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到美國後為什麼突然都變好了？

作者：顏昌海

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後都變好了，變得都守法了。他認識幾個在國內都是壞人的人，到美國生活之後都變得非常老實。因為，在美國犯法之後，別想「託人幫忙」。

文：顏昌海

在這片崇尚自由呼吸的土地上，當理解並尊重他人的選擇，就不會試圖用高薪去讓一個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學位去讓一個講求實惠的藍領汗顏，用賓士去讓一輛招搖過市的舊車愧退，用華屋去讓一位與世無爭的高鄰氣短。

著名小說家王朔說，他到美國之後就變好了。王朔到美國之後因為英語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國人接觸，這些人很多都是他過去在國內就認識的，或者在國內有過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王朔失蹤了的中學同學，見了這麼多人，他總的感覺是這麼多年沒見面，這些哥們全到美國來了。王朔覺得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後都變好了，變得都守法了。他認識幾個在國內都是壞人的人，到美國生活之後都變得非常老實。因為，在美國犯法之後，別想「託人幫忙」。

王朔記得，小時候他們家有一些美國兵用過的勺子，上面寫著「美國陸軍」和「USA」。他媽媽去「抗美援朝」打過仗，這東西是她帶回來的。那些勺子質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鋼，直到王朔女兒小的時候，他們還曾經用這些勺子。而且，他母親也曾經給王朔講當年和美國人打仗的事情，講自己吃美國罐頭的感覺，這就給王朔一個「美國兵吃得特好」的印象。王朔去美國半年就回來了，他是因為要在紐約出書，因此得到了美國方面的邀請。當時他手頭還握有一個斯坦福大學的邀請，王朔結果沒好意思去大學，覺得自己不配，因此王朔就到紐約把書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於斯坦福，他就沒去。

去了美國之後王朔就決定在那裡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王朔去了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和美國一些亂七八糟的城市，就是為了走走看看，這麼做其實也就是為了將來能堵人家的嘴：別人一說起哪兒哪兒，你說你去過。

在美國，王朔在紐約和洛杉磯呆的時間比較長，覺得這兩個城市很不一樣。

洛杉磯這個城市真的讓王朔大吃一驚。在洛杉磯，除了一些特別的色情場所之外，那裡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後，什麼娛樂也沒有，有時候王朔去一些美國大陸城市，到了晚上八點多鐘進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飯了，因為大家都睡覺了。

而且美國人非常規矩，社會上非常井井有條，執法也很嚴，在國內都被人罵慣了，覺得人和人之間就應該互相不友好，可是王朔到美國之後，覺得在那裡真是好到得老對周圍人說「謝謝」了。因為他在美國遇到的很多情況，是他去找人辦事，人家還對他極為客氣。但是王朔非常不喜歡美國人愛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這一條，因為他英語不好，他們一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這樣一來，似乎讓他顯得挺無理。

王朔作為一個外國人，在美國很有安全感。原來他覺得美國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實那種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紐約的地鐵讓人形容成罪惡之淵，一開始王朔到美國都不敢坐地鐵，老是坐計程車。後來他晚上坐了一下地鐵，覺得挺好的，而且覺得自己在那裡呆著，別人還挺害怕他的，可能他們把王朔當成越南人了。王朔遇到的別外一件事情更能說明問題：有一天，他在曼哈頓世界貿易中心那裡獨自一人行走，那裡的辦公區，一到晚上就沒人了。王朔看見對面有一個黑人走了過來，有些心慌，但沒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王朔，兩人隔著兩個街口他就繞著走了。王朔當時正擔心如果讓自己繞，怕被繞丟了，想不到他先繞了。

在美國生活，王朔可以說沒有遇到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釋這個現象，他只有用「理想社會」來做出說明。這個國家非常適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個有追求的人，只想過一份踏實日子，只想「我不侵犯別人，別人也別侵犯我」，那麼美國是最好的地方。而且，美國社會相對來講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時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王朔在那裡看到這樣的一個報道，說是加州的納稅家庭每年要負擔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負擔他們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開銷，這事要是擱在中國，誰干？！

美國確實讓人開眼界。王朔說，過去的他等於是一個井底之蛙，起碼對古典的東西方藝術了解得不太充分，他在美國的那些日子裡整天東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他過去一直認為中國古代沒什麼文化，沒什麼文明，起碼在雕塑和繪畫上是這樣，但是在美國的博物館裡看了一些中國以前的東西，一下子把過去的想法打破了，那些東西和希臘的東西擺在一起比，至少不算太寒磣。

王朔說，他在美國也沒有做什麼事情，如果是一個畫家或者是音樂家，他也許在創作上出現不了障礙。紐約那個地方有十幾萬詩人、十幾萬音樂家、十幾萬作家、十幾萬演員，也就是說有幾十萬藝術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裡是因為那裡對人沒有壓迫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空間，所有東西都是可能被藝術化的。到美國之後，王朔才知道什麼是精神上的徹底自由。

但王朔歸根結底是一個寫中文小說的，是依賴文字吃飯的，這樣的人呆在美國會有點麻煩。美國的中文是一個非常雜的東西，是被台灣國語化了的中文。他倒是在那裡曾經想過寫一個比較長的東西，反正在那裡住著也沒人來打擾你。但如果看中文的東西，那裡非常雜的台灣中文就會慢慢地讓他的語言背景做出改變，這樣，他寫出來的東西讓中國大陸讀者看起來就有隔膜感。

王朔到美國之後因為英語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國人接觸，這些人很多都是王朔過去在國內就認識的，或者在國內有過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王朔的一失蹤了的中學同學，見了這麼多人，他總的感覺是這麼多年沒見面，這些哥們全到美國來了。王朔認識的一些作家現在也在美國生活，王朔認為他們在美國基本上都沒有寫出更好的東西，比如說他所認識的作家阿城，在美國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純潔性，呆了八年也堅持不學英語。而有的作家在美國乾脆就干起別的事情。在另一方面，王朔覺得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後都變好了，變得都守法了。他認識幾個在國內都是壞人的人到美國生活之後都變得非常老實。王朔一到美國，朋友就告訴他「你可千萬別犯法，你在美國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會記你一輩子，到哪兒都跑不了」。都這麼專門提醒他，就好像王朔在中國就是以犯法為生似的。他後來想，可能大家把每一個剛從大陸來的人都當成一個潛在的犯罪分子了，覺得必須叮囑一番。但是對王朔來說，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如果那麼老實、那麼循規蹈矩其實也不行，這是讓王朔很畏懼的地方：在中國，一個人有時候鬧得無法無天其實有助於打開思路。這個原因使得王朔不想過早地變成一個好人。

當然，王朔想他老了以後，還是要變成一個好人，變成一個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國後王朔開始明白，他這樣的人在美國呆著其實非常矛盾：第一，太老，四十歲年紀的人已經不可能重新開始新生活了；假如他去美國的時候是十八歲，哪怕是二十多歲，甚至可能會覺得拿中文寫作都沒意思。在美國也有這樣的人，徹底變成一個「少數民族作家」；但這對他來說已經不太可能了。第二，又太年輕，如果他已經六十多歲了，反而就可以踏踏實實地在那養老，因為美國的生活品質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過得很安全，沒有人來打家劫舍，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這一點問題一定不大。

在美國的時候，王朔曾經從自己過去寫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但是稿子後來被對方給退了，理由是「太黃色」。他們可能忌諱裡面出現了一點亂倫的關係，這樣王朔才知道《花花公子》這樣的美國雜誌，其實反映的是非常嚴肅的人的需要和慾望。

王朔說：相比之下，我顯得粗鄙。

除了王朔，其他一些從中國去美國的名人名媛、中國新貴，感受都幾乎相似。剛到美國時，去買食品，光啤酒就有十幾個牌子，有的牌子還分干啤、冰啤、輕啤，過去這些人習慣了沒有太多選擇的社會，從那時起就不得不開始做出一個又一個的選擇。但在生活中，美國社會給人多一些選擇的同時，也給了人多一些的責任，多一些的自信。去美國的有些中國新貴，很快就發現他們身邊少了一份熟悉的羨慕，多了一份失落。於是他們隨時分發印有董事長頭銜的名片，結果並不管用。於是又一擲千金，買下華屋名車，可氣的是竟然連那些居斗室，開破車的美國佬也巋然不動，不肯景仰擦身而過的賓士老總，當然更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袖口或領口的名牌。在美國，高薪、華屋、名車的群眾號召力沒有在中國那樣大。

很多美國人身為粗工階層，很是心滿意足。當中國新貴出入豪華賓館時，為你叫車的男孩不卑不亢，禮貌周到，你會感到他的自信。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了職業，選擇了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活出了一份自信。

於是，讓那些在本國高高在上的中國新貴們到美國，就傲氣頓失。

一個訪美的中國官員講：「我在國內時別人見我就點頭哈腰。可是在美國，連有些撿破爛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是的，當個人不能威風時，整個民族就可以威風了。

有位中國名人到美國後，發現辦公室里有個維修計算器系統的老美，大學畢業，工作十年了，很平常一個人。處久了，他們每天見面時也調侃幾句。一天，中國名人開勸他：「你為什麼不去微軟工作呢?幾年下來股票上就發了。」

老美說：「我不喜歡微軟，這兒好。」後來中國名人發現他有一張合影照片，他、他姐姐、姐夫、比爾蓋茨。才知道他姐是早年跟比爾蓋茨一起打下微軟今天的功臣，現擔任微軟的副總裁，也是億萬身家了。一問，辦公室里有人知道，卻沒人跟他套交情，大家把他支來支去。他不求致富，有一份淡泊的安祥。

美國很多的博士們找工作，首選是做教授。做教授可比去公司窮，還辛苦，但有更多的學術和時間自由。在一所大學助理教授，幾個最大的製藥公司請他去主持一個研發部門，開價是他的學校年薪的三倍，他不去，就要做教授。

最近他因為一項被美國醫療服務協會稱為挑戰傳統的發現，而受到美國主要媒體的關心。一個本系的教授告訴他說：「我多年的研究，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引起如此的迴響。」並且還認真地給這位老兄出主意，怎麼樣把這事的影響擴大。在美國因為有自信，同事和朋友也樂於恭喜你的成功。

信心乃人生之本，舍本求末，難為自己，也難為他人。

有一位中國名人拿到一個大學的教授職位，高高興興地赴任，先租公寓房住。自己是教授，住的公寓當然不差。隔壁鄰居是一家墨西哥人，每天見面都打招呼。聊天時老墨中氣十足，沒什麼文化，但神色之間透出對生活相當滿足的自信。這位中國名人想，這老墨雖沒有文化，敢跟我大教授談笑風生，想來也是生意上有成之輩。結果不然，這老墨沒有工作，全靠五個小孩的政府補助過活，每人每月幾百元錢，還有食品券。這位中國名人感概地講，恐怕總統來了，這老墨也不會腿軟。職務也幫助不了你去吸引自信的朋友，話不投機半句多。

有一個故事，事情發生在1997年12月11日。

美國著名的悄悄話專欄的記者辛迪·亞當，她想約柯林頓總統的夫人希拉里來個單獨採訪。多番努力，終於搞定，希拉里同意在她出席了紐約曼哈頓大學俱樂部的一個婦女集會的講演後，跟辛迪談一個小時。

採訪就定在曼哈頓俱樂部里。這個俱樂部有百年歷史，莊重傳統，古色古香。辛迪先到，在大廳等候。到了時間希拉里還沒來，她坐不穩了，悄悄地把大哥大拿出來，打個電話問一下。守門的老頭過來了，並說：「夫人，你在幹什麼?」辛迪說：「我跟柯林頓夫人有個約會。」老頭說：「你不可以在這個俱樂部里使用手機，請你出去。」說完後老頭就走了，辛迪收起了手機。

一會兒老頭又來了，看見這女人沒走，還與柯林頓夫人在大廳里高談闊論，在場的有總統府的高級助理們。老頭不樂意了，說：「這是不能容許的行為，你們必須離開。」希拉里說：「咱們走。」乖巧地拉上辛迪就出去了。

由此可見，權勢人物的氣度是制度和人民調教出來的，常常是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比爾·蓋茨想參加哈佛的同班聚會，被有些同學拒絕了。因為蓋茨選擇了中途退學，跟同學沒多大關係。選擇了在哈佛畢業的同學，未必都選擇了向金錢屈膝。在美國，幸福是不分貧富的，自信是不依賴他人。

所以，在這樣的制度和價值取向中，中國人到美國之後幾乎都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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