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大臣主张放弃此地，此人坚决反对，并最终保住了中国第一大省

1875年，日本内务大臣在琉球宣布禁止琉球入贡中国，命令琉球奉行日本的明治年号，遵行日本的法律制度，允许日本在琉球驻军。1879年4月，日本突然出兵那霸，正式吞并琉球，并将其改为冲绳县。

而在中国西部边陲，从中亚入侵的阿古柏不但占领了南疆，成为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且于1871年攻占了乌鲁木齐，势力已经扩展到北疆，而沙俄则于1871年侵占了伊犁，甚至扬言要进军乌鲁木齐，至此，整个新疆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控制。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大清朝廷为之震动，两个问题忽然摆在了眼前，其一是应该在东面加强海防，其二是应当在西面加强塞防。尽管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但是无论处理哪一个都需要钱，而当时的大清国库财力近乎枯竭，想要两方兼顾，确实颇感为难。

因此，朝廷上下，从京城到各省展开了一场究竟是应当重海防，还是应当重塞防的激烈辩论。然而，不同的意见还是有的，当时在对待国防问题上，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第一，重点在海防。如浙江巡抚杨昌俊认为：“此时整饬海防各师，比江防为忧急。”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以及闽浙总督兼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等，也都纷纷上奏朝廷，强调海防是当今第一要务，要求优先筹办海防、刻不容缓，这实际上是当时大多数官员的主张。

第二，重点在江防。如曾为湘军水师统领的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也都赞成江防，支持这一主张的官员为数不多。

第三，重点在塞防。如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在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为西陲军务”，因此，“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为此，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也认为目前应全力注重塞防。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后来被人称为“海防派”的代表人物。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李鸿章递呈了《筹议海防折》，在这这道奏折中，李鸿章明确主张放弃新疆，理由是：

首先，他否定了乾隆年间中国将新疆纳入版图的必要，认为新疆是一块无用之地；他认为这片土地不仅不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反而使朝廷不断增加开支，造成财政上巨大的负担，实在是不值得；

其次，他认为在英、俄两国勾结阿古柏政权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收复新疆，而且即便收复了也难以守住；

最后，他提出新疆应当停兵和移饷，各地官员只要守住现有之地就可以了，不要再图恢复进取；而且可以允许新疆各民族自成部落或成为土司，或者像越南和朝鲜那样，自己拥有主权只是中国的藩属而已。

李鸿章的这番言论，实际上已经不是讨论海防或是塞防孰轻孰重的问题了，而是直截了当地向朝廷提出放弃中国的领土新疆的问题了。

在李鸿章的影响和鼓动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等甚嚣尘上。要求停止西征、放弃新疆之声充斥于朝廷内外。在地方督抚中，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纷纷上奏，支持李鸿章的主张。

所幸的是，当时的朝廷还没糊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将李鸿章与王文昭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点名地通报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而正是左宗棠这重要的一票，最终让朝廷下定决心要收复新疆。

其实，重“海防”还是重“塞防”都是国防政策的不同观点。事实也证明，李鸿章重“海防”也是正确的，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中日便发生了激烈的对峙。而最大的问题是，李鸿章一时失策，要将新疆这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从中国的版图中抹去，这才是他犯下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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