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軍：日本隨想：過度的禮近於「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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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隨想：過度的禮近於「非禮」
關軍
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態度，高高低低，總感覺失之偏頗。無端的不屑很普遍，無邊無際的推崇也不少見，尤其那些遊歷過這個島國的國人，往往不吝讚美。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提醒自己要超越遊客視角，觀察日本人的人格、性情和處境，而且，這事兒很有吸引力。對日本的格外關注，除了歷史、現實和文化同宗的原因，更重要的在於，日本人確實是世界上非常特別、非常極致的矛盾體。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認為日本存在著這個星球的「第八文明」，我想也與此有關吧。
在這種文明的內部，當你注目於「禮」，會發現它並不像人們慣常以為的那麼簡單。
盆景中的人
之前幾次去日本，對公園裡的園藝印象深刻，日本人簡直是執迷於對花木的修剪，尤其櫻花樹、松樹的儀態，側重於橫向延伸，且枝條舒展，線條俊朗，每一棵都可以入畫。記得一個公園還特意介紹，某松樹歷經一個園藝世家三百年的持續修剪，才有了如今的樣貌。這次去日本，我又看了一些鄉野民居，發現這種園藝審美已滲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房前屋後，一石一木，無不精雕細琢，他們是懷著打理盆景的心去打理園林的。
日本平和公園
園林中的或尋常人家的一棵棵作品一般的樹木，最初引發的自然是我的欣賞和讚歎，不過見得多了，總覺得它們那精緻的造型顯得太雷同，太做作，幾乎讓我忘了天然的枝葉會伸展成什麼樣。然後，不由得想到了日本人對自身的塑造，多像這些被反覆修剪的樹木啊，社會規範的剪刀咔嚓咔嚓地響個不停，修去人的稜角，讓他們活成規定中的樣子。是的，我看待日本人的感受與觀看園藝的感受越來越接近：個性缺失，精緻卻乏味。
整個日本，如同他們塑造的盆景，在有限的空間里極盡雕琢，務求體現匠人之心，務求取悅於人。再看看日本人，生活在他們的盆景世界，把他人的觀感當作人生的要義。
在日本期間，我請教閻連科老師對日本人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儀式感太強了」。我對這樣的判斷非常認同。多次到訪日本的感觸是，日本人像完成程序一樣履行「禮」的規範，而那套規範又異常繁複，嚴重地形式化，某種程度上，這個國度終日進行的，是關於「禮」的表演。
客人已經背身離去，有教養的做法是對著背影鞠躬。看起來是為了表明「我的禮貌是真心的，不是演給你看」，但是，當這種視野之外的鞠躬成為禮儀的規定動作，它難道不是更高級的表演嗎？
我們身處現代生活之中，要享受它的便捷和舒適，就要遵守各種文明規則，比如禮讓的規則，衛生的規則，維護公共秩序的規則，這很好理解。同時，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以彼此的尊重而維持了恰當的群體關係，這些構成了「禮」的基礎。
不過，「禮」對人的規訓要適度，理想情況是剛好能維持社會的運轉。之所以要強調「禮」的適度，在於絕大多數的「禮」與人的天性是有衝突的，不要天真地以為「禮」是個好東西，多多益善。
人的天性是什麼？能想到的最基本的幾點，包括對自由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趨利避害的需求，還有一些被認為不好的東西，比如自利，比如懶（其實也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人性）。
一個人只要對自己足夠誠實，就可以發現，遵守禮儀是出生以後社會化的結果，並非出於本性。人不是大雁，生下來就愛排隊，人也不是螞蟻，生下來就自帶了協同勞作的程序。人對於多數禮儀和規則的遵守，潛意識裡都是排斥的。依照現代心理學的原理，這種不情願會慢慢累積，如果無法排解，就形成自我的壓抑。
被不斷塑造的草木的感受，我無從了解，但是可以肯定，日本禮儀之複雜與苛刻，放眼四海無出其右，它給日本人造成的顯性或隱性的壓抑，是不言而喻的。
彬彬有禮的國度，其最大的受益人其實是外國遊客。無處不在的鞠躬、微笑、謙卑、禮讓，真的讓人極其舒服，甚至都得到了虛榮心的滿足。
但是，禮數周全如我者，也會有小煩惱——總歸要還禮吧。就算不必像他們那樣，鞠一個如同背了門板的躬，但頻繁還禮還是會有點不情願。並不是我多麼粗鄙，只是覺得過度的禮儀要求是不道德的，心理上會有排斥。
與常去日本的朋友交流，他們大多也認為，偶爾去體驗一下是不錯，待久了可不行，規矩太多，不勝其苦。
荀子說對了嗎
日本人重「禮」，信奉行為規範對人的教化作用，亦即一個守禮的人會完成道德情操的內化，通過形式而影響到本質。他們所秉承的，接近於荀子《禮論》中的思想，禮者，養也，靠禮儀規範是可以修身養德的。
在日本，學界大多認可這樣的表述：「荀子啟蒙了荻生徂徠，而荻生徂徠開啟了日本近代化的大門。」荻生徂徠是日本非常重要的儒學家，他生活在江戶中期，其關於「禮」的思想對日本的影響非常深遠。
我的朋友王東，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寫過好幾本介紹日本文化的書，而他對日本的「高度文明」產生懷疑，始於初到東京的打工階段。他發現，一些日本小老闆也會做一些矇騙客戶的事情，只不過是在他們確信不會敗露的前提下。和我一樣，王東也不相信禮儀可以由外及內地賦予一個人道德，過度的守禮反而會加重對人的壓抑，讓他們格外「享受」偷偷作惡的快感。
日本有著獨特的、經常被研究者提及的恥感文化，這種恥感文化與「禮」關係密切，一個人如果做了違背「禮」的事情，就會被別人瞧不起，甚至被家人拋棄，這意味著人生最大的危機。所以，按日本人自己的說法，一定要「自重」啊。
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中，有這樣一段關於日本人的表述：「他們說：『一個人要自重，因為有社會』，『如果沒有社會，就不用自重』等等。這些極端的說法表明，自重出於外部的強制，毫未考慮到正確行為的內省要求。」
還有更極端的例證，那就是侵略戰爭中的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人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已歷千年，其守禮的「美德」不是始於當下。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背叛了彬彬有禮的日常。戰爭這個特殊的場景，以及日本本土之外這個特定環境，使得「禮」的脆弱一面暴露無遺，最強調「禮」的民族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最多的反人類的罪惡。
本尼迪克特還曾指出：「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準繩不是明辨『善』『惡』，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讓世人『失望』，把自己的個人要求埋葬在群體的『期望』當中。」
凡此種種，說明「禮」並沒有真正內化到日本人的修為中去，沒必要給它披上聖潔的外衣。倒是需要警惕過度的「禮」對人性的扭曲，那是很危險的事。
不迷惑
這一次在日本的兩周時間，我每天都要翻看幾十頁的三島由紀夫的小說，利用這次「身臨其境」的機會，我想細細地品味日本人在一個複雜而嚴苛的禮儀社會的處境。如果可能，也想藉助文學深入探究他們的內心——要知道，想通過日常的交往打開日本人的真實情感是極難實現的。
日文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詞：迷惑，其含義與中文的「迷惑」沒什麼關係，指的是給別人添麻煩，或是讓別人為自己操心。不「迷惑」別人，是日本人的最高行為準則。把自己的苦惱、恐懼、焦慮、自責說給別人，在日本人的出世之道中是大忌，這也是對他人的「迷惑」，是可恥的，不禮貌的。日本人自幼就要學會獨自承擔生命之重，那個封閉的世界什麼樣，或許日本人的文藝作品中才能尋得一些痕迹。
一位叫三島的女士，在自傳《我的狹島祖國》中描寫了她在道德規則不甚嚴格的文化中的體驗。她自願到美國留學，老師同學對她都很親近，這反倒讓她很不安，「日本人的共同特點是以操行毫無缺陷而自傲，我這種自傲卻受到嚴重傷害。我不知道在這裡該如何行動，周圍的環境似乎在嘲笑我以往的訓練。我為此而惱恨。」她用了兩三年才學會接受別人的好意。三島女士斷定，美國人生活在一種她所謂的「優美的親密感」之中，而「親密感在我三歲時就被當作不禮貌而扼殺了」。
顧及他人感受，是人際關係中非常重要的美德，但還是那句話，凡事都要適度，如果連坦誠的溝通、傾訴都視作「迷惑」他人，人生豈不太艱難了嗎？久而久之，怕是都不敢獨自面對自己的內心了。
《菊與刀》中有一個觀點，認為日本人注重繁文縟節，就是某種形式的逃避，「他們把思慮沉溺於日常瑣事，以防止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感情」。
出口，出口
前面提到，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有懶的本性，如果由著本性行事，一定是懶得給別人鞠躬的，也不願向行為準則低頭，但是，為了適應群居生活，每個人都要捨棄一些自由，遵守一定的社會規範。而天然的或恆久的良民，並不存在。
我在沖繩聽說，日本本島的「良民」喜歡到沖繩的離島，過一種不一樣的日子，他們甚至迷戀沖繩人的粗線條，迷戀鄰里的親熱，甚至迷戀當地人的「不守時」。
還好，被重重規矩束縛的日本人，尚能找到一些出口透透氣，而且不止沖繩度假這一種。
「變態」這個詞不夠友善，我不喜歡，不妨說成「非常態」。以他者眼光打量，日本社會的「非常態」比比皆是。日本的色情產業發達，似乎有違他們表現出的文明形象，但是，既然沒有「迷惑」別人，幹嘛要堵塞這個釋放力比多的出口呢？
日本流行著一些孤獨的遊戲。滿大街的電子遊戲廳，玩者沉迷於喧囂中，一副靈魂出竅的樣子。還有一個特色就是「ONE卡拉OK」，城市裡隨處可見很像公共電話亭的單人K歌房，一個挨一個的小空間，透明而局促，但隔音很好，從旁邊走過，歌聲幾乎被消掉，只看得見K歌者扭曲著臉歇斯底里的樣子，畫面很詭異，我確信那不是正常的享受音樂的神情。有報道說，「ONE卡拉OK」據說越來越火了，好吧，但願更多的人以這種方式得以釋放。
在日本，尤其夜間，經常會見到醉卧街頭者，仰天長嘯者，輕微地構成了對他人的「迷惑」，此外還有更嚴重的——地鐵性騷擾、衛生間偷窺和午夜騷擾電話，在日本的發生率都比較高，這些，是否可以看作壓抑的副產品？
至於一直居高不下的日本的自殺率，與過度的「禮」的壓制，以及內心世界的封閉，總有著絲絲縷縷的關聯。
旅居日本好多年的王東注意到，在東京，躍軌自殺是自殺者的熱門選項，甚至達到每天超過一例的頻度，更耐人尋味的是，很多自殺者會選在上下班高峰，而且是交通樞紐。這真的是悲涼的故事，當一個習慣于謹小慎微、絕不「迷惑」他人的人，決定結束此生，索性製造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快意」一回。
如果你去過夜間的居酒屋，也會體會到日本人日常的「快意」。我在東京六本木第一次光臨居酒屋，簡直被驚到了。在並非露天的狹小空間里，密密匝匝坐滿了客人，空氣里充斥著嗆人的煙味兒，放肆的說笑，酒瓶墩到桌子上的響聲。除了我們這一桌，四下里擁擠著的都是穿職業裝的日本人，男人們扯開領帶，解開領口和袖口，女孩兒們也丟棄了斯文，舉起酒杯吆喝著。那是一個經典的「去他媽的禮儀」的場景。
日本人有一個禮儀的「法外之地」，那就是飲酒的場合，我把這個例外視為非人性的社會規則的人性化小窗。
我不免會想，文明與人性的關係，怎樣才更恰當，如果一種社會文明看起來高度繁盛，井井有條，卻是以極大地壓抑本性為代價的，它是否值得讚美？而被這種文明裹挾的人，其內在痛苦會不會甚於蒙昧時代？
謊言的國？
我的作家朋友柴春芽，移居到日本已有一段日子了，一雙兒女正在接受那裡的基礎教育。我問柴春芽，在日本的幼兒園和小學，尊重天性和遵守規則哪個被格外重視，他認為顯然是後者，小孩子一進幼兒園，就被灌輸各種禮儀、規矩，他有時要為如何保持孩子的天性而憂慮。
對日本人的處境每多一分了解，我就對自己的判斷多一分確信——日本仍是一個深陷於禮教的國家。從文化基因而言，日本還沒有完成「脫亞入歐」。
大和民族的「拿來主義」很厲害，從西方世界，他們習得了科學，習得了民主，習得了現代管理，甚至有些青出於藍的意思了。但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最大價值，在我看來就是盡量順應人的天性，這一點滲透到了孩子的成長教育。現代心理學強調，自愛和自我滿足不受壓抑的人，才有可能萌生出發自內心的博愛。而在日本，「禮」依然是外在規訓，是形式，甚至是負擔。為了不成為別人眼中的笑話而守禮，人們必須從小接受充滿儀式感的「表演」訓練。
柴春芽醞釀中的作品，就是採訪一些久居日本的外國人，藉助他們的眼睛打量日本。「這是一個幽暗且幽暗的國家，有許多幽暗的角落。」西方人大衛對他說，「人們生活在謊言中。整個日本，富麗堂皇，像迪士尼一樣，但在華美的簾幕背後，是怎樣運作的呢？我們永遠不得而知。」
大衛談及的「謊言」，我想不是表面意義的謊言，而是全體國民不自知的人格分裂，是那種滲透到一言一行的「表演」。很難看穿日本人的內心，這是許多旅居日本的外國人尤其西方人的一大困惑。
日本通常被我們評價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但是且慢，它在道德教化上未必正常。日本像一個孤絕的文明形態的範例——過分的「禮」幾乎形成了對人的本性的「非禮」。
這絕對不是一篇反文明的文章，更不是為我所處的粗俗世界尋找託詞，只是想探討「禮」是否也有它的副作用。我也無意去評判一種文明的好與壞，但身為寫作者，有必要儘力發現文明的更多面相。
關軍，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無後為大》《大腳印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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