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誰將成全球超級大城？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近日發布了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報告（下稱牛津榜單）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實力排序將發生重大變化。雖然以紐約為首的美國城市依然保持著霸主地位，但亞洲城市，尤其是中國城市，將成為世界經濟新重心之一。

未來，中國一線城市的全球排序，取決於它能否在具備實體經濟深度和廣度的同時，崛起為全球性的要素積聚和分發的「樞紐型城市」。那麼，中國「北上廣深」的未來，將分別走向何方？他們終將以怎樣的姿態傲立於世界的東方？

大國與大城

大國崛起、全球化演進 美中雙頭驅動爭霸未來

2035年全球20大城中國佔7席

牛津經濟研究院近日發布報告指出，到2035年，全球城市實力排序將發生重大變化。亞洲尤其是中國城市，將成為世界經濟新重心之一。其中，上海將取代巴黎，上升5位成為全球第五大城市。北京緊跟其後，排行第六，而廣州則將升至第八，位居全球「十大城市」之列。換句話說，18年之後，中國城市的排序依然是「北上廣」。

廣州《南風窗》雜誌報道，截止2016年，上海GDP排名全球第十，北京位列第15，廣州位列第22。為何在18年後，中國城市會發生如此大的排序跨越？未來，全球城市新競爭的動力到底是什麼，會發生什麼樣的「動能轉換」？

城市的崛起，背後很大程度是國家運勢的一個折射。

在這份牛津榜單中，到2035年，即在未來18年的時間內，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美中兩國擁有的數量分別位居前二名。其中，9個來自美國（紐約、洛杉磯、芝加哥、達拉斯、舊金山、華盛頓、休斯頓、費城、波士頓），7個來自中國（上海、北京、廣州、天津、深圳、重慶、蘇州）。此外，有2個來自日本，英國、法國各1個。未來，中美兩國大城市在全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將扮演越發關鍵的角色。全球經濟的「雙頭驅動」，也將以城市的全球性角逐為表現方式之一。

在全球城市發展歷史上，大城市的崛起不外乎來自於兩種動力：一是母國市場的統一化進程和國內經濟的崛起，如法國巴黎、二戰之前的柏林。

第二種動力是全球化的演進，特別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日益平滑。但必須注意，受惠於這種動力的城市，要麼是城市國家，要麼是立法權相對獨立的城市。其中，以新加坡為代表。

不過，真正的超級城市則必須是以上兩種動力的「合力」而打造，最典型的是倫敦和紐約。百年以來，這兩所城市一直都是全球超級城市的雙頭巨星。其他各國的任何城市，暫時還難以望其項背。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二戰結束，美國GDP在峰值之時，曾一度佔全球的50%以上。之後，隨著各國經濟復甦以及美國經濟自身增速的下滑，這一佔比逐年下降。

到2016年，這一比例為24.32%。但另一面，紐約在全球城市中的超然地位非但沒有下降，反倒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強化。背後原因並不複雜，一是美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巨變，GDP這一指標不再能完全衡量這個超級強權的真實實力。另外，伴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這一地位的不斷夯實，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的日益平滑，金融服務業成為了美國的支柱，紐約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地位進而被不斷強化。

因此，完全可以說唯有兩種動能的積聚並形成「合力」，才能產生真正的超一流國際性大城市，缺一不可。法國、德國這樣的中等強國，或者說日本這樣的「特殊國家」，顯然很難產生這樣的超一流城市。那麼，正在崛起的中國會誕生這樣的城市嗎？

從20世紀開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圖為從外灘遠望陸家嘴金融中心。（圖片來源：中新社資料圖）

金融與實體

城市崛起需靠實體經濟 上海或將超越巴黎

由於某些客觀的原因，中國內地在短期之內還難以產生紐約、倫敦式「金融驅動」的超一流城市。儘管中國部分一線城市的房價已趕上了紐約和倫敦，但城市實力的真實差距，它顯然無法用房價來填平。

中國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並且有著跨國資源配置能力的一線樞紐城市。

這樣的城市為實體經濟服務，它不推高資產價格，也不單純地吸附資源，而是營造合理的營商成本，最終成為一個位於中心的樞紐，為國內、國際市場配置資源。顯然，這才是大國大城的「最理想版本」。

中國的城市的崛起全都是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的為前提的。在牛津榜單中，2035年的全球GDP前十大城市中，將有4個來自中國，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天津；進入全球前20的中國城市還有深圳、重慶、蘇州。可以看出，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實體經濟重鎮，而這種排序也有著很強的「去金融」色彩。比如，金融業相對發達的深圳排在了廣州和天津之後，而重慶和蘇州這樣的非一線城市，也最終得以和深圳一樣位於10位至20位的區間。

這是為什麼？重慶和蘇州的「潛力」，很大程度在於實體產業的後勁。有媒體曾報道，僅在2016年，重慶便生產了各類智能終端（筆記本、手機和平板等）3.8億台。其中，光筆記本電腦就達到了5800萬台，佔全球產量的1/3，已經成為了全球筆電硬體生產第一城。此外，重慶還是中國唯一位於西部的直轄市，這種「政治地位」的優勢，也意味著大量資源的傾斜。當然，更意味著「潛力」。

蘇州的地位也非常特殊。目前，這座城市已經是長三角地區在上海以外最大的製造業中心，通過「蘇州模式」，大量台資和外資製造業企業積聚於此，形成了難以撼動的產業集群和生態圈。

未來，隨著上海營商成本（比如地租）的走高，以及長三角一體化的深化，上海將對本就擁有較好產業基礎的蘇州形成前所未有的產業外溢效應。

天津之所以能夠進入「全球前十」，則被解讀為受益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特別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帶來的產業轉移。但換個角度看，這也意味著城市的未來並不完全取決於城市自身，而是受制於外力作用。

在原有的中國一線城市中，上海和廣州的「跨越」受到的關注最多。上海超越巴黎並不意外。從20世紀開始，上海就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僅以外資為例，目前上海已成為快消、醫藥、信息等領域跨國企業最集中的中國城市。而本世紀以來，上海在產業迭代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中國方興未艾的民用大飛機產業就將整機製造放在了上海。

廣州一直是中國經濟「第三城」。但如今，「第三城」和GDP數字已成歷史，其發展之路正逐漸清晰。圖為廣州塔夜景。（圖片來源：中新社資料圖）

儲備與釋放

服務中國製造大舉轉型升級 廣州蓄勢待發

除牛津榜單之外，今年11月，美國數據平台Visual Capitalist也用圖表形式說明了全球經濟新版圖。目前，中國已有35個城市達到了「富可敵國」水平。比如，上海GDP和菲律賓相當，而作為「第三城」的廣州，其GDP則相當於歐洲先進強國瑞士。

近30年以來，廣州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第三城」。但對現在的廣州來說，「第三城」和GDP數字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它對自己的發展路徑正在變得越發篤定。某種意義上講，廣州正在進行自己的第二次改革開放。

在宏觀層面，廣州正著力推進樞紐型網路城市建設，打造國際航運、航空和科技創新三大戰略樞紐，既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和合理的營商成本，也強化自身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對資源進一步積聚和分發的能力。在產業層面，廣州既「補短板」，更面向未來。傳統的汽車、日化等產業一直都是廣州的強項，但全齊產業變革的趨勢告訴廣州，IT、生物製藥和人工智慧這樣的產業更關乎一座城市的長久未來。於是，廣州果斷推進了產業調整的戰略，這是廣州在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產業革新。今年3月，廣州宣布推進「IAB」計劃，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InformationTechnology）、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製藥（Biopharmaceutical）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打造若干個千億級產業集群，並最終推動廣州崛起為一個國際性的科技創新樞紐和超級國際大都市。

實際上，在中國的城市經濟版圖中，廣州一直都是獨一無二的城市。它是改革開放的先鋒，也是最低調、最溫和、最對外來者充滿善意的一線城市。現在，這座城市深知它自己所肩負的國家使命。在某些一線城市營商成本節節走高，脫實向虛趨勢難以遏制的情況下，「中國製造」必須要有一座超級大城作為資源的配置中心，服務於「中國製造」的轉型升級大業。這樣的城市，應該是一座樞紐型的服務型城市，而非依靠資產泡沫吸附周邊資源的吸附型大城。

城市未來，更繫於國運。2016年，中國GDP在全球的佔比已上升到接近1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理所當然誕生更多的超級國際性大城。那麼，面對牛津榜單全球第八的期待，廣州的準備是什麼？很簡單：儲備動能，終將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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