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件885.5萬的鈞瓷拍品再說「鈞瓷始燒年代」
文 | 鄧雷 孫學濤
日前， 「孔家鈞窯杯」2017年度十大鈞瓷作品評選活動結束。其中，位居10件作品之首的《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在2017年北京中漢秋季拍賣會上以885.5萬元成交,在鈞瓷界引起強烈反響。
這件器物的年代被標為「明初」，令諸多人士提出質疑。中國古陶瓷研究者、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劉志軍指出，這件器物明明是宋代珍品，怎被標為明代？那麼，鈞瓷到底產生於何時？
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
【價值】
《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的價值被低估
2017年12月19日，北京中漢拍賣有限公司舉辦的2017年北京中漢秋季拍賣會瓷器工藝品專場，《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以770萬元落槌，加上傭金，總價以885.5萬元成交，引起社會關注。
該作品為「七」刻款，直徑20.6cm，器型、尺寸、釉色及工藝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底刻「七」字標記的《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故瓷17469/金二四七17）相同。
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
1月10日，參與《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拍賣者之一的錢偉鵬先生開門見山地說，《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傳承有序，是著名收藏家仇炎之先生的舊藏，後由英國著名收藏家埃斯肯納齊收藏。
埃斯肯納齊被維基百科譽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東方藝術品經銷商」。其在2005年以約合人民幣2.3億元的天價拍下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
1993年10月27日，《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在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被拍走。「此次它再次面世，我們志在必得。」錢偉鵬說。
錢偉鵬系中國著名古陶瓷鑒定家、收藏家，當今官窯民間收藏第一館天物館館長，英國國家展覽中心古董展示會高級顧問，英國倫敦奧林匹克古董展示會高級顧問，美國紐約亞洲藝術品檢查委員會高級顧問，英國倫敦東方古董公司董事長，景德鎮陶瓷大學御窯研究所所長、碩士生導師。
英國著名收藏家埃斯肯納齊和我國著名收藏家錢偉鵬
「大概在2010年，我在美國紐約一個拍賣會上拍得一件同一類型的作品，當時標的是『明代或更早』。那件沒有這件漂亮，花了550萬元。」錢偉鵬說，作品拍回來後，被放到天物館。基於對作品的認識，在出書時，這件作品被直接標為「北宋」。
「大家心知肚明，這件器物的價值是遠遠被低估的。但由於其他一些原因，才把它標為『明初』。」 錢偉鵬說，1986年，南京明宮遺址出土過一批鈞窯瓷片，造型和元代樞府大碗類似，碗心底部為明初月亮底。1988年，他在上海仇炎之家收集到一件完整件，初步確定為洪武官窯仿鈞產品，與傳世宋鈞窯有著明顯差異。
【觀點】
「官鈞明代說」實際上存在很多漏洞
2006年11月12日,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主辦的中國深圳「官鈞」瓷器學術研討會開幕。在此次會議上，該所拋出「官鈞明代說」。他們根據深圳文物考古鑒定所對2004年在禹州市出土的「官鈞」瓷器標本進行深入研究，無論通過器物類型學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種出現的時間，還是對比研究相關繪畫資料和梳理歷史文獻，都有相當確鑿的證據證明「官鈞」瓷器的生產時間為明代永樂、宣德年間。
其證據之一是在明代繪畫方面。明正統二年（公元1437年）謝環所繪《杏園雅集圖》、明中期杜瑾《十八學士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十八學士圖》及上海博物館藏《五同會圖》等，畫中均見有造型與「官鈞」基本相同的仰鍾式花盆(與盒托配套)。其中，杜瑾《十八學士圖》所繪仰鍾式花盆著紅彩，頗似「官鈞」玫瑰紫色。他們進而認為，從《十八學士圖》中可以看到，存世鈞窯瓷器多為故宮所藏。底部刻有數字「一」至「十」的所謂「官鈞」，實際上是明代最為普遍的一種花器，包括花盆、花盆托等。
對此，中國古陶瓷研究會會員、曾擔任「中國宋代五大名窯珍品及仿品展」評委的河南省工藝美術大師劉志軍說：「明畫中出現宋代作品，並不矛盾，好比現代人的繪畫中出現青銅器也是正常的，但你不能說青銅器就是現在才出現的。實際上，現在已知宋畫中曾出現類似鼓釘洗、仰鍾式花盆這樣的器物。」
錢偉鵬說：「《十八學士圖》為唐代閻立本奉旨繪製，此後宋人亦有摹本，明人再臨摹宋人的亦在情理之中。如果僅以畫作上有什麼瓷器，便推斷這件瓷器的產生年代，那麼，我曾在日本京都清水寺見過一幅南宋畫作。該畫為該寺的鎮寺之寶，上面畫有鈞官窯瓷器。」
【測定】
熱釋光方法測定不支持鈞瓷始於明代的觀點
劉志軍介紹，《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底部的「七」字刻在正底部，與1974年禹縣城內北關八卦洞附近，即鈞台鈞窯遺址出土的鈞瓷同屬一類——在花盆底部一般刻有「一」至「十」的編號。實際上，它上面是一個葵花式花盆。這件器物是一個盆托。
鈞窯天青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洗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鈞台鈞窯遺址西區(原製藥廠)古鈞花園建設工地清理窯爐4座。發掘者將地層劃分為7層，時代分別為第一、二層是近代，第三層是元代，第四、五層是宋代，第六、七層是唐代。
為弄清此問題，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原主任苗建民和他的團隊採用熱釋光年代測定技術對鈞台鈞窯遺址1974年發掘地點和2004年發掘地點出土的鈞瓷殘片標本進行了測定。利用這種方法，該團隊成員發現這兩個地方出土的鈞瓷殘片年代高度吻合，分別距今820年和815年。
「不容否認，任何測定方法都是有誤差的。此項工作中熱釋光方法的精確度誤差可以達到10%的水平，即誤差為『±80年』。兩個遺址出土的鈞瓷年代處於公元1115年至1275年的可能性較大，因此不支持鈞瓷始於明代的觀點。」苗建民說。
劉志軍說：「這是最權威的研究團隊得出的關於鈞瓷始燒年代的最新成果。」
【建議】
做鈞瓷史研究要從社會的各個方面入手
2013年，在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八周年之際，「色彩絢爛——故宮博物院鈞窯瓷器展」在延禧宮西配殿對公眾開放，展出了包括35件國家一級文物在內的125件(套)展品。其中，鈞窯菱花式花盆等的所處時代被標為北宋。
關於鈞窯斷代的特徵，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國古陶瓷界泰斗耿寶昌認為：「1974年在禹縣鈞台鈞窯遺址以及神垕，相繼發現宋代燒造名瓷的多處窯爐遺址和大量遺物。它同歷代宮廷皇家保留下來的珍貴品宋代鈞窯瓷完全相同。此早已有發掘報告公之於世，無可置疑。」
耿寶昌說：「鈞瓷生產與社會狀態是相輔相成的，做鈞瓷史研究要從社會的各個方面入手。宋、金、元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人口狀態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只有把鈞官窯放到社會的大環境里去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實際，我們的研究才會更有意義!」
2006年，在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主辦的中國深圳「官鈞」瓷器學術研討會上，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器物部主任呂成龍力挺宮廷傳世鈞瓷屬宋代的觀點。他認為，鈞瓷生產與宋徽宗大規模修建園林相關。
雖然能夠佐證鈞窯時代的證據很少，但不是完全沒有。與「壽山艮岳」同處河南境內的鈞窯所出瓷器的主要器型是花盆、花盆托，這與當時宋徽宗大規模裝點園林的需要十分契合。而此時的其他官窯，幾乎並不燒制與此類似的花盆。
以青瓷為例，明初的官窯景德鎮和龍泉由於造型須由宮廷出樣，因而燒制的青瓷完全一致。如果說鈞窯是明初的，為什麼在景德鎮和龍泉都沒有出產與鈞窯形制類似的花盆和花盆托呢？景德鎮所燒花盆底部為何並不像鈞窯花盆刻有從一到十的數字呢？
呂成龍認為，宋代藝術風格應該成為斷代軟標準。宋代之後，廣東、江蘇、江西等地對鈞瓷均有所仿製，不僅如此，就是在河南禹州，歷代也有鈞瓷的燒造，可不同時代有著不同時代的氣息，儘管就地取材，但內涵方面也是有變化的。專家們判斷鈞瓷起源於北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精美、典雅、含蓄、明凈的藝術風格是宋代特有的時代風尚，而宋鈞與其他宋官窯的美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時代相同的神韻。
【結語】
期望有更多的考古資料，完善各自的理論
劉志軍說，總的看來，「北宋說」還佔據統治地位。但是，近年來異論之聲高漲。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把鈞瓷分為兩類。一類是鈞台鈞窯遺址出土的鈞瓷，很精緻，被認為是「官鈞」，也被稱為「陳設類鈞瓷」「數字鈞瓷」；另一類是神垕及周邊出土的鈞瓷，被認為是民窯鈞瓷，也被稱為「器皿類鈞瓷」。
他介紹，由於從考古資料來看，難以完全否定「北宋說」，所以「元代說」和「明代說」迴避了民窯鈞瓷，而對所謂「官鈞」即「陳設類鈞瓷」的「北宋說」大加撻伐。有些專家在堅持鈞瓷「北宋說」的同時，也將「官鈞」年代撇開不論。主持發掘劉家門窯的秦大樹在斷定劉家門窯是北宋晚期窯場的同時，還申明：「這裡應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論證的是劉家門窯發掘出土的這類鈞瓷器物，即有些學者所說的『器皿類鈞瓷』。對於鼓釘洗、海棠盆、出戟尊等所謂『陳設類鈞瓷』的生產時間，筆者並不支持其為北宋末產品的觀點。」
劉志軍說，目前，從考古方面來說，一個是類型學，另一個是地層學。如果不能在類型學和地層學得到更好的判斷，那麼，我們還可以從陶瓷工藝學的角度、從燒制工藝推敲作品所處的時代。我們熟知，從唐到金一直沿用支釘、支圈這種燒制工藝。金以後，就禹州範圍內所見，已沒有支圈燒制這種工藝了。
「對於鈞瓷的斷代，還有待鈞台鈞窯遺址發掘資料的進一步整理、揭示。『官鈞』的年代是矛盾的焦點。在我這些年來對於鈞瓷的燒制和研究而言，我認為鈞瓷的始燒年代一定在北宋。當然，關於鈞瓷的始燒年代，對每一種說法都不能信而不疑，我們只能期望有更多的考古資料，來完善我們的理論。」劉志軍說。
（本文轉自2018年1月16日《許昌晨報》12版，原標題為《從一件鈞瓷拍品再說「鈞瓷始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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