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屬眼中，一個不一樣的鄧力群

作者：謝 宏

鄧力群老人百歲辭世，不僅為他堅持做完最後幾件事贏得了時間，也贏得了「歷史的沉澱」。如何評價這位世紀老人，涉及對於整個時代的解讀。作為後生晚輩，我只能寫下記憶中的幾個片段，作為對他老人家的紀念。

一

初識鄧力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審查、批鬥期間，我和其他兩位剛剛大學畢業的同事，負責「看管」和「收繳」他及其他兩位副總編的檢查，日夜陪伴，並參加他們的批鬥會。這種零距離的接觸，使我們感受到他的威嚴和剛毅，也知道他是一條「硬漢」。

1965年 8月，我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當時的總編輯是陳伯達，政治局候補委員；常務副總編兼秘書長是鄧力群，人稱「老鄧」。我到《紅旗》時他已經到桂林搞「四清」，范若愚繼任常務副總編。另一位副總編是胡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胡、范」全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力群首當其衝，陳伯達說他是劉少奇派到《紅旗》奪權的，被視作「劉鄧司令部」在《紅旗》的代理人，重點揭批其修改並在《紅旗》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事，「幫助劉少奇篡黨奪權」。對於胡繩，重點是揭批其與「二月提綱」；對於范若愚，重點是揭批其與「二月兵變」。我依稀記得，鄧力群被批判的其他問題還有：鼓吹「白專道路」，鼓勵讀書鑽研，不能當「官」，也能當「員」(研究員 )；鼓吹中農有組織生產的經驗，貧下中農反而缺乏；編輯部某女同志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鄧力群不主張這位女同志因此事跟丈夫離婚；等等。這些似是而非的批判，在今天看來，幾乎「全擰」，即使在極「左」思潮泛濫時，也從反面給人們打開了思路。

在我的印象中，鄧力群有兩個「異樣」的表現，一是被批鬥時不肯低頭，把頭按下去，讓他重新交代，仍然是「這個問題哩……」，像首長做報告。二是他實事求是地「交代了」陳伯達修改并力主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交代了」陳伯達要他來《紅旗》，他不願來，陳請劉少奇讓他來，惹怒了陳伯達。後來，陳伯達幾次來《紅旗》，都問鄧力群死了沒有。

使我們感動的是，對於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看管」過他的年輕人，老鄧並不計較。但凡他認為「說過錯話，辦過錯事，覺悟較早，表現較好的年輕人」，後來都得到了他的關心和愛護。

二

老鄧在幹校，身處逆境，苦讀經典，著書立說，從容淡定。

1969年夏天，《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大部分編校人員都到石家莊「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鄧力群和胡繩到幹校後繼續接受批判，干最臟、最累的活兒，但政治上的壓力開始逐漸減少，進而有了轉機：一是他們已成「死老虎」，很少再進行批鬥；二是《紅旗》編輯部出現了一個反對陳伯達的「反革命小集團」，打擊這個「小集團」成為主要目標 ;三是陳伯達、林彪相繼倒台，政治壓力大減 ;四是 1973年初，周總理指示中央機關高級幹部回北京檢查身體，老幹部恢復工作在望。鄧力群自己總結在幹校的「兩大收穫」，一是乾重體力勞動，身體變好，幾種疾病不治而愈；二是讀書，每天三小時，五年半堅持不懈。據老鄧回憶，他先後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和《二十四史》等中外名著 320多本。

我在幹校做了七年會計，去得最早，給大家號房子，包括給老鄧號房子 ;回來得最晚，幹校收攤要結賬，但其間很少與老鄧接觸。有點關係的是關於「書」的幾件事。一是向老鄧借書。我和愛人都是中文系畢業的，知道老鄧帶了許多中外文學名著，便去借閱，老鄧慷慨允諾，一次一至兩冊，還後再借，延續數年。二是幫老鄧出書。老鄧在幹校完成了《學習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我到新聞出版署工作後，請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幫助出版了此書。書是小 32開，在當時的情況下，老人家也還滿意。後來線裝書店又幫他出了線裝本。三是幾年後，我在他領導下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期間，老鄧把在幹校讀過的加了個人批註的《魯迅全集》借給我，希望我能完成有關魯迅的研究成果。

三

老鄧恢復工作後，中央漸次委以重任。「四人幫」倒台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老鄧幫助幹校「學員」安排工作。

1976年，我被分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但因文化部部長空缺，無人辦理接收手續，後來請老鄧幫忙，通過剛剛到任的國家出版局局長石西民，我轉調到國家出版局工作。1980年初，老鄧又將我調到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這期間，老鄧又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鄧小平復出時，鄧力群被起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發起後，鄧力群又被打入低谷。在「低谷」時期，鄧力群再一次表現了他敢於擔當的「硬漢子精神」，被傳為美談。對於「四人幫」攻擊的所謂「大毒草」— —《論總綱》，鄧力群說，這篇文章的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他個人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負任何政治責任。鄧小平後來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劉仰橋，一個鄧力群。

黨的事業的艱巨複雜，造就了一批幾起幾落而不改初衷的共產黨人。人無完人，正像老鄧自己所說，他有他的錯誤和局限，但他在被批鬥時，不肯低頭 ;在逆境中，堅信馬列主義；在順境中，對於諸多編輯學子，施以援手；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敢於擔當，這些品質實為常人難及。

老人家在性格上的特點，也連著他的成就和局限。一次拜訪時，老人家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做人要「內方外圓」，恰中我性格要害。坐在一旁的羅立韻老人調侃說，你自己都不「內方外圓」，還要謝宏「內方外圓」，老鄧淡然一笑。

四

老鄧堅信共產主義，以社會主義理想的堅定「守門人」而知名，但我對於有關宣傳很不滿足。我去《人民日報》工作後，一次去探訪他時說，我們的一些文章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過於空泛，新話不多。老鄧很是警覺，「噢？你自己寫寫看」，又說「不要著急」。

正好有一個機會，1997年我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三個月。這次學習對我個人是一次理論梳理，以後幾年比較順手地在《人民日報》撰寫署名任仲平的政論，多是得益於這次理論梳理。遺憾的是，我未能及時送交老鄧，當面聆聽老人家的教誨。那幾篇文章的寫作，多是得益於與老人家談話後寫成的《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得益於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多年的熏陶和訓練。

大概五六年前吧，老鄧的聽力、視力都已下降，對這個世界的感知越來越少，但他希望幾位師友 (當年的中青年，現已成為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 )，每人選擇十幾萬字的東西給他，請秘書讀給他聽，每天讀幾段。我送給他的十幾萬字，包括《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以及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幾篇長文。老人年邁，不便交流，我已無從探知老人家看過之後做何感想。我有一種感覺，即使在耄耋之年，老人家依然沉浸在他無限眷戀的世界裡。

鄧力群老人已經作古，經中共中央審定的《鄧力群同志生平》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審視歷史，臧否人物，這是一個範例。

(選自《紅旗文摘》2017年第10期，原文刊載於《當代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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