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心得》之里仁篇第四（上）
本篇是《論語》的中心，主要講孔子開創的「仁」的學說，既有「仁」之體，又有「仁」之用。
4·1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有人譯成：「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美好的。如果你選擇的住處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麼能說你是明智的呢？」長時間以來，對這一則都疑惑不解。最初以為強調環境對人的影響，重視與仁者的親近，這也是儒家一貫注重的問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與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耳濡目染，都會受到仁德者的影響；反之，就不大可能養成仁的情操。還有類似「孟母三遷」的故事。後來，信奉了南懷瑾先生的觀點。南先生認為「里仁」不是選擇鄰居的事情，而是「自處於仁」的意思。一個人能自覺地處於「仁」的境地，才是最美好的。一個人如果不能自覺追求「仁」，不能踐行「仁」，那他就是不明智的。仁者，人與人相處之道也。孔子的倫理哲學就是以此為核心的。所以說，第一則開宗明義，統領全篇。
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關於如何在貧窮和安逸中自處，就是從日常生活出發，了解「仁」的內涵。一個仁者，因為有志向、有毅力，一顆安寧的心，所以可以安貧樂道，也可以富而好禮。相反，普通的士人長時間處於貧困，往往自甘貧賤，沉淪下僚；貴公子長時間處於安逸，往往驕奢淫逸，無所欲為。所以，有仁德的人可以安於行仁，有智慧的人可以利於行仁。
這種思想是希望人們注意個人的道德操守，在任何環境下都做到矢志不移，保持氣節。
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的情感，每個人都有。只有仁者才有一顆絕對真誠的心，從不虛偽矯飾。所以仁者好惡是坦率真誠的。
儒家在講「仁」的時候，不僅有「愛人」的一面，還有「厭人」一方面。當然，孔子在這裡沒有說到要愛什麼人，厭什麼人，但有愛則必然有恨，二者是相相對立而存在的。只有做到了「仁」，才必然會有合乎情理的愛與恨。
4·4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一般的譯文是：如果立志追求仁德，那麼這個人就沒有壞處了。把「惡」理解成壞處，不是很恰當。我認為翻譯成：「一個人如果立志行仁，就不會厭惡別人了」更妥當。
這是緊接上一章而言的。一個人只要立志行仁，就會不斷豐富自身的道德修養，就會漸漸擁有虛懷若谷和海納百川的力量。這時候，仁者就不會單純的嫉惡如仇了，他會有自己的理解和智慧，對惡人也能給予引導和勸誡。像電影《達摩祖師》的結尾處，達摩祖師用自己的生命去感化強盜。可見，達摩祖師對惡人也沒有厭惡之心了。
4·5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該如何面對生活中的富貴和貧賤，取決於是否合乎道義。君子行仁，就是心中有道義。商場上常說：「砍頭的生意有人做，蝕本的買賣沒人做。」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追求富貴，遠離貧賤，是人的進取心。雖然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貴族是世襲的，但孔子認為貴族和平民都注重應該讀書修身，培養仁德。君子能夠時時刻刻都與仁德為伴，即使倉促匆忙時也是如此，即使顛沛流離中也是如此。
《中庸》上說：「素富貴，安於富貴；素貧賤，安於貧賤。」總覺著這種價值觀是消極的。這裡，孔子並沒有把追求仁德與滿足慾望之間的對立起來，相反，孔子主張「以其道得之」，這裡必須有道義做參照，有仁德做保證才行。
4·6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這一則內容雖多，但側重一句話「我未見力不足者」，孔子特彆強調個人對仁德的培養，沒有力量不夠的的現象，關鍵是內心的堅持。
孔子感慨衰世的氣象：居上者不修德行，帶來日漸動蕩衰亂的社會風氣。愛好仁德的人既不再朝中，民間又難覓，所以孔子說他沒有見到。
但孔子又認為，對仁德的追求，主要還是要靠個人自覺的努力，而不是靠別人的要求。只有自己確定了「仁」的志向，並且經過個人的不懈努力，是完全可以達到仁的境界的。
4·7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這裡的「仁」，應該是「人」，這裡講「觀過知人」的道理。觀察一個人犯的錯誤，就會知道這一類人的本性。
人性中有向善的力量，就像溫暖和煦的陽光，引導人向上發展自己，豐富自己，並忠於職守，開拓進取。而人性中也有向惡的因子，就像病毒和疫氣，在同黨、同類的相互誘導下，作惡多端。我們常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所犯的錯誤，是有共性的。「觀過知人」，通過細節上的過失來考察人，是明察秋毫的智慧。但沒有必要糾結過錯，有些錯誤是在所難免的，有些過失是有情可原的，不能認為犯錯的人就無法成為「仁者」，這就太苛責世人了。
如果理解成「觀過知仁」，就有「見不賢內自省也」的意味了，也能說通。
4·8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4·9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這兩則將從人生至道的角度談論追求「仁」的意義。
孔子說：「如果早晨能參悟明白人生之道，那麼晚上死去也是可以的。」這一段話常常被人們所引用。有時，不明就裡的人還會錯誤的讀成「夕可死矣」，意思就離題萬里了。
孔子追求的「仁道」，是天道，是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孔子認為，人類社會的文明之所以代代相傳，就是因為有「道」的引領。人生在世，一旦有了追求「天道」的志向，就不再被物質生活的貧賤所困擾了。儒家虔誠求道的精神，無時無刻不在引領著後代讀書人積極入世的進取心。
4·10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一種解釋是：無適無莫，指對人沒有什麼親疏厚薄。適，音ｄí，意為親近、厚待。莫，疏遠、冷淡。孔子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人和事，沒有固定的厚薄親疏，只需遵循道義去做。」
還有一種解釋是：君子對於天下的人和事，沒有規定說什麼該怎麼做，也沒有規定說什麼不該怎麼做。只需遵循道義去做。
兩種解釋殊途同歸：強調君子以天下為己任，依據道義行事，因勢利導，通達權變，不會厚此薄彼。
4·11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其實，《論語》中有許多的君子與小人的對比論述。這裡的「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而「小人」往往是道德修養一般的普通人，而不是惡人。
這裡談君子：首先君子一心追求高尚的仁德，既胸懷天下，又淡泊名利。其次，君子警惕國家的法律刑罰，既光明磊落又謹慎立身。
再談小人物們，首先一心想的是個人的最大財富，榮華富貴或求田問舍；其次考慮的是小恩小惠，唯利是圖。甚至於挖他人的牆角，鑽法律的空子。
4·12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這裡再次談世人對私利的追逐，以個人利益為中心，放任逐利，無所不用其極，終將招致更多的怨恨。積怨已深，禍患就難以避免了。
4·13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孔子說：「能夠用禮讓原則來治理國家，那還有什麼困難呢？不能用禮讓原則來治理國家，怎麼能實行禮呢？」
關於「禮讓為國」的典範，當屬堯舜禹的「禪讓天下」了。其實，三皇五帝時期的公天下，並不能成為人類的理想國。因為那時的生產力極其低下，人類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極其有限，堯舜禹作為部落首領，並不是為了佔有更多的財富，而是為了團結一切力量，有效應對自然災害，們德行高尚，使各種族部落得以繁衍生息。這就要求部落首領要德行高尚，且具有奉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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