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朝代學習風氣非常好，皇帝起了大作用
東漢的讀經社會
文|王子今
由光武帝劉秀所倡導的以儒學為主導的「讀經社會」為穩定東漢政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文化壟斷和思想控制壓抑社會創新力，因此也導致了思想的僵化和學術、政治的腐敗。至東漢晚期，「讀經社會」所培養的太學生和黨人抗爭並不能挽救東漢的敗亡，有志之士開始摒棄官方一直主導的意識形態儒學。
王莽天鳳年間，劉秀前往長安讀書，專門研修儒學經典《尚書》。就讀期間，因為資用不足，曾經和同學合資買驢，讓從者代人載運，以運費補給開支。劉秀求學有艱苦經歷，但是後來在學業上並沒有什麼成就。然而他卻以成功的政治經營，建立了一個王朝。而一個具有特殊文化風貌的時代，也由此開始。
光武中興：皇帝親自開創「讀經社會」
漢光武帝劉秀與他的祖上，那位鄙視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漢高祖劉邦不同。清代史學家趙翼注意到這一點，說「帝本好學問」。他的功臣集團中儒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軍事領袖也「皆有儒者氣象」。「諸將之應運而興者，亦皆多近於儒。」「東漢功臣多近儒」的情形，與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往往出於亡命無賴明顯有別。劉秀身邊的主要將領，確實多有儒學資質。趙翼所舉鄧禹、寇恂、馮異、賈復、耿弇、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學修養。所謂「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廿二史札記》卷四)的說法，是符合實際的。
《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記載，「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每到一地，未及下車，而先訪儒問雅，對於儒學學術建設予以特殊的關心。於是「四方學士」「雲會京師」。建武五年(29)，天下未定，劉秀即「修起太學」，「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吸引諸多學士雲集京師，一時形成了「諸生橫巷」的文化盛況。
本人能通《春秋》和《尚書》的漢明帝，永平二年(59)曾經親自到太學講經，《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記載當時情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旁聽圍觀的群眾多至以十萬計。可見儒學隆赫一時的盛況。又為功臣貴族後代別立校舍，挑選其中有才能者入學，並要求近衛武士都應通《孝經》章句。永平十五年(72)，漢明帝又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解說儒家經典。漢和帝曾經「數幸東觀，覽閱書林」。漢順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學，擴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為諸生。漢質帝時，臨朝執政的梁太后頒布詔書，令秩級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員都遣子就學。太學生人數增加到三萬多人。關於東漢洛陽人口數，學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東漢洛陽城內人口為二十萬，洛陽地區人口為四十萬左右」的認識，這種意見大體可信。當時太學生在洛陽居民總數中所佔比例是驚人的。就全國而言，有人測算，東漢後期每萬人中即有太學生六人，頂級學歷的知識人在社會總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歷史上罕見的。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又詔令諸儒正定《五經》文字，刊於石碑，樹立於太學之門，使天下讀書人有所標范，也成為文化史上的要聞。一時「東京學者猥眾」，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而各地的地方官辦學校，也有空前的規模。
學院到宮廷：人人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不僅帝王親自倡導儒家經典的認真研讀，太學和郡國官學都得到空前優越的發展條件，東漢私學也繁盛一時。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累世專攻一經的士大夫家族。他們世代相繼，廣收門徒。許多名師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數百人乃至數千人。《後漢書·儒林列傳下》說，學者所在，求學者往往不遠萬里之路，擔負口糧前往就讀者動輒千百。而著名的經學大師開門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萬人。陳留雍丘(今河南杞縣)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汝南南頓(今河南項城西)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先後註冊的學生多達一萬六千人。「負笈」千里求學，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習見現象。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在路途中結束其學術生命的名儒，就有牟紆「道物故」，任末「奔師喪，於道物故」，服虔「遭亂行客，病卒」等。
讀書學習也是宮廷生活的重要內容。《後漢書·皇后紀》說，漢明帝馬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漢和帝皇后鄧綏六歲即「能史書」，十二歲時已經精通《詩經》和《論語》，可以和兄長們討論儒學經傳中的學術問題。入宮後，「從曹大家受經書」，往往夜間勤奮讀書。她發現書籍文字多有錯誤，於是指派專人進行整理。漢殤帝的生母左姬「善史書，喜辭賦」。漢順帝梁皇后據說幼時就「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漢靈帝喜愛的王美人，「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也是宮廷貴族女子熱心掌握知識的例子。
向鄧綏傳授經書和天文、算術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漢書》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時，這部史學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完成。漢和帝命其妹班昭續撰，後來又命跟隨班昭學習《漢書》的馬續繼續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當時的大儒馬融，曾經在班昭門下學習《漢書》。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宮中，「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豐生，據說「亦有才惠」，曾經寫信就《女誡》的內容向班昭提出批評，且「辭有可觀」。這是歷史上少見的女子相互進行學術文化辯論或者道德倫理辯論的故事。班昭的論著由她的兒媳丁氏整理。這位丁氏，又曾經作《大家贊》總結班昭的文化貢獻。看來，在特定情形下，漢代甚至曾經出現過才具先進的由女性組成的文化群體。漢和帝鄧皇后曾經命令宮中宦官學習儒學經典，然後向宮女們傳授，後宮中於是形成了「左右習誦，朝夕濟濟」的學習風氣。
關於東漢婦女文化學習的多數例證是上層社會的故事。馬融的女兒馬芝「有才義」，曾經作《申情賦》追懷親長，荀爽的女兒荀采「聰敏有才藝」，也都體現出家族文化影響。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學博聞的歷史記載。《後漢書·列女傳》寫道，吳人許升的妻子呂榮屢屢勸說許升「修學」，沛人劉長卿的妻子言談之中隨口引述《詩經》文句。這些都是學習風氣普及的史例。安定人皇甫規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詳，應當不是名門。她寫作能力很強，書法亦精，為皇甫規起草文書，看到的人都驚異其文辭的優美和繕寫的完好。
農村到城市：儒學教育無孔不入
東漢時期成書的《四民月令》，被看做反映洛陽地區農耕生活的論著。《四民月令》中有關於鄉村學校的內容，說到「成童已上入大學」，「幼童入小學」的情形。根據原書本注，「幼童」是指九歲至十四歲的孩子。《東觀漢記》中，有著名學者承宮幼時艱苦求學的故事。承宮自小是孤兒，八歲時為人牧豬為生。鄉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讀書人，為數百名學生教授儒學經典《春秋》。承宮路過其門下，聽諸生講誦，心中欣慕，久久不願離去，因為以「棄其豬聽經」，招致僱主追尋責打。承宮為諸生所同情，於是留下來，一邊為學堂打柴，一邊旁聽學習，後來竟然成為大儒名臣。承宮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漢代鄉間學校的教育形式。看來，當時上至宮廷，下至山野，儒學教育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正如班固《東都賦》所說，「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漢代童蒙教育的進步，是當時文化成就的突出內容之一。漢代童蒙教育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別值得重視的地位。學習優異的孩子，得到「聖童」、「奇童」、「神童」的稱號。「神童」稱謂，最早就是從東漢開始使用的。
通過東漢思想家王充的學習經歷，可以看到當時洛陽這樣的都市中圖書市場的作用。《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論衡》，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的學術基礎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陽書肆中免費閱讀「所賣書」而實現的。東漢時期還有另一位在書店讀書實現學術積累的學者。據司馬彪《續漢書》記錄：「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荀悅後來成為著名的歷史學者。他所撰寫的《漢紀》，成為漢史研究者必讀的史學經典之一。
東漢磚文可以看到《公羊傳》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統也。」泥磚上刻劃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勞動者所為。結合居延漢簡邊防軍人書寫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的情形，可以體會當時儒學經典在社會下層普及之廣。由執政集團刻意倡導的經學學習熱潮，可以說有所成功。以此確立意識形態正統並維護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後世的統治者，可能正是在這樣的經驗中找到了仿擬的標本。
「讀經社會」導致的僵化與陰暗腐敗
東漢社會經學「學習」氣氛如此濃厚，有人認為對於穩定政局有積極的效應。范曄在《後漢書·儒林列傳》最後的總結中發表了這樣一番議論，他說：東漢自桓帝、靈帝時代起，政治危局的跡象已經顯現，「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然而「權強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與「人誦先王言也」，儒學政治原則深入人心有密切關係。范曄說，儒學道德的約束，實現了社會安定，所以說「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意義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這樣的判斷，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認真思索，我們又可以發現，儒學在當時文化教育系統中的主導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學的發展和普及，使得社會文化的發育呈畸重畸輕的傾向。以經學為主體的東漢儒學因讖緯的牽墜，在神學化的同時走向消極。不僅儒家經學的文化壟斷和思想控制壓抑著社會的創新力，就東漢王朝的政治威權而言，「崩離」趨勢的出現，也不能說與單一化、公式化、教條化、嚴重僵化的文化導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錮無關。東漢是師儒興學成就顯著的時代，但是這一情形對社會演進的總體意義，還應當作全面的分析。當時江南地方得到開發，表現出突出的經濟躍進。而全國的經濟形勢，並不可以有樂觀的評價。從現有戶口統計數字看，漢和帝至漢質帝時代，雖然並沒有發生嚴重的戰亂，人口卻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從東漢後期的歷史看，正統儒學不能解決諸多社會問題，亦無力挽救政治危局。
回顧當時的學術史，我們看到，隨著東漢儒學地位的上升，學界同時也出現了陰暗與腐敗。《後漢書·儒林列傳上》指出，「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的現象，「遂至忿爭，更相言告」的現象，「亦有私行金貨，定蘭台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的現象，都有發生。「舉秀才，不知書」的批評已經成為民諺(《太平御覽》卷四九六引《抱朴子》)，反映儒者徒有虛名的情形相當普遍。顧炎武以為這種「濫舉」的現象，「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
面對東漢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學生運動和黨人的抗爭表現出激進的鬥爭精神。顧炎武就此有肯定的評價：「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俗」條)但是這種抗爭並不能扭轉東漢王朝的敗亡。而迴避社會矛盾的處士們明哲保身的表現，得到相當普遍的認同。在腐惡強權壓力下，也有蔡邕悲劇的發生。蔡邕雖高名大儒，卻有附從董卓的言行。據說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學，「厚相遇待」，蔡邕於是「懷其私遇，以忘大節」(《後漢書·蔡邕傳》)。王允殺董卓，蔡邕流露出哀傷之意，受到嚴厲懲處，最終死於獄中。宋人張耒《權勢》詩寫道：「頗怪蔡中郎，為董受疵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漢家。」或說「蔡中郎失身於董卓，故不為君子所與」，有人甚至說他「附董卓，以身殉之」。於是亦有「晚節不自守，一跌變前躅」的批評。陸遊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鼔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元代仍有「至今人惜蔡中郎」的詩句。人們在惋惜其才學的同時也會想到，當時淵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學問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爭鬥中的「是非」。
東漢末年，一些開明士人，如後來在民間成為智慧象徵的政治活動家諸葛亮等，以對實用之學以及法家文化遺產的重視，表達了對「浮華」「迂滯」的經學的厭棄。諸葛亮親自為劉禪抄寫，實際上即專意推薦的必讀書，都是法家著作和兵書。孫權對呂蒙自述讀書心得所謂「自以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學經典。他提示呂蒙「宜急讀」的建議閱讀書目，都是史書和兵書。引導思想學術新潮流的玄學的發生，以對儒學消極面的批判為觀念背景，明確「托好老莊」的文化傾向。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中表達的「以六經為蕪穢」，「睹文籍則目燋」的態度，前則鄙儒，後則厭學，都是對東漢學風的反動。嵇康發表的所謂「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的宣言，體現了經過深刻反思之後對東漢全民傾向經學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認識。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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