駐紮平壤，又以武將李適為之副，悉國中精銳以付之，進屯寧遠（朝鮮地名），一聽毛鎮節制，以候協剿之期」。張晚言於毛文龍曰：「我殿下分付內，老爺若渡江，則當戮力同戰……老爺若欲出戰，則吾雖老不能督戰，令將佐盡心助力。惟老爺分明說道師期，當進兵繼援。」而毛文龍的反應則是「不復言及於戰矣」。如此，朝鮮安能對東江鎮抗「虜」的誠意持有信心？
天啟六年，明朝的東江移鎮之議引發毛文龍的不滿，朝鮮因而擔心毛文龍會叛明投「虜」。據《朝鮮王朝實錄》載曰：
時毛鎮中有士人倪汝聽者密告於姜、王兩詔使，極言毛將與虜交通，必叛中朝之事狀。且毛將管下將官往來宣鐵之間者亦多怨叛，故毛將頗有飛語。我國疑懼方深，適攔阻趙佑之說，撤兵移鎮之舉，皆涉殊常，故備局請送問安使兼察事機。
正當朝鮮君臣疑慮不安之時，倪汝聽再度傳來驚人的情報，其略曰：
毛帥已於本月初三日約大小將領，束牲載書，盟天誓地，假候閱二字加倍練兵，共發大亂……（其）謀叛無他，首因麗人進貢，譖疎毛帥，毛帥怒之。兼以武巡撫與毛帥仇讎，毛帥惡之。又各處上疏不止，毛帥益大不快，遂使諸將挑兵，先殺附近麗人，探其馬匹弓矢器械，儲糧蓄銳，直造王京，廝殺一場，令其降服，然後整頓諸備，攻敗山東，到一處收一處，大事可圖也。
這條毛文龍欲挾持詔使逞凶朝鮮的情報是從毛營內部傳出的，其給朝鮮君臣帶來的驚恐疑懼之深不難想像。領議政李元翼建議仁祖急速部署西路兵力，不惜與毛文龍一戰，可見當時局勢之緊張。雖然很快朝鮮方面即得知倪汝聽之情報不實，但其對毛文龍投「虜」搶鮮的防備之心卻不曾鬆懈。備邊司認為毛文龍不得志於明朝，早晚必叛，「應變之策，宜急而不宜緩也」，仁祖國王亦認為「文龍與禽獸無異」，囑咐邊將鄭忠信曰：「西路之事，非但胡也，毛將終必貽禍我國。其地將領，不可不預備以待（毛變）」。
毛文龍被殺後東江鎮兵變頻發，一些將領先後背明投金，朝鮮自然難對東江心懷信任。如劉興治戧殺主將且通「虜」有跡，朝鮮一度掀起討伐之役，即使是在明朝招撫劉興治以後，朝鮮仍在西路留駐砲手防備之。
朝鮮方面對東江鎮另一層面的不信任體現在東江鎮軍兵多是出身於遼東的礦徒、農民，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且其裝備不但遠遜於後金，甚至還不如朝鮮，因此朝鮮對東江軍的戰鬥力持相當的懷疑態度。柳公亮自毛營還後言於仁祖曰：
以其兵力觀之，似無剿胡之勢。張晚去時結陣以見之，而軍皆疲劣。雖或見小利而動，恐難舉大事耳……兵器只於杖頭插鐵，不比我國之精利矣。蓋都督為人，只是一慷慨人，自知與彼賊不相敵，萬無出戰之理，不過挾我國之勢，為山海關之殿後耳。
另據都元帥張晚向仁祖報曰：
「（毛文龍）不務練兵一事，臣亦未曉其意也。鳥銃、刀槍等物，造之不難，柳柄小刀決無所用，而全不措置兵器，甚可怪矣」。
東江鎮軍兵不僅裝備粗劣還不務練兵，故而在朝鮮君臣看來東江軍出擊後金無異於羊入虎口。而當毛文龍被殺後，東江鎮兵變頻發甚至不乏投降後金者，明朝又屢次削減東江兵額致使其實力更加弱小。崇禎七年，朝鮮聽聞後金進攻明宣府等地，有傳言道沈世魁「欲領兵出駐義州」，伺機從後方襲擾後金，而朝鮮方面則認為沈世魁「以孤軍出陸屯駐，勢必不敢，無乃故為聲言者耶」，可見朝鮮已不再對與東江鎮合力抗「虜」抱有幻想了。
2.東江鎮對朝鮮的猜疑
現存史料對東江鎮猜疑朝鮮的記載相對貧乏，但仍可從中窺探出東江鎮對朝鮮同樣猜疑頗深，恰如朝鮮特進官洪靌所言「渠（指毛文龍）之疑我國，甚於我之疑渠」。
毛文龍主鎮東江時期，其對朝鮮的猜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毛文龍擔心朝鮮邊臣與後金勾結並引導金軍來進攻東江。前文中著重考實的「林畔之變」即是其中一例，此外毛文龍還多次向明朝及朝鮮方面抱怨朝鮮邊臣與後金勾結並圖謀害他，如「丁卯之役」發生前夕，毛文龍曾兩度向朝鮮通報邊臣欲導虜來犯。另據《東江疏揭塘報節抄》載曰：
高麗更值多事，國王李倧素來忠順，屹然不少動搖，卑職駐師其地，頻年賴彼賈糴之殷。奈何逆臣韓明漣之子韓澤、韓潤，鄭遵之弟鄭梅，欲報父兄之仇，降奴乞師，李適之黨遍滿國中，構變無時，卑職不得不為陰防而陽撫也。
其二：毛文龍主鎮東江八年，其間欺瞞朝廷之事甚多，而朝鮮對此多又知曉，故而毛文龍對朝鮮向明朝告發其隱情不無擔憂。如崇禎元年四月毛文龍言於鮮臣金起宗曰：「似聞國王將以俺之所失，欲奏天朝雲，而語甚孟浪，吾不信也。」金起宗急忙辯白曰：「此言從何出乎！小邦粗識禮義，豈有此理。」筆者揣測，此言應是毛文龍的試探之辭，但也不無警告朝鮮的意味。
毛文龍之後的幾位東江鎮主將，也不乏猜疑朝鮮者。劉興治自不必提，幾乎與朝鮮兵戎相見，末代鎮主沈世魁亦對朝鮮心存疑忌，據《朝鮮王朝實錄》載道：「沈都督遣人於龍骨、鳳凰等城驅逐我人之瞭望者，蓋疑我也。」是時，後金使臣、商隊頻繁入境朝鮮，沈世魁亦因此對朝鮮心生疑慮。
余 論
自明天啟元年毛文龍退駐朝鮮且於次年開鎮東江至崇禎十年清軍攻陷皮島，東江鎮存在的十七年的時間裡與朝鮮王朝發生過諸多交涉，筆者已於前文中就雙方交涉的一些模糊不清的史事進行了考實，並對以往學人的某些尚需商榷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現結合前文中的考述，就朝鮮與東江鎮的交涉給予簡短論析。
光海君在位時期，對明和後金奉行「兩端外交」的政策力求自保，認為毛文龍終歸會成為朝鮮的「禍根」，極度擔憂後金以毛文龍為借口東搶朝鮮，對於毛文龍襲擾後金的舉動亦持消極配合的態度，而「林畔之變」時朝鮮邊臣「導虜來襲」，則有借後金之手除掉毛文龍的重大嫌疑，就連光海君本人對此似乎也難脫干係。親明的「西人」勢力擁立仁祖反正之初，朝鮮一度加大了對毛文龍部的援助力度，並在軍事層面上亦給予東江鎮一定支持；毛文龍出於結好朝鮮新君的考量，積極為仁祖國王向明朝請求封典，是為朝鮮與東江鎮一次短暫的「蜜月期」。然而很快仁祖君臣即對東江鎮的抗「虜」決心及其軍事實力產生了深度地質疑，再加之毛文龍部軍兵和流亡遼人嚴重擾害朝鮮西路，致使朝鮮民怨沸騰，主客關係日趨緊張，而毛文龍對此卻無力制止甚至時而有意縱容之；毛文龍還動以「貿易」為幌子，向朝鮮征索無厭，朝鮮方面對東江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丁卯之變」時後金兵大舉入侵，毛文龍率東江主力退島自保，且向明朝構誣朝鮮，仁祖君臣亦不理睬毛文龍所建議的「堅壁清野」的拖延戰術，而是最終同後金議和，雙方在抵禦後金入侵時各行其是，戰略思想亦分歧嚴重，至此雙方的同盟關係「名存實亡」。
毛文龍被殺後明朝又不斷削減東江兵額，東江鎮變亂頻仍，自相攻殺，甚至不乏投降後金者，實力更為弱小。而朝鮮方面對東江鎮的猜疑卻有增無減，一度興起討伐劉興治之役。「丙子」一役，朝鮮被迫同清朝簽訂「城下之盟」從而成為清朝的屬國，而東江鎮則被清軍徹底摧毀。可悲的是，東江鎮曾經的盟友——朝鮮水軍，亦被清軍裹挾參與了「皮島之戰」。
朝鮮與東江鎮的交涉是明清鼎革的產物，其初衷是欲組建一個共同抵禦後金（清）的聯盟，恰如台灣學者黃一農所言：「從戰略布局的角度來看，面對幾無水軍的後金，明軍由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沿海諸島嶼所組成的『海上長城』，很可以發揮『進可攻，退可守』的積極作用。」如若再聯絡屬國朝鮮互為犄角，合力抗「虜」，不但可以有力地牽制後金南下攻明，亦可以保全朝鮮不致淪為後金（清）的附庸。然而卻事與願違，雙方自始至終也未能形成一個真正有效的聯盟。
究其原因，固然是因為雙方的軍事實力皆遠遜於清朝，且與明朝、朝鮮戰略政策的失誤亦有著莫大的關聯。但朝鮮與東江鎮始終「貌合神離」，彼此猜疑防範，互不信任；東江鎮軍兵抗金無能卻擾鮮有術，使得雙方矛盾激化才應是其聯盟「無果」的主因。
但是筆者要著重指出的是，儘管最終朝鮮和東江鎮均雙雙敗服於清朝，但是雙方的交涉亦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其具體有著三方面的體現：其一，至少在毛文龍主鎮東江的八年，雙方的交涉對於牽制後金使其不能專意「西向」還是起到了相當的作用的，不僅為西線「關寧錦」戰場贏得了備戰時間也分擔了一部分的軍事壓力，客觀上延緩了明王朝的滅亡。其二，「仁祖反正」畢竟是一場軍事政變，其上台的合法性在朝鮮不乏質疑之聲，而毛文龍為仁祖向明朝請封不遺餘力，使得仁祖終於得到上國明朝的正式冊封，這對於穩定政變後的朝鮮局勢至關重要，不管毛文龍是否是出於私心，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氏於此頗有功勞。其三，遼東淪陷後，朝鮮與明朝的陸路交通斷絕，朝鮮為表事大之誠惟有海路朝天，然而海上風濤難測，故朝鮮最初的朝天之船多有敗沒于海中者。東江諸島幾乎是「一」字排開于海中，是朝鮮朝天之船理想的避風及獲取補給的所在，恰如鮮臣金壽賢所言：「使本國海路不阻，得伸其事大之禮者，亦毛將力也」。即使是毛文龍被殺之後，東江鎮也仍然在執行著護送朝鮮朝天使臣的使命。可見東江鎮與朝鮮的交涉對於聯絡明朝與屬國，其作用也不宜低估。
最後，筆者擬以朝鮮與東江鎮的交涉為切入點，就明清鼎革之際朝鮮對明朝「至誠事大」這一問題略抒管見。在雙方交涉的十七年中，朝鮮雖然並沒有完全滿足東江鎮的訴求，其原因既有客觀上的能力不及也有主觀上的不願配合，但是朝鮮還是在自身積貧積弱的情況下向東江鎮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若不是因為有朝鮮的援助，東江鎮恐怕也絕對不會堅持這麼久，因此朝鮮的援助之功不容抹殺。此外，朝鮮與東江鎮存在矛盾而且程度頗深，這一點毋庸諱言，但是東江鎮不能完全等同於明王朝！事實上，即使是在明朝內部也不完全信任東江，更何況與東江近在咫尺且頗知其內情的朝鮮？因此，筆者不贊成僅憑朝鮮對東江鎮的某些舉措就質疑朝鮮對明王朝的忠順。
朝鮮雖然國破降清後曾協助清軍進攻皮島，後又助兵圍攻錦州，但是其完全是被迫參與，且在戰場上亦盡量消極避戰。朝鮮被逼進攻有厚恩於己的君父之國，其內心忍受著何等的煎熬不難想像。另外崇禎十年四月初，當明朝得知朝鮮已經降服並派水軍協同清軍攻陷皮島時，朝鮮最後一批朝天使臣尚滯留在北京，明朝並未因此而遷怒於使臣，據金堉《朝京日錄》載曰：「皇上將有特賞，且差武官護送渡海……誠恐前徑海島將吏兵民不知天朝字小之意、維繫屬國之心。」可見明朝對屬國的艱難處境給予了充分的理解與包容。因此，朝鮮於明清鼎革之際的一些貌似對明朝不忠順的行為，實不宜厚責之！而且幾乎終有清一代，朝鮮一直心存故明。仁祖之子孝宗國王還一度計劃「北伐復明」，可惜英年早逝；後嗣國王設立大報壇祭祀明朝皇帝，內部秘密行用「崇禎」年號等亦可見其對明朝之忠順。一言以蔽之：朝鮮作為屬國應無愧於明朝矣！
附記：本文在撰寫及修改過程中，業師達力扎布教授給予諸多指導；奇文瑛教授、尚衍斌教授、鍾焓副教授亦惠賜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本文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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