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 歲的尤納·弗萊德曼可能是最大膽的建築師:他的設計里根本沒有「牆」
94 歲的法國建築師尤納·弗萊德曼(Yona Friedman),在長達 70 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只完成過兩棟建築。大多數時間,他都活躍在紙上。
不過,在其論文紙中獲得啟發的建築師卻不少,其中包括著名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日本建築師磯崎新和黑川紀章。
雷姆·庫哈斯是普利茲克獎得主,後兩位則是日本新陳代謝派的重要成員。新陳代謝派,是日本著名建築師丹下健三組建的團體,強調用自然進化的眼光看待建築,而非將城市與建築視為固定不動的物質資產;這種能動的觀點,實際上是尤納「移動建築」理論的發散物。
位於日本東京的中銀膠囊塔,由黑川紀章設計,於 1972 年完工,被認為是現代建築史上首座真正以膠囊式建築模塊建成的建築,共包含 140 塊預製建築模塊,每個獨立單位均可獨立更換。(圖片來源:archeyes)
在普通人不會去閱讀的 40 多部個人專著與上百篇論文中,尤納思考的是屬於每個個體的未來。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這個未來計劃都相當大膽:建築可以任意變形與移動,它們將被填充於一個基礎的三維網架之中,由間隔 60 米的樓梯塔支撐著,在半空中不斷延伸。
「移動建築」中的每一個元素——牆、屋頂或者天花板,在某種程度上都變成了一件「傢具」,居住者有自由移動與更換它們的權利。唯一不變的是柱子、梁、基礎設施、供電、供水、通訊網路等基本架構。
由此構成的「空中城市」,沒有「立面」,而由一系列「城市內部空間」構成,即居住體之間以及上下的空白部分。城市的面貌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變化,而公共空間也不再只作為建築之間的「走廊」而存在。
在這種「大跨度」結構中,人們可以自由地使用樓梯塔之間的空間,用於步行、通車及休閑娛樂,還可以在其中種上綠植。
決定建築與城市面貌的,不再是政府與開發商,而是城市中的每位居民。
「移動建築」的構想,在 1956 年的第 10 屆國際現代建築大會上首次提出,意外地被在場不少建築師接納。
在戰後城市化進程加速及世界人口不斷增長的 50 年代,這個希望在非均質化社會賦予民眾自由表達權利的建築類型,儘管理想主義,但帶有務實的成分。
而對於匈牙利籍猶太人尤納而言,在遭遇納粹迫害、不得不背井離鄉的經歷之後,搭建「移動建築」意味著重塑秩序:「我意識到沒有任何傳統是安全的,一個人的行為必定會隨著時間發生改變,而建築是這種行為的一部分。」
他開始設想「移動建築」的細節。
能靈活變形的牆壁,是最容易實現的部分。借鑒興起於 40 年代的「預製裝配件」技術,尤納構想出了一種用鉸鏈及板材連成的折板組,並將其命名為「摺疊屏風」。
不過覆蓋「摺疊屏風」的屋頂或天花板,難以被規則化。於是,他忽略了每個具體部件的形狀,勾畫出了一種能容納「摺疊屏風」的幾何骨架。居民可以在一道道「橫樑」上建造自己的房屋,組成「飄浮」在半空中的「筏型街區」。
室內的陳設也將隨之改變。浴室中的固定設施將通過易彎曲的塑料軟管與供水網路連接在一起,從而可以在主排水管上自由旋轉,被靈活地從一個地方移至另一個地方。尤納將這些基礎設施稱為「類傢具」,因為它們將不再被固定在房間中的某一處,而可以像傢具一樣自由地移動。
他在圖紙上勾畫自己的想法,還搭建了不少模型。不過這股熱情,卻遭到了現實的冷遇。
2015 年,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尤納個展中,展示的「空中城市」模型
擺放在尤納巴黎家中的各種模型(圖片來源:intramuros)
出資打造新建築的政府及開發商,並非缺少時間與精力探索搭建「移動建築」所需的新技術,而是毫無意願關注尤納所關切的窮人們的生存利益。
在負責開發首個社會住宅項目時,尤納的「人道主義關懷」受了挫。儘管依照當時當地的標準,那些為窮人而建的房子已是一種革新,但是當權者堅決拒絕給居住者絲毫的主動權。權力仍握在政府官員的手中,儘管他們並不是未來的住戶。當視察該項目的一名部長表示想在房子的某個角落開扇窗戶時,承包商立馬下令,將那堵牆鑿破並依照部長的意思安裝了窗戶。
因為無法向主流妥協,尤納最終只獲得了兩次實現建築構想的機會。
位於法國昂熱的 David d』Angers 高中,儘管被固定在地面上,但是建造的過程很民主——尤納邀請全校 1500 名師生參與了討論,加上與學生家長及政府的交流,規劃的過程耗費了足足四年。擔心往後新學生們的生活、學習方式會發生改變,他還在建築中預留了很多空隙,便於未來的改變。如今 David d』Angers 高中的樣子的確發生了變化,學校官網還公布了翻新的信息。
尤納邀請師生們在建築立面上作畫
與尤納的構想更接近的,是印度馬德拉斯的簡單技術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十分簡易,用竹片製成的格柵圓頂裝飾著竹編板,上面覆蓋著用於包裝食物的鋁箔,每平方的造價只需 2 美元。它是為當地未接受過教育的人口服務的。每個建築結構的四周都繪滿了連環畫,主題涉及如何尋找水源、建造屋頂、種植蘑菇、節約能源等話題,目的是幫助這些貧困人群提升生存技能。
建造的過程很不常規,尤納沒有使用建築圖紙,而是以一份用漫畫形式繪製的「工作手冊」,幫助當地的建造者完成了結構的搭建。
「我的工作重點不是表述『我能做什麼』,而是證明『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他多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這個項目,原因是它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移動建築」項目的可行性,即沒有建築學背景的普通人也可以在必要的培訓後具備構思設計、建造房屋的能力。
沒有房子可建時,尤納專註於繪製各種各樣的「說明手冊」,用連環畫的形式闡述自己的觀點。由於通俗易懂且生動有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委員會和法國環境部等組織曾邀請他製作其他主題的說明手冊,為文化程度不高的公民們所用。
他的設想越來越大膽。
在隔板鏈結構的「摺疊屏風」之外,他勾畫出了空間結構極為複雜的蛋白質鏈結構,受德國達達主義藝術家庫爾特·施威特斯的工作室「梅茲堡」啟發而設計的梅茲堡結構,以及形似褶皺地形的皺紙結構。目的是為了更自由的建築表達。
他用一圈圈的鐵絲製造出了蛋白質鏈結構的模型,在他的設想中,一切建造活動均可以在幾組圓環結構中展開:人們可以在每一個圓環上畫出一個正多邊形,每一個圓環即代表一個正多面體的一個面,而一組直徑相同的圓環即可以構成一個正多面體的框架;任何正多面體(無論它的一個面是正三角形、正方形還是正五邊形),在拼接面圓環直徑相等的前提下,都可以相互連接,由此連成的空間框架結構就像蛋白質一樣沒有定形。
蛋白鏈結構(圖片來源:archeyes)
尤納為 2016 年蛇形畫廊設計的臨時建築(圖片來源:serpentinegalleries)
為幫助個人更隨意地設計自己的寓所,他還試圖開發過一款名為「住宅書寫器」的設備(不過沒有成功):人們可以選擇不同房間的形狀,在空間內安置廚房、浴室等功能區,並在配備了排水設施、供電設備、通訊網路等設施的結構中,安插牆體、隔斷、地板、頂棚等可變的原件,在設計完成後能預覽不同空間的視覺效果及造價。
而對於由「移動建築」組成的「空中城市」,尤納還細緻地思考過一系列建造規則及運營辦法。
比如在每個「樓層地面」上保留 30% 的面積建造花園,為保證植物獲得充足的光照並讓低層的居民看到藍天,每一層樓板都需布設穿孔來構築庭院與天井。
比如「空中城市」的三維空間格局可以由市政府和國家出資建造,未來的居民可以租借這些「樓層地面」並在上面建造自己的住宅;當居民打算從「樓層居所」搬出時,他們投資於建築的大部分資金應當被退還,舊有的居所則由市政府或國家「繼承」。
他繪製過許多個「空中城市」的模板,不過他稱所有草圖並非為了表現一種預知的美學,而是想表達一種可能的力量和打動人的無序。
「無秩序就是一種秩序」,尤納總結道。
尤納設想的橋鎮,第二張圖繪製的是上海黃浦江上的橋鎮
尤納的連環畫說明圖(圖片來源:jsah)
這一切構想,可以追溯到他小學時的一個觀察。
在《為家園辯護》一書中,他做了詳細的記錄:「孤零零的房子並不存在。房子的終點不是屋中地板的外沿,而是繼續伸向街道、花園,然後,到達街道對面。跨越接到後的房子繼續進入並穿越它面前的一切,如此反覆,延伸,再延伸……」
「想像一棟房子就是想像整個世界」,尤納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順著這個結論繼續深究下去,他又推出了新的結論——
「每個人都會想像自己的房子。因此,每個人都在想像自己的世界。每座由居住者想像出來的房子都會不同,於是每個人想像出來的世界也不同。一座房子或一個世界因此沒有必要與別人想像中的一樣」。
最終,這些結論延伸出了一個他一生都在探究的問題:如何實現居住者想像中的房子,讓它們可以依據居住者每天不同的想法和喜好被調整,最終滿足個體對建築的需求。
尤納在巴黎的家中(圖片來源:explorelab)
尤納在巴黎的家(圖片來源:intramuros)
不過除了那兩個有所妥協的建築項目,以及一堆論文紙和建築模型,尤納對「移動建築」的個人實踐,再無更多的進展。
相比受資金和權力牽制的建築界,他更受藝術界的歡迎。
前文所提的蛋白質鏈結構,被他用在了「街頭博物館」的藝術項目中。他又一次搬入了自己的自由觀:「展櫃必須要被呈現在博物館封閉的室內空間里嗎?它們應該無處不在,比如在街道上、花園裡,它們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保護。」
在不同的城市,尤納會通過與當地人合作及使用不同的材料,將這座博物館搭建出來。它的外形可以隨意組接與改變,結構內則可以安插不同的內容(全部出自大眾)。而經過它的人們,可以隨時自由地觀看、體驗不同的陳列品,還可以自由地在其中增添內容。
有人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照片和圖畫,也有人在其中塞入了屏幕破碎的手機,每一件物品背後都是一段個人故事。
在義大利 MAXXI 博物館展出的街頭博物館(圖片來源:MAXXI)
在義大利街頭,尤納與當地民眾一起實現的街頭博物館(圖片來源:fondazioneratti)
在這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之前,這座「街頭博物館」曾在 2015 年來過上海。當時,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策划了一場尤納的個展——「可實現的烏托邦——尤納·弗萊德曼展」。
這場展覽舉辦同期,PSA 的另一個展廳展出了義大利著名建築師 Renzo Piano 的《漸漸件件》。館長龔彥表示,這是「刻意為之」。
龔彥希望通過兩者的對比「展示一個多樣性」,呈現不同建築師「對同一事物的不同態度」。在接受《外灘畫報》採訪時,她曾對此做過解釋:「Renzo 作為米蘭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是延續了柯布西耶所倡導的建築可以改變人的生活、建築師可以承擔起造物主的角色的理念。尤納則沒有,他完全是從實驗者的角度去批判這樣的觀點的。」
在 1970 年法國巴黎蓬皮杜中心的競標會上,尤納與 Renzo Piano 有過短暫的交會。最終獲勝的是後者。
我們如今看到的那座骨架外露、布滿管線機械系統的文化建築,曾因與巴黎傳統風格建築背道而馳,一度難以被許多巴黎市民接受。
而如果與尤納的方案相比,前者顯然是「保守」的。尤納希望搭建的是一個沒有立面的文化展館,它的外觀會隨著展覽的形態而發生轉變,整座建築將始終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尤納設想的蓬皮杜中心(圖片來源:galeriepoggi)
1998 年,Renzo Piano 獲得普利茲克獎。而尤納至今仍被歸在「烏托邦建築師」的隊列中。
不過對「烏托邦」一詞,他有自己的解讀:「其實所謂『烏托邦』是因為有些人認為這個事情是不可實現的,一旦所有人都認可這個事情是可實現的,那就不再是烏托邦了。」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設想不可實現,因為他已等到了一部分未來——1960 年代,他曾設想地球上的幾個大洲能夠連通,新型的洲際城市將隨之誕生;80 年代,日本瀨戶大橋建成,本州島與四國島因此連在了一起;90 年代英法海底隧道的通車,又連接了英國與歐洲大陸;而即使不修路造橋,不斷提速的飛機也已將這個設想變為現實。
技術,或許永遠構不成障礙。實現「移動建築」真正所需的,是一個具備包容個體能力、並因此能夠自由變化或「移動」的社會。
「我的時代或許還沒有到來」,明白自己時日無多,尤納做了這樣的解釋。
然而這個未來何時會來?誰都沒有答案。
題圖來自archdaily,文內圖如無註明均來自archdaily及yona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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