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憶許姬傳

四十年前一個春天的下午，我在蘇州第一次和姬老見面長談。（姬傳當時不過剛五十歲，但梅畹華早已在客座中呼之為「姬老」了，其實他比梅還要小七八歲，於是朋友們也就跟著稱他為「姬老」。）我是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寫作去找他商量的。雖然事先已經取得梅的同意，但能不能堅持寫作並在報紙上連載，卻沒有把握。姬老是梅的貼身秘書，朝夕相處，連載的初稿全靠他見縫插針地進行記錄。梅的這部自傳的能否寫成，他實在是個關鍵人物。第一次見面他就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洒脫、風趣，是箇舊社會才子型的人物。他能詩、善書，對書畫文物有相當的鑒賞水平，自己也從事收藏，這些在戲曲之外的修養，使他成為活躍在綴玉軒中一位少不了的人物。

姬老解放後一直住在北京梅家，又隨梅劇團到各地演出，來上海的機會不多。「四十年」的寫作是他將紀錄草稿寄交他的弟弟源來，補充整理後送報社發表的。他沒有按照自傳的一般寫法按年鋪敘，卻以梅的日常活動為線索，有機地將回憶組織進去，閑閑寫來，別有一番趣致。無論是寫法還是文風，都與通行的報刊文字有很大的距離。對此，是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反映的。譬如有一種意見，認為梅先生應該著重介紹他的舞台經驗，可以留做年輕演員的範本，而不贊成過多的細寫生活瑣事。我的看法卻相反，覺得能通過一個人來看一個時代，才是一本成功的傳記的重要因素。梅的一生，經歷了好幾次社會的大變動。作為一位傑出的藝術家，他與社會的聯繫是多方面的。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遷，通過他的個人經歷，是可以得到雖然是局部但卻真實生動的反映的。具有這種特殊條件的人物，在每一歷史時代中並不多，而梅卻是相當理想的一個。這是我長久懸在心中的一種願望。「四十年」當然並未完滿地達成這目的，但也多多少少的帶有這種特色。這就是能使讀者清晰地接觸到藝術家的全人，而不只是他在舞台上的獻身，同時也感染到不同時代的社會氣氛。

說到「四十年」的寫作，姬傳的筆路和文風也是有它的特色的。這與通常的報刊文字不是一路，也許難以得到某些人的讚賞，但我卻認為是難得的可貴的。記得姬傳曾和我談起，他是有意學習他所熟讀的《紅樓夢》的筆路的，以為記錄梅先生的活動與談話，用報刊文字的寫法不合適。這是深悉個中甘苦的話。「四十年」中記梅先生和許多老藝術人的談話，聲口、姿態都常有傳神之妙，這種「白描」功夫，多半來自傳統小說，一清如水，時起波瀾，是別具一格的好散文。

1954年秋，我和內人到北京去小住。梅先生請姬傳接車並安排我們住在北京飯店，又請我們在東安市場吃飯，飯後去劇場看川戲。本來旅行已經頗為疲倦，但看了許倩雲的《捲簾求畫》，大為欣賞，連倦意也沒有了。事情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回想起來還如同昨日。

姬傳是個快活樂觀的人。我沒有看見他有過愁苦的時候。十年動亂中當然也飽吃了不少苦頭，但我想他也還是嘻嘻哈哈地過日子的吧。這一點與他的老弟源來不同。這也就是他得享高齡的原因。

1957年以後，我幾乎處於交遊零落、離群索居的境地。但也還有時有往還的一二友人，源來就是其一，也時時從他那裡聽到姬傳與梅家的消息。梅劇團來滬，也有機會與姬老相見，在天泉閣中話舊。除了談戲之外，主要的話題是他們兄弟倆所收藏的書畫，也談到他們先祖許珊林所刻的書，這就是有名的「許刻」。許珊林一生一共刻了多少種書，就連他們也說不清楚，我手邊有兩種，都是他們不知道的代師友所刻的詩文小集。說得高興，姬老就取出許珊林所寫斗大的五言篆書聯，掛在陳定生的墨蘭的旁邊，相與欣賞。

姬老談了不少過去在上海與一些書畫收藏家往來的故事，龐萊臣、張蔥玉、譚敬都是相熟的朋友。論經濟力量，當然不能與他們相比，但也偶然得到一二銘心絕品，可以傲視儕輩。姬老曾買到過一冊華新羅的詩稿，是畫家手書的底稿，前半寫得工整，後來就逐漸率易，到了最後九頁，則潦草幾不成字，這大抵已是絕筆了，最後一頁還夾著襯寫的格子。這真是稀有的書，我有新羅山人的《離垢集》，卻從未前知他還有稿本傳世。姬老說，這本冊子後來換給蔣穀孫了，真是上了大當，可惜之至。言下猶有餘痛，但隨即一笑置之。這件小事是可以看出他的洒脫的性格的。

梅先生逝世以後，姬老還繼續整理有關史料，撰寫回憶文章。這以後很久沒有見面的機會。直到1979年春，他南來料理源來的後事，才再次見面。

這時他已遷返舊帘子衚衕梅家了。轉年我到北京，姬老和梅家的紹武約我在曲園吃飯，劫後重逢，故人無恙，真是值得高興的事。他雖然年逾八旬，但清健如昔，談起舊事來娓娓不倦。他談起他的外祖徐致靖的故事，說是要將老人與戊戌政變的有關軼事寫下來，這就是後來出版的《許姬傳七十聞見錄》。他還談到徐老先生熟讀《紅樓夢》，有些意見是別人沒有說到的，這些我已寫入《京華十日》，雖不敢廁身於紅學家言，也許可當紅樓佚話，以記一時朋友談讌之樂。那實在是值得永遠記憶的快樂的時刻。

1986年冬我到北京，一天下午抽空到舊帘子衚衕去看他。天時向晚，綴玉軒的北房顯得異常陰暗寂靜。梅家的人都出去了，只有他一個人枯坐在沙發上，恰如入定的老僧。相見驚喜。已經八十六歲的他，依舊談鋒極健，還拿出新出版的《憶藝術大師梅蘭芳》一書相贈，倚在沙發上用紫色筆題了字，這本書是他和源來所寫紀念梅先生文字的合集，前面有我所寫的一篇序。姬老還是極有興趣的談書畫，談文物。他到柜子後面取出一方顧二娘雕的菌硯。

有陽文款，是頗不經見的。談起他所藏的一些「雜件」，如竹雕、硯石（有大端石寒星硯及四件小品）、宣德爐等，一一出以相示。他的記憶力是驚人的，幾十年前的舊事都說得頭頭是道。我從他有些激動的談吐中也感到了老人心情深深的寂寞。不必說，近來能找他來談談舊事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屋裡裝了一隻大火爐，但似乎並未散發出多少熱氣，越發顯出老屋的陰沉。

這就是我與姬老的最後一面。聽到他以九十一歲高齡棄世的訃音以後，久久不能寧靜。直到今天才能草草寫成此文。晚秋的天色早已暗了下來，不能不使我記起綴玉軒中的景色和那次快談的種種，覺得這一切都已不可再得了。

199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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