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經略東北邊疆的得與失
中國的邊疆是統一多民族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邊疆地區始終深刻地參與到國家的建構當中；歷朝歷代政府都高度重視邊疆的經營與治理，維護國家統一與邊疆的發展。
邊疆既是一條線，也是一塊地；是國家安危所系，是中華生命活力的來源之一，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園。中國的歷朝歷代經營邊疆的歷史，也是各族人民捍衛邊疆、建設國家的歷史。正是在疆域的形成、發展、互動、互相成就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國歷代政府在邊疆治理方面發展出了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治理經驗，這些都成為了現代中國可以借鑒的歷史資源。梳理歷史上的疆域治理過程，是對歷史的回顧、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邊疆卓越貢獻的再現，更有著啟迪今天的意義。
本期推出「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的疆域治理」系列文章之《清朝前期經略東北邊疆的得與失》
東北地區是滿族的故鄉和清王朝的發祥地，對清朝具有極端重要的戰略意義。作為關係歷代中原王朝興衰的戰略要地，東北也是多個少數民族的「龍興之地」。在明末清初滿族崛起之前，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曾勃興於東北，建立起強大政權，或擁有半壁江山，或一統天下，從而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滿族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原後，在東北地區實行了特殊的管理體制和特殊的治邊政策。歷史證明，這些治邊方略有許多成功之處，收到了顯著的效果。在清代前期，西北、西南和東南邊疆地區戰事頻發，而東北則成為清朝最穩固的大後方和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從1644年清軍入關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的近200年間，除清初一段時期遭受沙俄入侵之外，東北地區大體上保持了長治久安的局面，既無大的外患，內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也都較為緩和。但清朝前期對東北的治理也有許多失誤，不僅使東北地區長期處於封閉落後狀態，而且邊防政策的失誤最終造成了喪失領土的慘痛後果。清朝前期治理東北邊疆的經驗教訓值得認真總結和反思。
郎世寧《恭繪滿洲八旗狩獵圖》
一、清朝前期治理東北的成功之處
清朝前期對東北的治理有很多成功之處，也卓有成效，筆者歸納為四個方面。
1
豐富「大一統」思想 超越「華夷之辨」
在理論創新及其實踐方面，清朝統治者進一步豐富了「大一統」思想的內涵，這與以往歷代漢族王朝「華夷之辨」的內涵相比，形成了一種重要的觀念突破。
儒家的文化內核中包含著「華夷之辨」的基本主張，在清代以前的歷代漢族王朝，「華夷之辨」多數時候都被具象化為族群乃至血統差異，因此，長城以北的少數民族被視為天然的「夷」，漢族王朝往往對少數民族及其生活區域持排斥態度。范曄所著《後漢書》（卷90）認為：秦始皇修築長城「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視長城為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分界線，以及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線，就是這一思想的典型表現。「華夷之辨」的思想對東北地區的治邊政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自從戰國時期燕國在東北地區設郡之後，歷代王朝在東北地區都有行政建置。由於東北只有遼東地區在長城以南，因此，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在東北地區的直轄區域往往只局限在遼東地區，對遼東以北的地區或實行「官其酋長」的羈縻統治，或放任不管。
清入關之後，「華夷之辨」的內涵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因為儒家所主張的「華夷之辨」，最初是指文明水準之差異，「所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所以清王朝將「華夷之辨」還原為原初的文明水準差異。由此，清朝統治者所提出並踐行的國家「大一統」思想，便形成了遠超此前漢族王朝的格局。
「大一統」思想是儒家的政治主張，《禮記》對此給予了最通俗的解釋：「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義也。」可見，「大一統」思想的本義是打破「華夷之辨」的界限，要求天下統一於一個政權，一個政權統一於一主，即「以一治之也」之意，主張統一，反對分裂割據。
清代「大一統」思想開端於清太宗皇太極。清入關前，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改女真族名為「滿洲」。皇太極即位後，著手調整滿漢關係，提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後來，他又進一步提出「朕於滿洲、蒙古、漢人，不分新舊，視之如一」，形成「滿蒙漢一體」的思想，為清代的「大一統」實踐奠定了制度與思想前提。清朝入主中原後，如何對待漢族百姓，成為統治者面臨的大問題。順治帝繼承了「大一統」的觀念，多次強調「滿漢一家」的思想。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下令停止修築長城，撤長城之防。這一舉措打破了歷代以長城為界的觀念，把長城內外視為一體，都視為清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為兩千年邊防政策之一巨變。他對此解釋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友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他廢長城而不用，代之以把蒙古族視為保衛北疆的屏障。
雍正與乾隆時期，清朝逐漸發展到鼎盛階段，統治者對「大一統」思想的認識與闡述也日趨成熟與完善。雍正帝曾詳盡地闡明其「大一統」思想：「夫中外者，地所劃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陬，梯航納貢，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為主。」（《清世宗實錄》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中原和少數民族地區「中外一家」，是其「大一統」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他批駁那種基於族群與血統的「華夷之辨」，指出：「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因此，不應「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清朝在東北地區的行政管理體制創製上也踐行了「大一統」思想。清朝在東北地區先後設立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轄區，將東北置於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之下，這是繼元代之後，又一次將東北地區置於中央直轄之下。而元朝在廣闊的東北地區僅設置一個遼陽行省，雖其下設有路、府、州、縣，但管理範圍過於遼闊，管理體制也並不完備。相較而言，清代在東北設立的將軍轄區，不僅是軍事防區，同時也是行政區劃，加強了東北地區的國防，促進了東北地區的開發，表明清代中央政權對東北邊疆地區實現了較歷代都更為有效的直接管轄，也標誌著清代國家「大一統」的程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
因俗而治，一地多制
清朝統治者高度重視東北地區的戰略地位，在管理體制上，清朝廷根據各民族、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實行了以八旗駐防製為主體，民戶州縣制、邊民姓長制、盟旗制、陪都體制多種體制並存的管理體制。這種「一地多制」的制度設計，是清朝的獨創，體現了清朝統治者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族制宜的體制創新精神，它符合東北各民族、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特點，對實現東北地區的長治久安發揮了巨大作用。
1、八旗駐防制。清朝在東北地區實行了與內地行省體制截然不同的將軍轄區體制，東北大部分地區實行的是八旗駐防制。東北八旗駐防「以城為綱」，即根據各個城市的重要程度設置不同的職官，「自將軍而下，最重要者則設副都統駐紮，次則設城守（尉）駐防，次則協領、驍騎校駐防。蓋城守尉隸副都統，協領、佐領隸城守尉，驍騎校等官復隸協領、佐領，而皆隸於將軍。其設官之數，皆準設兵多寡，因地異宜，以奮武衛固疆圉」（《清朝文獻通考》卷51）。駐防八旗除遇有戰事奉調出征外，平時的任務主要是管理旗地，徵收地租，緝捕盜賊，維護治安。清朝廷還將東北地區的許多少數民族編入到八旗組織當中，組成「新滿洲」，通過八旗組織管理旗人。八旗制下，人盡皆兵，不僅加強了東北邊防，同時也增強了這些少數民族對清朝的向心力。清朝在全國共設立了盛京、吉林、黑龍江、烏里雅蘇台、伊犁五個將軍轄區，其中東北地區就設置了三個將軍轄區，其在軍事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東北三將軍轄區的設置不僅對抗擊沙俄入侵、鞏固東北邊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也使東北成為清朝最大的八旗駐防區域和最重要的軍事基地，東北八旗兵也成為清朝戰鬥力最強的軍隊，並作為戰略預備隊，關內或其他地區遇有戰事即奉調出征，成為維護清朝統治的堅強支柱。
2、民戶州縣制。清入關之初，遷都北京，百萬軍民「從龍入關」，東北地區出現了「沃野千里，有土無人」的荒涼景象。因為清朝實行旗民分治的政策，八旗組織不直接管理民人，而是設置州縣進行管理。隨著關內人口的不斷湧入，清朝廷於順治十年設遼陽府，置遼陽、海城兩縣，以管理民人，這是清代東北設州縣之始。在東北地區專門設立州縣管理民人的制度，即稱之為民戶州縣制。順治十四年（1657年），清朝廷設奉天府之後，盛京地區的州縣統由奉天府尹管轄。從清初開始，關內人口即開始向東北地區遷移。隨著關內移民不斷增加，東北地區設置的州縣和八旗制下的理民機構也不斷增加，並且隨著移民逐漸向北遷移，州縣制也逐漸由南向北逐步推廣。
3、邊民姓長制。在松花江、烏蘇里江和黑龍江下游流域以及濱海和庫頁島廣闊地區分布著赫哲、鄂倫春等眾多少數民族，他們隸屬於吉林將軍轄下的三姓副都統轄區，清朝廷對這些少數民族「各設姓長、鄉長，分戶管轄」（《清朝文獻通考》卷271），這種制度稱之為邊民姓長制。這些少數民族被編戶入冊後，每戶每年向清朝廷交納一張貂皮作為貢賦，而清朝廷則給予回賞，稱為「貢貂賞烏綾」。烏綾為滿語，意為財帛。清朝廷還實行聯姻制度，允許邊民攜帶聘禮，進京迎娶宗室之女，清朝廷還陪送一份豐厚的嫁妝。所謂宗室之女，其實多為民女充替，但這種聯姻制度對加強內地與邊疆地區的聯繫，促進邊疆地區的開發，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4、盟旗制。清代在蒙古地區實行盟旗制，其中哲里木盟、卓索圖盟與昭烏達盟，毗鄰東北，通稱東三盟。後來由於漢族移民大量湧入，這一地區也先後設立州縣，分別隸屬東北三省。東三盟的管理體制比較特殊，既直接隸屬於理藩院，同時又受臨近的將軍或都統節制。盟旗制中的旗和佐領是清朝參照八旗組織形式，並結合蒙古游牧部落的組織結構設置的，也體現了清朝廷對蒙古「分而治之」的統治政策，它既防止了各部落的聯合，同時也避免了某一部落勢力過於強大。
5、陪都體制。清朝廷還在陪都盛京設立了奉天府、盛京五部、盛京內務府等陪都機構，管理整個東北地區事務，這就是盛京所特有的陪都體制。盛京儼然成為除京師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奉天府尹管理東北地區州縣民人，與盛京將軍形成旗民分治的格局。盛京五部不論旗民，只以具體事務分工。盛京內務府則只負責管理皇室事務，無涉地方實權，因此在建立之初，就由盛京將軍兼任盛京內務府總管大臣。奉天府尹、盛京五部與盛京將軍互不統屬，事權多有交叉，遇事只能會商解決。清朝廷設置陪都機構，既是為了加強對大後方東北的經營建設，同時也是為了加強對東北三將軍的監督和控制。光緒元年（1875年），署盛京將軍崇實論及盛京將軍與陪都機構的關係時曾說：「溯其（將軍）建基之初，原與五部隱相兼攝」。（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魏源對清朝統治者這種駕馭官員的手段也有很精闢的評價：「雖各省提鎮、駐防將軍，掌兵柄而不擅財賦，與文臣互牽制焉。於封建有其名無其實，於藩鎮收其利去其害，損益百王二千年之法，至是而大定。」（魏源，《聖武記》卷2）
因此，東北地區是五種管理體制並存，這種「一地多制」的管理體制體現了清朝「因俗而治」、靈活多變的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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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界分治，減少民族矛盾
在民族政策上，清朝廷對東北地區各民族實行了「劃界分治」的政策，即劃分各民族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分別進行管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各民族間的摩擦和矛盾。
例如，在盛京地區實行了旗民分治的政策，如《清朝文獻通考》（卷271）所載：「凡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事務，仍隸於奉天將軍；凡民人事務，則統之於奉天府尹」。並且還劃分旗民界限，令旗民各自「在界內分開居住」，以使「互相爭告之事可省」。（《清聖祖實錄》卷266，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丁未）農村的耕地，也要「旗民地畝，分立界限」，並且「不許旗人民人互相墾種，以滋爭端」。（《清聖祖實錄》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己卯）這種旗民分治的政策雖然也造成了一些弊端，卻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民族矛盾，這也是借鑒了後金時期的歷史教訓。
清朝廷還在東北地區設置了柳條邊，柳條邊的作用主要是「插柳結繩，以界蒙古」（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卷下），即防止蒙古族越邊放牧，侵擾漢族農耕區域。同時清朝廷還在柳條邊各邊門派兵駐守，嚴禁邊內滿、漢民族與邊外蒙古族任意來往，這是「劃界分治」政策的典型體現。學者關亞新認為，柳條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漢、滿等民族的農耕區、東北其他少數民族狩獵採集區和蒙古族的游牧區這三個生產區域的分界線。柳條邊的設置，不僅維護了不同生產區域內生態環境的穩定，而且對減少各民族因生產活動產生的摩擦和矛盾，維護東北社會穩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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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勢制宜，逐步完善東北行政區劃
在具體治邊政策上，清朝廷能根據形勢需要，不斷進行調整，體現了因時、因地制宜的靈活性，對行政區劃設置和邊防政策的調整就是一個例證。
清入關之初，清朝廷設盛京總管統轄東北。當時，沙俄已經開始侵略我國黑龍江流域。由於清軍入關後，忙於關內的統一戰爭，無暇顧及東北北部防務。沙俄侵略者由此肆虐橫行，給黑龍江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順治九年（1652年），寧古塔章京海色率軍進攻沙俄侵略者盤踞的烏扎拉村據點。這是歷史上清朝與沙俄兩國軍隊第一次交鋒，由於海色指揮失誤，清軍遭受重大失敗。清朝廷接到敗報後，迅速作出反應，派梅勒章京沙爾虎達領兵駐守寧古塔，以加強東北邊防。由於盛京昂邦章京坐鎮盛京，位於東北南部，距離抗俄前線過於遙遠，不利於指揮抗擊沙俄的戰爭。因此，在順治十年（1653年），清朝廷又升沙爾虎達為寧古塔昂邦章京，與盛京昂邦章京平級，東北地區遂劃分為盛京、寧古塔兩昂邦章京分治。寧古塔昂邦章京的設置，標誌著清朝對沙俄的入侵進入了有限反擊的階段。由於當時清朝忙於統一全國的戰爭，尚無力對沙俄進行全面反擊。康熙帝即位後，對東北邊防極為重視，他針對沙俄侵略者不斷建立堡壘、步步為營、不斷向前推進的侵略戰術，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永戍黑龍江」戰略，即在黑龍江地區建城永戍，改變了以往派兵征討、打完就撤回的做法。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已經收復，國內較為安定，反擊沙俄的時機已經成熟，清朝廷遂把戰略重點轉移至東北地區。因為當時寧古塔將軍的駐地在吉林，距離黑龍江流域也較為遙遠，不利於加強黑龍江地區的防務。由此，康熙帝決定設立黑龍江將軍轄區，黑龍江將軍衙門駐地設在黑龍江北岸的璦琿舊城，東北地區至此形成了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分轄的格局。黑龍江將軍轄區的設立，極大地加強了黑龍江流域的防務，對取得抗俄戰爭的最後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東北三將軍轄區的設置，是清朝廷為了防禦沙俄入侵、不斷加強東北邊防的過程，同時也是東北行政區劃趨於完善的過程。這一過程也體現了清朝廷根據形勢變化，對行政區劃和邊防政策不斷進行調整的靈活性。
二、清朝前期治理東北的諸多失誤
當然，清朝對東北的治理也有許多失誤之處。
1
實施封禁，導致發展滯後，東北北部人口稀少
封禁政策是造成東北地區長期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維護滿族在東北的壟斷地位和特殊利益，清朝廷於乾隆五年（1740年）開始在東北地區實行封禁政策，禁止從關內移民東北。在封禁令正式頒布之後，東北地方官員對進入東北的流民往往比較寬容，多次懇請朝朝廷對流民免予驅逐。不管其動機如何，這一點還是應該給予肯定。由於封禁政策執行得並不十分嚴格，因此，關內人口仍源源不斷地移民東北。但由於清朝廷對東北基本的大政方針是以封禁為主，從而使東北地區在人口遷移、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受到嚴重影響。
清朝廷的封禁政策從長遠上看，不僅使東北地區長期處於封閉落後狀態，而且對東北邊防的消極影響尤為嚴重，導致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長期處於空曠無人的狀態，給沙俄蠶食、侵佔中國領土造成了可乘之機，其惡果在清代前期即已彰顯，在晚清時期更是暴露無疑。
2
邊防「重南輕北」，致沙俄侵佔領土
在東北地區的邊防建設上，清朝廷也存在重大失誤。《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東北八旗兵的主要任務便從防俄轉向防內，即作為清朝廷的戰略預備隊，遇到關內和其他地區有戰事發生時，即奉調出征。東北地區的兵力分布也呈現出「重南輕北」的格局，主要體現在黑龍江、吉林將軍衙門的南移，和兵力分布上的「重盛京、輕吉黑」。
東北北部邊防極其空虛，導致庫頁島在乾隆末年即被俄國、日本侵佔。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俄國就已經在庫頁島「南岸母子泊地方置政廳，設監獄，立教堂，駐守備兵，復移殖人民，謀實業之發展。俄人至本島之西岸測量，橫加強暴，又至南格里地方肆行劫掠，居民不堪其擾」。日本對庫頁島也有殖民滲透，主要集中在漁業開發方面。與俄國實施的武裝佔領相比，「日本藩王僅對漁業之管理置有少數小吏，在國防上尚無設施也」。根據石榮暲在《庫頁島志略》卷1中的記述，嘉慶十一年（1806年），俄國沙皇竟公然命人到庫頁島尼華灣遺留俄文銅版以作為佔領該島之標誌。從乾隆末年俄國開始控制該島時起，直至咸豐十年（1860年）俄國通過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正式吞併庫頁島為止，這一段時期，雖然庫頁島居民仍然繼續向清朝廷繳納貂皮，「貢貂賞烏綾」制度一直沒有停止，但清朝廷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庫頁島的控制。除庫頁島外，《尼布楚條約》所規定的烏第河待議地區，也由於清朝廷疏於防範和監控，在清代前期也被沙俄侵佔。東北邊防政策的諸多失誤，不僅導致清代前期東北地區喪失了部分領土，而且也是造成晚清時期東北喪失大片領土的一個重要原因。
3
事權分散，政令歧出，效率低下
東北地區由於多種管理體制並存，因此也存在著事權分散、政令歧出、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以陪都盛京為例，盛京將軍、奉天府尹、盛京五部相互獨立，互不統屬，而職權多有交叉，遇事只能會商解決，極易造成遇事推諉、彼此掣肘，影響政務的順利進行。清朝廷雖然對此也進行了調整，在乾隆年間，改為由盛京五部侍郎中揀選一員兼管奉天府尹事務，形成盛京將軍、盛京五部分權並立的格局，但事權不一的局面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互相制衡的管理體制雖然對防止盛京將軍專權、避免出現類似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卻是以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東北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4
以武備之職行文治之事，治邊乏力
東北地區由武將治理地方，也有很多弊端。東北設立的將軍轄區，是以八旗駐防製為主體，是「兵民合一」、「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在行政區划上的表現形式。滿族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東北作為清朝最重要的軍事基地的戰略定位，必然對東北三將軍的軍事才能有更高的要求。對東北三將軍的選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武輕文的傾向。與關內主要靠科舉進仕途的漢族督撫不同，東北三將軍群體中，大部分人都是武將出身，文化素質不高，勇武有餘，謀略和行政管理能力不足，多數人治理地方因循守舊，缺乏進取和創新精神，政績平庸。清代學者徐宗亮在《黑龍江述略》（卷3）中評述將軍「以武備之職，任文治之事」，從長遠看，這不利於對地方的治理。又因為「歷任將軍止以武事為重，吏治多未講求」（《吉林將軍銘安奏變通吉林官制增設府州縣大概章程折》），更不利於地方發展。同時，將軍事權過重，尤其是在吉林、黑龍江地區，將軍地位獨尊，缺乏監督和制約，這極易造成官場腐敗。這些弊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東北地區的發展。
結語
綜上所述，清朝前期對東北的治理有許多成功之處，使東北地區在清代前期近200年中，大體上保持了長治久安的局面，不僅使東北成為清代國家「大一統」版圖的一部分，而且使東北地區各少數民族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但清朝前期治理東北也有不少失誤之處，影響了東北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使東北長期處於落後狀態，並且在邊防政策上也存在諸多失誤，不僅導致了清代前期東北地區部分領土被沙俄侵佔，而且還為晚清時期東北地區喪失大片國土埋下了重大隱患。
總之，認真總結清朝前期治理東北邊疆的經驗教訓和利弊得失，以史為鑒，可為現階段的邊疆治理提供參考和借鑒。
【作者系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清史、滿族史和東北地方史；本文系2014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大項目《盛京城考古與清代歷史文化研究》（項目批准號：14ZDB038）階段性成果。 】
文字來源：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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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監製：李元 審校：李鵬臻 製作：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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