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考古啟示錄
2017年春，剛剛結束髮掘的江口張獻忠沉銀遺址 圖 / 華小峰2017年春，剛剛結束髮掘的江口張獻忠沉銀遺址 圖 / 華小峰
2017年春，剛剛結束髮掘的江口張獻忠沉銀遺址 圖 / 華小峰
公眾對人類文明過往的求知慾，從未因考古學走進象牙塔而停滯。「公眾考古」像一個多稜鏡，折射出傳統與現代、權威與底層、專業與「業餘」的種種對決
2017年底到2018年初，央視製作的《國家寶藏》不經意間「紅透」熒屏，B站1萬多人同時在線觀看，豆瓣超7000位網友打出9.5的高分。這和近年「故宮淘寶」頻頻登上話題頭條、相關紀錄片和電影獲熱捧，以及三年前海昏侯墓發掘直播引發全國熱議一起，呈現著「文物活起來」的熱鬧場面。
事實上，人們對歷史的好奇心和對人類文明過往的求知慾，從未因考古學走進象牙塔而停滯。根據《中國文物報》的報道，在歐美髮達國家，由於其考古發掘和研究的經費來自社會公眾，客觀上敦促這些國家的考古學者放下身段積極奔走，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讓資金的提供者——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能夠了解、理解甚至喜愛考古，支持他們的研究和工作。在此背景下，美國考古學者 Charles R.McGimsey 在其 1972 年出版的專著《公眾的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中便較早地提出了公眾考古的理念。但在中國，公眾如何來參與、支持考古，還是一個爭議與懸念多多的話題。
本刊這個專題里的主角們，並非聚光燈下充當國寶「守護人」的明星或手握話語權的專家，而是親身觸摸、感知文物價值，同時跨越了學術藩籬的普通人。我們將這群人放在「推廣和參與公眾考古」這個群體的框架下，本身也是一個實驗之舉。 某種意義上，「公眾考古」像一個多稜鏡，折射出傳統與現代、權威與底層、專業與「業餘」的種種對決，結果並非「高下」和「對錯」可以言定。
第一篇
志願者「入坑」：抓住了歷史的一根麥穗
「2018年1月，江口沉銀新一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即將啟動。因業務工作和公眾考古的需要，特在全國範圍內招募考古志願者。」
這條消息於2017年12月8日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布後即引起關注。江口沉銀遺址考古領隊劉志岩說，短短數日，他已收到800多封報名郵件，數字超過去年。
上一年度，江口發掘出的3萬餘件金銀銅鐵的「寶貝」，規模龐大，又是水下考古，且坐實了在民間流傳數百年的張獻忠沉銀傳說——相傳1646年，張獻忠的部將劉進像吳三桂一樣棄關，把清兵引進了四川，張獻忠見勢不妙，決定棄都，「攜歷年所搶」的千船金銀財寶率部10萬向川西突圍。但轉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裝楊展，張獻忠的運寶船隊被楊展大敗，千船金銀也在爭戰中沉入江底。發掘帶來的傳播熱度，地方旅遊等帶來的經濟效應，已經超越了一次簡單的考古發掘的範疇。志願者們則在其中充當較為純粹的角色。
結緣
陳華韻和江口的緣分始於逛街。
兩年前的某個冬日，太陽煦暖。21歲的她陪著母親在成都市區逛街購物。「我們往來福士靠體育館方向走，正好就看到四川考古所的考古體驗館。走進去發現，裡頭貼了一張招志願者的告示。當時還沒有說是江口沉銀遺址。」
她心念一動便報了名，加入微信群兩天，接到江口沉銀遺址考古領隊劉志岩的電話。成了。
2017年初參加江口沉銀遺址發掘的志願者和考古隊員們 圖 / 劉志岩提供
江口考古工作站介紹，招募志願者一是源於工作量巨大，二是希望藉此普及考古，由志願者傳遞出更多有關遺址、文物和本地歷史的有效信息。要求看起來不苛刻：專業不限，大學以上學歷。但要紮實待上一個月，吃住在工地，服從組織要求——「並不簡單」。郵箱里收到的報名表鋪天蓋地，超過劉志岩的想像。一直到猴年的除夕（2017年1月27日），他才通知了最後一名獲得錄取的志願者。
愛看《百家講壇》、大學學金融的陳華韻，是這次志願者里年紀最小的，同時也是唯一一個非歷史/考古專業背景的學生。她笑說不知道劉隊看上了自己哪點，「可能是因為我參加過模聯（模擬聯合國，高校里的青年公民教育活動），干過校園記者？」
也許她想的沒錯，分工時她果然被分到了資料組。
2017年4月下旬，沉銀遺址第一階段考古發掘剛剛結束。府河裸露出大片的石礫，走近才能發現，山脈一般起伏連綿的河床在水下若隱若現。一股淡淡的腥味在清冷的空氣里飄遊。
枯水期，岷江水面距離河床表面約2-3米，河床表面距離河底基岩約5-6米。河床表面向下發掘約3米開始發現文物，但較零星。遺物主要發現於河床底部紅砂岩的溝槽中。
過去的幾個月里，先是抽水機晝夜不停，接著整個發掘區被劃分成若干10米×10米的標準探方。文物集中的基岩溝槽因為在水中，曲折滑溜，負責發掘的考古隊員、民工和志願者穿著雨靴，難免跌撞，摔倒是常事。陳華韻所在的資料組在岸上河灘工作，要匹配標籤和文物，及時發現錯誤。和發掘組、攝影攝像組比起來，處理文字的資料組聽起來似乎不耗太大體力，但出土量最多時，一天要登記、貼標籤、入庫三四百件，工作十多個小時。
陳華韻（左一）和資料組的志願者將剛剛發掘的文物在分類、初步定名後裝入密封袋中
「發掘年份、探訪號、出土編號，完全不能錯。後面的備註，比如說『銀錠小殘』。我以為只要把『小殘』這兩個字打上去就好了。『球球』（資料組另一名成員昵稱）就會要求『小』和『殘』必須要打頓號，『殘』要用框框起來。因為兩者所指不同。」在這樣細緻的要求里，陳華韻越來越准和快。
黑龍江大學考古系學生程亞楠之前有史前遺址發掘經驗，這回遇到的難題卻是如何與五六十個民工打交道。
每天，她管理的兩個探方以每20公分一層向下發掘，從東南角這個位置一直往後推，推到西北角。她要保證自己所在探方跟隔壁四個探方進度一致。
為此她不停地交待民工，該從哪兒開始挖，保持怎樣的速度。而且原始的位置特別重要，「它是在哪兒就是在哪兒。做第一手資料，一定要準確。」
彭山和江口本地的不少男性外出打工，留下的年齡偏大。工地上的民工倒是女性居多。跟他們相處也頗為奇妙。「有時你重複了幾遍，民工也不聽你的話，甚至裝作聽不懂，可能大家脾氣都上來了。」還有點微妙的是，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負責的探方相互有競賽心理，不能輸，至少不能太差。「難怪說考古人都是管理團隊、和地方各種力量打交道的公關高手。」一兩個月下來，性子急的程亞楠被磨得圓實多了。
2017年4月，第一輪江口沉銀遺址發掘基本結束，志願者程亞楠 （左三）在和工作人員一起整理為來訪者陳列展出的少部分出水文物 圖 / 華小峰
見證
在考古站的文保室，我有幸見到3萬餘件出水文物中的十餘件：35到40克重的金幣，刻著「福」「壽」字樣的、壓扁的手鐲，銅刀，斷腳發黑的發簪，銅提梁（籃、壺等的提手）。還有架子上清洗過的農刀、撐船的篙竿。
一塊塊的銀錠總是最惹人注目。不規則的形狀，略沉的手感，一道道紫黑色的氧化痕迹，透露著重見天日的命運。
和我不同，陳華韻是這些文物面世的現場見證者。
接觸到第一個開元通寶（唐朝錢幣），她特別欣喜。「欸，好像這個朝代真的在我的手中，點出來了。」經過她手上的那麼多小物件，彷彿都在爭先恐後地證明它們的存在感，她覺得好像在茫茫滄海中抓住了歷史的一根麥穗。
一開始，她從隊友手中接住文物，把標籤袋入庫，如履薄冰，不知要用怎樣的姿態面對它們，「從小到大沒人教我這個。只感覺這東西不屬於我這時代。」隊長和隊友告訴她沒關係，縱是文物，也可以坦然對待，她才放鬆下來。
她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叫耳挖簪：簪子很長，簪頭刻著簡單花紋，底部很細，呈圓形勺狀。平時插在頭髮上，又可以隨時拿下來掏耳朵。她只覺這玩意兒既有趣，又有點「噁心」，不合當代人生活習慣。工作站的副隊長飛哥（李飛）介紹給大家揚之水女士撰寫的《奢華之色》，大家爭相傳閱。加上飛哥和劉隊的介紹，陳華韻才明白，這些或普通或奇異的首飾和器具，揭示出了明朝藩王階層及平民的生活面貌，它們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晚明史。
志願者陳華韻 圖 /華小峰
朋友問陳華韻，你們真的發掘出來那麼多東西，夠買下一個成都？
她答：「發掘出來的東西是很精美，但意義不在於價值幾何。如果用一個特別功利的眼光去看待考古，真沒什麼意思。當發掘到的這個東西，和史料記載相互印證，你會覺得內心有巨大的滿足感。」
此前，對張獻忠的歷史評價多集中在「明末農民領袖」的基調。江口沉銀遺址發掘，對其身份和功過會有相當的顛覆。「至少他燒殺擄掠是沒疑問的。沒建立過完善的政權，到最後成了流寇。」李飛更關心在遺址發掘背後，「湖廣填四川」和張獻忠屠川的關聯——據史料記載，張獻忠攻下武昌後，將明朝的楚王塞進竹轎，拋入湖中溺死，自己則「盡取王宮中金銀上百萬，載車數百輛」。還有人說，張獻忠在四川，從各州郡的富商大賈處掠取的錢財，少則數千兩黃金，多則上萬，拿到錢後還會殺人滅口。同時，他還對搶掠所得財產進行嚴格的控制，立下規矩：部下若私藏金銀一兩，斬全家；藏十兩，本人剝皮，斬全家。如此一來，整個四川之財盡歸張獻忠一人。
這些史料和說法的準確性，將隨著沉銀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的展開，日益清晰。發掘既是一項工作，亦是尋根，了解我們自己和家族的源頭。李飛希望，這樣的歷史觀和心得體會，能夠經由志願者傳播開來。
服務，「被服務」？
劉志岩總結，招募江口志願者之所以在國內考古界引起巨大反響，除了項目本身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考古發掘全程都有志願者參與，且獨立承擔實際工作。之前國內的考古志願者多是體驗式的，時間一般半個月左右。2018年新招募的江口志願者服務時間起點就是兩個月。
另一些地方的探索更加大膽。
2014年6月中旬，山西省考古所面向社會公開招募非考古行業的志願者參與現場發掘，開全國先河。最終入選的9人來自美術、媒體、歷史、地理等不同專業，經筆試、面試和培訓後，分別參加了太原晉陽古城遺址和運城蒲州故城遺址的田野考古——每個人都在烈日下動真格地「入了坑」。
7月，晉陽和蒲州遺址的陽面，溫度皆在40攝氏度左右。除開正午的兩個小時無法工作，所有人需要早上5點就出工，到下午日落時回住處。不能拿馬扎來坐，因為沒地方可放——地面都是你需要發掘和考察的對象。
「我組負責灰坑堆，鐵鏟鐵鍬簸箕備；左右兩坑向南北，土層為二土質黑；陶瓷迥異不同位，縱深向下鐵鏟揮；坑內泥濘半蹲退，坑外仔細忙分類。」
QQ空間里的打油詩活靈活現，來自在電視媒體做編輯的志願者喬建穎。在祈縣白圭村長大，喬建穎從小就對泥土有特殊的情感。去運城的地坑院遊玩，他好奇，為什麼有的地方土是黑色，為什麼埋了那麼多年？地宮為什麼是個模型？「剎不住，背後的知識太多。」
在蒲州故城遺址上，他終於得償所願。一層又一層的土質暗含近代各個時期的信息，每個探方往下延伸都是不確定的，每一天都有新鮮感。有時挖出來乾淨的黏土，有時是渣渣的，還有不時出現的牙齒、彈殼、彈片、木炭。
2014年夏，山西蒲州古城考古志願者在清理遺迹
不少考古專業的人推崇早期，甚至有「明代以後不算考古」的不成文說法。針對有文字記載的時期，考古更多像驗證；史前考古則趨於自我構建和解釋。兩者研究方式和學術成就感迥異。但對喬建穎他們，所有的發掘都是滿滿的收穫：「可以看出來，有的（灰坑）是士兵們做飯的屋子。從灰渣能判斷出火爐的位置。那些「袁大頭」（袁世凱像背嘉禾銀幣），是當時的人藏起來，還是不小心遺落的？房子中間有個走道，通道的對面是城牆、城門……」他每每會腦補那些畫面，還原當時的生活場景。
閆偉光的日記把他的複雜心緒呈現得更加細微：
2014.07.31
下午收工之前，發現了明清墓葬的陪葬品，但沒見到墓葬，明天刮面分析，找到墓的位置，應該不會叨擾主人吧！隨葬品為兩個陶罐和一方硯台，做工不是很精美，推測墓主人是一個人們口中的窮秀才，但應是好書法之人。硯台應該是五台產的文石，形制不俗，桃形硯舔，方池。它可以說是我們與古代讀書人對話的媒介。墓主人雖然窮困，但不棄風雅，死後仍以生前所用方硯為伴，可敬可嘆可憐。放眼當下，文人之境遇依舊如是，我們能否守住自己的志趣和執著呢？
「都說文物發掘事關重大，你不擔心志願者磕碰、弄壞文物嗎？」我問鄭媛，她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公眾考古研究部主任。
「嗯，我們業內的確有反對聲音。有學者說，一般人怎麼可能讓他們下坑，指手畫腳？不能因為這個搞公眾考古就降低了我們的底線啊，豈不是本末倒置？」但經過和志願者半個月的相處，鄭媛覺得，事情沒有那麼絕對。
「一開始，志願者對於土質、土色的判斷與對遺迹現象的處理都略顯生澀，工作進度緩慢。興趣更多地集中在出土的銅錢、燈盞以及陶瓷碎片等遺物上。但『入坑』三天左右，他們逐漸對夯窩、炕、灶、水渠等各類遺迹現象都產生興趣，尤其是參與到遺迹繪圖工作中時，認真細緻。自然，相比『為工地服務』，志願者體驗和學習的味道更濃一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公眾考古研究部主任鄭媛 圖 / 華小峰
但這種模式很難複製：組織筆試面試，指導志願者實地發掘、文物入庫、資料整理等全套流程，並非一線考古人的義務，更像無償付出和實驗，也不會計入研究成果。鄭媛也疑惑，靠部分文物考古機構的社會責任自覺和有限的經費投入，志願者實踐模式能走多遠？
最近再聯絡鄭媛，她告訴我：暫時沒有明確的志願者計劃，2018年要看有沒有合適的考古資料項目再定。而在新年前後，新一輪的江口沉銀遺址志願者招募已經開始。陳華韻剛剛完成了文博專業碩士考試，這或許是2017年那一個月經歷對她的最重大的改變。她的夢想是能去類似武侯祠這樣的博物館。「因為武侯祠不太受傳統博物館藏品的主導，更多地貼近社群，去拓展博物館教育與娛樂的其他方面。」
「那今年還報名（江口工地誌願者）嗎？」我問陳華韻。
「當然想啦，只要他們收我！」
第二篇
古迹發燒友：國保珍貴，無名保亦動人
「凌晨四五點，摸著黑到了建陵，蘆葦叢里那些傳說在侯景之亂前起舞示警的麒麟，一下都在眼前。我那會兒時空感真有些錯亂。等醒醒神了，仔細端詳，這些神獸的姿態著實飛揚極了。一下什麼寒冷、飢餓都拋開了。」
跟我講起好幾年前去南朝陵墓看石刻的情形，劉昂眉毛都快翹起來。像這樣為了文物古迹風餐露宿而又流連忘返的瞬間，他已經經歷了千百回。
一月土耳其、山西，二月山西，四月江蘇、陝西，五月陝西、甘肅、廣東，六月約旦、黎巴嫩、阿聯酋，七月天津，八月伊朗、土耳其，九月土耳其，十月天津、江蘇，十二月江蘇、上海、浙江。一年真快，「光陰似駿馬加鞭，浮世似落花流水，果然去得疾也」。
——2017.12.31劉昂朋友圈
劉昂的身份眾多：北京理工大學講師，崑曲高手，《中國國家地理》和大象公會的撰稿人。17年里，他走遍歐亞大陸的三百多處世界遺產和二千多處中國的「國保」（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但若非問到，他從不顯擺這些「無趣」的數字。和他有相同經歷的文物古迹興趣小組「斯飛」的召集人張利偉不太主張將他們這群人稱為「民間考古人」，「古建興趣小組」可能更為貼切。雖然大家最初出行都是在「國保」、「省保」的框架之下，但漸漸會走得更遠、更偏、更野。「光說『刷國保』太狹隘了，什麼保，無名保都去。」
劉昂 圖 / 劉曉龍
按圖索「跡」
一米八幾的身材，敦實高大，謝頂圓頭，兩鬢到下巴蓄著幾縷微卷的須髯，配上一副圓圓的超大框眼鏡，加上常用裝備大檐帽和手杖，坐在對面的劉昂還真有幾分像一個穿越到中國古代帝都的西域頭陀。
網名「昂昂千里」，出處是屈原的《楚辭?卜居》：「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劉昂對這個世界的好奇與志向之豐，和家裡上萬冊的藏書之巨，可有一比。
他兼具文化探險者的雙重素質：既有對古典的嚮往與感性，又富邏輯和理性。體質還不差。「看我胖？在外頭跑幾天也不覺得累。」
從2001年開始，劉昂開始有意識地走訪國內的文物古迹。一柜子沉甸甸的《中國文物地圖集》是他的出行指南。一般每省分兩本，一本地圖，一本文字。從石器時代到近現代，地圖上的文物古迹名按照時間先後依次為紫、赭石、藍、綠、黃、棕和紅色。根據字樣顏色你便能判斷所處的大體時代。「更詳細的你就要看另一本文字介紹，它會告訴你某一個寺可能會有什麼壁畫。」劉昂指著地圖集告訴我。
這套書被他視若珍寶。不會背著，而是劃定好地點之後，出行前先抄寫下來或者拍照。
「地圖集會更新嗎？」
「呵呵，好難才出一本，又不像LP（《孤獨星球》，國外自助游指南）老更。」劉昂笑道。他又搖頭嘆氣。「東西（文物）只會越來越少。而且這書寫得太細了，有好多文物販子就利用這個書去偷（盜文物），甚至直接就把壁畫給扒下來了，也不好。」
劉昂去看的古迹，只有不到1/10是旅遊景點。大多數如路邊野生的，沒人管便放開看。有人管的，則需要使出渾身解數。上大學時，他的學生模樣和身份還比較管用。畢業之後，如果跟看門的說類似「教師」的職業還興許有門兒，要是說公司職員之類，很可能沒戲。
他曾經在豆瓣租車徵集同行友人。貼出的需求如下：
1.對陵寢/造像/古建/歷史有足夠的興趣，看東西專註有耐心；
2.體力好，不怕苦。能堅持每天早起晚歸，戶外時間12小時左右。為節省時間，一般情況午餐不吃或隨身帶，晚上吃一頓好的；
3.會開車。
可以想見，目標明確、緊湊到近乎自虐的行程，徵到的同道並不多。「比如說在瀘沽湖邊發獃，那我們絕對不敢，太耽誤時間了。」他坦承自己有強迫症，日子久了，越發成了獨行俠。
有些路上的際遇則有了古風。斯飛組織成員周桑在接受「挖啥呢」公號採訪時回憶，有年他去秦晉之間的黃河峽谷地區轉了幾天。那一帶千溝萬壑，是孕育華夏文明的古老土地，只有夏天才有些綠色生機。一天傍晚，他從山西渡河到陝西，登上吳堡石頭城，偶遇姐弟倆也在那裡尋訪古迹。幾個人便一起晚餐並互相問了路線。第二天傍晚，姐弟倆又折回陝西，和周桑在佳縣黃河絕壁上的香爐寺碰面了。「這很有點像楊過和郭襄的風陵渡之約，儘管這些年已經失去聯繫了，但這種旅途經歷很是難忘。」
「騰驤欲飛」
走過國內那麼多地方，劉昂最喜晉東南的古建，四川的中小型佛教道教石窟，丹陽的南朝陵、關中的唐陵、鞏縣的宋陵，以及許多說不上名來的野跡。
2014年3月，做了詳細計劃之後，他在三天里密集欣賞了南京丹陽、句容的二十多處南朝陵墓石刻。
麒麟羽翼華麗，天祿姿態奔放，劉昂大飽眼福。而與帝陵前頭上長角的石天祿、麒麟不同，梁代蕭績墓石刻的一對神獸頭上無角，稱作辟邪，特用於王侯墓前。這亦是古代統治者等級差別的一種標誌。
眼前的辟邪巨口張開，雙眼環睜，威武有神。兩側雙翼上雕有清晰明朗的鱗紋，鱗紋後面襯著的鳥翅紋簡潔疏朗，順著羽翅略往上翹。最有趣的是兩隻神獸一隻左足向前，另一隻右腳向前，看起來好像在使氣用力，躍躍欲試。
劉昂心性里的某一面像被喚醒了。「你看之後，尤其到宋以後都是比較內斂的，雕像都比較內斂，但南朝特別張揚，那些獸整個是飛起來的，就好像吃了什麼迷魂藥，要飛升了。朱偰先生（已故文保暨歷史學家）用的形容詞是『騰驤欲飛』，這種活潑潑的精神和後世呆板的作風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在劉昂看來，散落四野的南朝石刻雖叢殘不全，卻有著生動飛揚、氣韻偉大的精神
散落四野的南朝石刻，雖叢殘不全，卻有著那麼生動、氣韻偉大的精神！歸途火車上，同行的朋友說，南朝挺奇怪，石刻散發出的氣度不知是從哪兒來的，後來也不知往哪兒去了？劉昂想了想，那是一個出過《昭明文選》、《玉台新詠》、《文心雕龍》的時代，不足為怪；又想了想，那氣度可不光是書里詩里文章里寫出來的呀！是啊，從哪兒來又往哪兒去了？
採訪時我們再度聊起這個話題。他說，或許有當時外來文化的影響。「文化都有一個從貴族或神話時代慢慢走向世俗民間的過程，中西方皆如此。只有貴族活得不像老百姓油鹽醬醋那麼累，才會成天想著自我飛升吧。」
受父親影響，劉昂一到廟裡就愛看碑、經幢和有文字的石刻。在南京棲霞寺，舍利塔正東紗帽峰下朝南一窟的東側，劉昂無意間覓到大徐徐鼎臣（徐鉉，南唐、北宋初年文學家、書法家）、小徐徐楚金（徐鍇，南唐文字訓詁學家）的篆書題名。身為「說文迷」，他少不得手舞足蹈，頂禮膜拜。那一刻，他耳邊似乎聽到當年北大說文解字課上的恩師李家浩，用荊州口音念「達絮笨（大徐本）……消絮笨（小徐本）……」的可愛場面。徘徊留連之際，在徐鍇題名的左下方，居然瞧見近代語言文字學家黃季剛（黃侃）先生的題名，又是一番歡喜讚歎，摩挲憑弔。
國內的古迹看了大半，心痒痒的劉昂又將足跡伸向國外。強大的知識儲備，加上日益積累的行程，世界各國的古迹在他腦海中自動生成了一個信息庫，某些個剎那，妙事便發生了。
劉昂鏟去覆在岩畫上的雜草。梵爾卡莫尼卡谷地位於阿爾卑斯山脈南麓，在長達70公里的峽谷中，隱藏著14萬幅內容豐富、距今約有1萬年曆史的古岩畫。2016年夏，劉昂報名參加了該河谷的全球岩畫考古志願者項目
在伊朗的設拉子，劉昂走近阿契美尼德王朝崖墓下面薩珊時期的浮雕，那些馬的圓圓的屁股，在他眼中跟中國昭陵六駿一模一樣。「莫非唐朝浮雕的馬學的是薩珊王朝的線條？」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博物館,站在那些希臘化石雕藝術品面前，他腦子裡轉的形象卻是雲岡龍門青州麥積山，文字是《洛陽伽藍記》里的……於是彌蘭陀和拓跋氏就在一個思維紊亂患者的大腦中混血了。
修舊難如舊
在阿富汗，劉昂看到當地對古迹放任不管，毫無旅遊開發，讓其自生自滅。
巴基斯坦亦是完全原生態。世界遺產莫卧兒皇家城堡、陵墓與清真寺、卡拉奇附近的塔塔城，全部保持斑駁的原始狀態，基本上沒人管理。在拉合爾老城轉悠時，劉昂被成群的小孩跟隨。擁擠不堪的市場中，一不小心，被擠進了一個精美無比的不知名清真寺，地上睡滿了無家可歸的人們。後來看過了伊朗，尤其是烏茲別克那些景點化的清真寺，他倒是突然懷念起那種古迹和周邊生活不分的感覺。
究竟是保持古迹的原貌，順其自然，還是用現代手段和接近原樣的材質盡量修復如初呢？這是個永恆的問題。
「早年文物與建築修復的理念是『修舊如舊』，現今卻是遵循『不改變現狀』和『最小干預』原則。」斯飛的張利偉說。
2012年元旦，斯飛集體出行，登上北京古北口蟠龍山長城 圖 / 斯飛小組提供
操作起來並不容易。
「比如原來夯土的，你修的話，你也要夯土的，你不能給它改成石制的或者土坯牆。不能為了加固，給它改材料。」劉昂點開他拍的晉東南南神頭二仙廟照片。「這個夯土的石台，現在成了一個虎皮牆，國內好多都這樣……」
撇開美學上的眼光，國家和省里雖有出資，但文保單位周邊環境的整治，仍由縣裡負責，修座廟就要先修路，動輒花費上百萬，一縣財政實難應付。
見多識廣後，對於斷代、古迹的鑒定和解釋，「發燒友」們也往往生出和權威部門不同的看法。
「有些文物有準確紀年或文獻作為年代證明，但多數建築你既不知具體年份，也找不著碑，那就要靠眼力了。從斗拱的樣式，或者寺廟內佛像特徵等等判斷。這就說法不一了。有些當地的文保人員喜歡往早了說，其實多數都沒到那麼早。」劉昂表示。
在北大期間，劉昂跟老師學過一年梵文。他說有一種悉曇體梵文，流傳到中國後並沒有很強的實際意義。去隴東慶陽的慶城縣，他看到一口金代的鐘上面有悉曇梵字，當地的文保注釋說，這是金代的女真文。「其實是悉曇梵字，但認識的人不多。」
長相老成的劉昂還有顆老靈魂。小提琴、巴松管、京劇皆有研習，最愛的當屬崑曲。不光掌握元明清雜劇南戲傳奇近百出、詩詞散曲數十支，還能填詞、打譜。聽過他唱曲的一位網友形容：「極度投入，正襟危坐，偃仰嘯歌，目不斜視，物我兩忘。」
他在崑曲和考古之間找到一個共同點。
「中國唱崑曲的，過去是文人唱。文人不能演戲不能下海，但文人對字、音樂呀，可講究了，所以他唱得特別好，但是他身份是業餘的。我搞考古，也完全是業餘愛好，就保持這個愛好、這種純粹。」
在劉昂看來，受到過多學術訓練後，人容易謹小慎微，不敢造次。「比如我專業是中文系的古代文獻，這方面就特別謹慎，寫文章一個地方得查半天。但我業餘喜歡文物考古，那我可以看看這個好看，那個不錯，可以自由地選擇、發表意見，沒太多約束。」
在石家莊的華北軍區烈士陵園裡，一對金代鐵獅子被盜，斯飛小組成員楊煦把此事反映給媒體，引起河北有關部門重視。遺憾的是鐵獅最終還是被偷賣到了境外。遇見無良導遊用「摸摸頭，吃穿不用愁；摸摸背，長命又百歲；從頭摸到尾，繁華又富貴」來教唆遊客去觸摸石質文物，他會忍不住打景區電話舉報。雖然不見得奏效，但「能制止一個人也是好的」。
第三篇
澧縣八十壋：靜水流深，活現遠古
——一個「田園遺址」的非典型案例
志願者和古迹發燒友用他們的努力，近距離觀察，甚至親手觸摸歷史的遺存。那麼生活在古迹和文物周邊的人呢， 遺迹發掘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他們如何看考古人，當下的生活有無可能和古代文明、農業遺產結合？在位於湘北澧陽平原的八十壋，我找到了一個非典型的案例。
9800粒稻米
從澧縣汽車站坐上半小時車，便走上了鄉間林蔭道。清風拂面，水田蔥蘢，若是開得太快，幾乎就要錯過了路邊一個高高的牌樓和造型簡單的大門，這便是「八十壋遺址」的入口了。
這也是澧縣文物局副局長曹毅的老根據地。生於斯長於斯，曹毅面龐黝黑，行動麻利。走在縣城，皮包夾在腋下，公務員氣息飄然而來。到了田間、下了土坑，拿起雨靴和鏟子，他便成了一介地道農人、一個「挖土的」。
「八十壋」是地方俚語，「很多水塘」之意。下車處，一條寬約六十米，深五六米的河流既是流經此地的古河道，也是本地農人灌溉的水渠。上世紀90年代，正是在這裡出土了9800餘粒碳化稻穀、稻米，震驚了國內考古界。
八十壋全景
由於考古發掘後的回填保護，目前地面並無多少可見的遺迹。為了讓參觀者有所認識，設計者在原考古位置模擬了六個考古發掘探方。曹毅和同事對不同年代的地質層做了標識，並一度放置了根據考古出土複製的陶碗、陶罐、穀粒等複製品。
「一把一把，挖出來是金黃色的，一見空氣，不到一分鐘就氧化變黑了。」親眼見證的曹毅說起這樁發現，如數家珍。「當時是全國發現量最多的，年代也很早，八九千年。這個遺址對研究稻作起源相當重要。但我們當時只在河道里發現了水稻的實體，沒有發現栽培水稻的田，必須找到栽培的田，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證據鏈。」
那些珍貴的稻米，如羽衣上的金縷般脆弱。經認定，屬性為「尚處在混沌演化階段的原始古栽培稻類型」。
八十壋遺址出土的稻穀，距今約8000年
從1993年到1997年，八十壋的整體發掘持續了五年，一個距今8000年歷史的環壕聚落遺址漸漸浮現：地面式、半地穴式、干欄式、高台式，各種建築遺迹散落，還發現了墓葬98座，各種陶制隨葬品和穿孔石配飾、石片、獸牙等器物，骨鏟、木鏟、磨杵等農具，野葡萄、桃、梅、獼猴桃、紫蘇、薄荷等多種植物的種子。許多的動植物、農具，和今天區別不大。
「為什麼種子在水裡還沒有腐爛？」
「如果在土裡就沒法了，反倒是在古河道的水裡和氧氣隔絕了，沒有微生物生存，所以我們發掘的寶貝都是在水裡淘出來的。」曹毅解釋。「挖出來的魚骨頭、烏龜板、菱角、雞頭米（芡實），現在也都是這邊的產物。」
復甦的桃源
遺址所在的村子叫夢溪鎮五福村。村莊的景緻也如同名字一樣靜美：垂柳依依，莊稼吐綠。塘邊溝渠里生長著蘆葦、水菖蒲；小竹、柘茨和柳樹、杉樹參差相伴。曹毅走著走著就停下來，和村裡留守的幾位老嫗問候兩句，「今年橘子收成怎樣？」
我腦子裡不住地閃過《桃花源記》的語句：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此處除了男女衣著和現代人並無二致，其他，真和經典里的圖畫如出一轍。
農田、水塘，木棧道，鋪著鵝卵石的小步道，錯落有致，各安其位。扛著鋤頭的農民，提著筐子的農婦，就生活在被圍護起來、又不顯突兀的遺迹邊。木質說明牌用麻繩捆綁，石板汀縫隙里長滿青草。既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江南田埂，又似是一處經過設計卻不顯得張揚與刻意的微型博物園。
當代生活與文明古迹，交融得熨帖順暢。這與平時去的那些巍峨宏偉的大遺址，或全用花崗岩裝修和玻璃窗展示的博物館感覺很不一樣。
曹毅說，為了讓遺址得到最大的保護和復原，他們請了北京建築大學研究歷史性城市與建築保護的湯羽揚教授來做整體規劃設計。
「想像八千年前的澧陽平原，氣候溫暖而濕潤，比現在氣溫應該略高；高大繁茂的松樹、柘樹和喜樹處處可見；野鹿、野牛在叢林和原野中出沒。在八十壋附近，這裡已是稻花飄香，人類的蹤跡隨處可見。高崗上分布著成排的房子，屋內地上鋪著一層防潮的紅燒土、黃沙土，崗地邊緣臨水的地方則搭建起了干欄式的建築。男人們在高崗邊緣挖了一條壕溝，將高崗三面較低的地方圍了起來，抵擋洪水。一群女人擰著穿繩索的陶罐，沿鵝卵石鋪砌的小路打水拾階而上，小孩們在河中嬉戲，不時採摘著水中的菱角……」
詩意的解說詞代表了今人對於遠古的想像。在五福村，推開窗子，呼吸到的空氣或許和史前有了很大變化，泥土和稻米的芬芳卻可能亘古未變。而農人，以一雙布滿老繭的手，打泡的腳，磨出了樸實的生存智慧。
環壕聚落，就是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聚落的一種形態。怎樣保護這些古河道呢？「當時農民天天扛著鋤頭在邊上說，就按我們本地的土法兒，在這個岸邊打一些木樁，拿葦席一圍，保證管用。嘿，就按照這種方法做，還很環保哦。」
在湯羽揚看來，很多生態的、簡易的、接地氣的方法，都是當地人創造的。「不一定非得是考古這件事本身，而是在整個保護遺址的過程中，大家來參與，告訴你一些當地的方式，你覺得好，便採用。」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了解到曾有高速公路規劃從附近經過，後因在遺址建控範圍內而改道，老百姓對此一直有意見。文物局於是與交通部門聯繫，為遺址區居民規划了新的道路，有關部門規劃和建設了遺址與外部聯繫的橋樑。
五福村在澧縣地勢最低處，極易發生內澇。曹毅他們特地對路口的溝渠做了疏浚清淤和綠化，修了一條滾水壩，有利於水的排泄。天乾的時候，也可以從古河道里抽水抗旱。
為保護八十壋古河道，施工人員在村民啟發下，用蘆席、小山竹加木樁護坡
村裡的小道原來就是土路，一到下雨便泥濘不堪。修繕後，每年割谷的時候，農民的農用車、打稻機、小四輪，都可以走這條路，出行更方便了。
拆遷了疊壓在遺址上的廢棄建筑後，文物局將其中一幢保存較好的建築改造成看護用房，再利用一部分空間布置了一個介紹八十壋歷史和文化的遺址博物館和一間小小的農家書屋。遺址的展覽也是小小的，不收門票。
「現在的人還會往河裡倒垃圾嗎？」
「一樣的，他們該怎麼生活還是怎麼生活嘛。」曹毅回答。
「就知道他們不是為了賺錢」
在小河邊，我遇見一位慈祥的老者。向他說明身份後，他伸出手，又縮了回去。「你好你好，我的手是濕的。」語氣羞澀而又坦蕩。
我告訴他沒關係。他很開心地指著近處，「這些橋啊、碼頭啊都是文物局修的，方便人們累了的時候洗洗手哇。」
老人姓鍾，是遺址雇的保護員。有時領導和遊客來了，就由保護員來介紹。他也是五福村的老書記。
「（上世紀）80年代末年輕人基本就去廣州打工了，那時文物考古隊進來，聘請了很多村裡的婦女做工，男的很少，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三個人挖兩個月，大概32方土，一天挖這麼一點點，工作量不大。當時一些發掘人員住在我的家裡，挖了四年。」
和鍾老書記有相同境遇的還有溫老伯和黃阿姨夫婦。他們是因為修遺址而動遷的少數幾戶農家之一，現在的宅子也經過了遺址保護施工隊的「改造」。外牆像是貼著一層薄薄的貼紙，圖案卻是仿照明清風格的長磚形狀。
老溫的媳婦對這點頗不滿意。「原來我們自己貼的白瓷磚，他們（文物局）說和遺址整體調子不搭，就全換了這個。不好看，又不好打理。」
曹毅也知道不協調。「當時有好的民居裝修方案，本來想鋪成仿茅草瓦的屋面，牆面想弄成木骨泥牆的，一戶下來要一二十萬，成本太高了。」結果就成了個不倫不類。
但家裡做主的是老溫。三畝多地，老了，種不動田了，三間平房也不住了，考古隊出10萬全都給買下來。
「如果不考古，紅花菜可以賣，菜籽可以打油。那時候我們都還在老家，也參加過（考古），挑土，跟農活差不多。挖出來以前老人用的，陶瓷，稻穀，動物的東西，多少年前的，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也不知道用處不用處。還是遵照他們說的，配合吧。」已經去了外地謀生的老溫兒媳在電話那頭說。
澧縣文物局副局長曹毅（中）在溫家前坪，和老溫夫婦聊天 圖 / 汪平
老溫嘟囔過「應該再多點兒（土地）補償才對」，但因為和這些搞考古的關係好，也沒多言語。「那時候（挖出來的稻米）全堆在我家洗的，用竹筐裝著洗的。」老溫口氣像個編外考古隊員。
「當時挖出來，老百姓肯定不能抓，手一捏就破啦。挖出來以後，我們先在水裡面一層層漂洗，洗了之後要視力相對好些的年輕婦女用毛筆蘸著它，一粒粒揀選出來。」
曹毅在一旁解釋。
「看多了，曉得他們不是為了賺錢來的。」老溫悶頭笑。
1990年代發掘，遺址的整體設計和修建卻是五六年前才啟動。為何？
「從2001年八十壋公布『國保』，我們從2006年才開始做保護規劃和方案，到2011年國家文物局才批複，來錢之後我們就開始搞保護了。」
曹毅介紹，國家文物局是沒有拆遷款的，地方文物局向國家文物局爭取錢，只能爭取本體保護和周邊環境整治的經費，補償需要當地政府配套。像他父親曹傳松發現的城頭山遺址，拆遷涉及幾十戶，至少得到縣一級重視才能實現。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做城頭山（拆遷說服）工作，等了十來年，才開始做遺址保護和公園。
「我們做文物考古工作，只要遇到老百姓不同意征地，我們就放棄，不會再深入。主要是資金問題，有了資金才能解決土地問題，才能做（文物）工作。」
敬畏
湯羽揚主持過很多動輒幾千萬投資、數平方公里的大型遺址公園設計，像八十壋這樣「袖珍」的例子不多見。但小小的螺獅殼裡，也可以做出別開生面的道場。她感覺現在的遺址公園都只針對大型遺址，裡頭矛盾也挺多，「包括土地流轉、運行費用，不斷地考古發掘，向外界表達遺址價值，都是挺複雜的一個過程。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一下把所有的東西都挖完，考古也不能太功利。」
設計者不斷挪地兒，本地的文物和考古者則像磐石一樣，緊緊地吸附在自己的土地上。
曹毅的父親當過兵，退伍後回到澧縣一中當老師。因為文化館沒有文化專干，被抽調過去當專干，便走上了考古這條路。發現了震驚中外的城頭山遺址。
但對曹毅影響最深的，還是考古前輩、師長裴安平先生。「精益求精，畫圖要在1:50的米格紙上表現出1-2厘米的區別。有錯誤會用鋤頭（柄）敲你。」
遺址中央的空地上，一根歪扭的木柱高聳，高台四邊內弧，稀稀拉拉立著一些矮樁。平面看起來像一顆海星，儼然成了八十壋遺址的標誌和代言。每帶一次訪客，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看點。
「這個就是我和單位幾位搞業務的同志一起複建出的。我們推斷是一個古代祭祀用的建築。當初在挖最粗的柱洞時，發現下面有牛的牙齒、大量的陶片碎末，肯定是祭祀的。但更具體的信息，還沒法給出。」曹毅撓撓頭，像為自己的知識儲備不夠深厚而慚愧。
在我這個外人看來，八十壋遺址也許缺乏創意，但勝在自然素樸，很有點「小家碧玉」的意味。只是，地點偏僻（離澧縣縣城20公里，離常德和其他湖南大城市更遠），遊客稀少。從發掘到復原、修建，投入了十多年心血的曹毅會有點失落感嗎？
澧縣文物局副局長曹毅（右）在八十壋遺址，他和同事在發掘復原的海星狀祭祀台上 圖 /汪平
「前面有個比較好點的農家休閑度假區，一些遊客過去的時候也會在我們這裡落（停留）一下……」曹毅抽根煙，看看遠處。「總會慢慢好的。人太多，我也應付不過來了。」
到今天，不管是牌坊、塔、寺或者廟，但凡碰到文物保護工程，他還是會領著同事和工人燒香放鞭炮。
「不是對神，而是對先祖留存痕迹的一種敬畏。古人辛辛苦苦創造了這麼多東西留下來，留到我們手裡，要保護好。」
澧縣博物館就是從前的澧州文廟，也是一處國保單位。曹毅在縣城這幢保存較好的古建里上班。兩棵粗壯的樟樹蓊蓊鬱郁，他最愛工作之餘在樹下喝茶、下棋，覺得自己在廟裡摸爬滾打的童年遠比現在的孩子幸福。
一路走訪下來不難發現，文物部門在各級政府里都算弱勢部門，除非攤上重量級的大發現，還得有懂歷史又懂經營的領導，去為各種可能的成果創造撥雲見日的機會。
「這麼多年，工資沒怎麼漲，可是精神是往上的。」曹毅指指天。「我現在看事情比較通透，沒什麼糾結。」他吐了一口煙圈，又指指空氣。「我們每個人都逃不出這框框。雖然干這行寂寞，可是內心豐富，而且能碰上很多能人、神人。你看我們這小廟（文物局）里就四五個人，個個能下坑，能拍照，繪圖、整理資料，都能幹。退了休的老王，以前給故宮和中南海搞過文物修繕。還有一次，我們在這廟裡拓制幾塊古碑，遇到好多生僻字試讀不出來。當時一個其貌不揚的中年人走進來，指甲縫裡全是泥巴。就這人，我不認識的字，他能認出來。他說他是搞電子的，指著碑說，這個是某某字的異體字，那個是某某字的異體字。乖乖，好玩兒著呢。」
幹了一輩子考古的澧縣文物局退休職工老王，他曾經在故宮工作 圖 / 汪平
第四篇
90後公眾考古推手
時常佝僂著背，熬夜趕稿之後頭髮總是蓬亂斑白，說得不客氣點，90後奚牧涼長得就有點像個「出土文物」。但在不修邊幅的外貌下，這個北大考古專業的碩士生思維敏捷、眼光銳利，頗有使命感。他創辦了公號「挖啥呢」，以個人和小團隊的力量分享他對公眾與考古互動的心得。
奚牧涼是考古專業出身，但目前尚不在體制內。他說做這個小號，是希望發出一些尖銳敏感之聲，在亂象當中整理思路。一方面，關於「公眾考古」的界定、開展形式、深入程度，在中國依然懸而未決。而現實世界裡，各種力量和思潮的勃發與博弈已經遠遠走在傳統考古學發展的前頭。
「挖啥呢」公號創辦人奚牧涼
不止是科普
人前話不多，頭腦活躍的奚牧涼不滿足於只做書齋里的研究者。好幾年來，他成天琢磨如何打破考古這門專業學科和大眾之間的壁壘。
國外早有了「公眾考古」學科，但在國內，到底這個詞包含什麼，能做什麼，遲遲沒有定論。通常的理解是考古宣傳和普及，模擬考古、博物館的靈活展示、工地直播等等都可以列入其中。但奚牧涼的理解不止於這個層面。
自己可以做點什麼？奚牧涼想起了2012年在濟南章丘龍山街道考古工地實習時的遭遇。
見得多了，民工們也知道駐紮在當地、成天埋頭苦幹的人是考古者，但並不太清楚考古隊具體是在做什麼，時不時地就拋來一句——
「挖啥呢？」
奚牧涼感慨：在信息發達的時代，我們打開手機可以知道身邊發生的任何事情。這些家裡用上了智能手機的農民卻不一定了解，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埋藏和孕育過什麼。
「有一個說法說中國考古從業人員大概有一萬人，這個數字並不是非常大。大家可能看過《中國有嘻哈》。這個節目有多少人參加海選呢？7000人。」在一次講座上，奚牧涼提到。
與其讓公眾關注，能不能讓公眾好奇呢？與其教育觀眾考古知識，有沒有可能分享考古的文化呢？如果有一天去博物館成為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還需要擔心人們認為「考古就是盜墓」嗎？
奚牧涼覺得，之所以推廣公眾考古，是因為他覺得在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之外，還可能存在著一種雙向、平等的分享模式。
2015年8月，他創立了微信公號「挖啥呢」。《不看這條，排6小時隊看也是然並卵》、《盜墓一時爽，會被判幾年？》，這樣的標題很容易給人以「戲說」之感。他承認，最初的設想完全是「怎麼有趣怎麼來」。
「比如說聶隱娘這個事。我們可以跟上電影熱點講一講。因為當時說是在日本取景，拍唐代的事情。那必須說說唐代建築的事情。」
沒想到剛開3個月，點擊量最高的一篇是《ISIS滅絕的文明，比你們想像的還多》。作者劉拓是資深古迹走訪和探險人，他用1.4萬字，書寫了自己2014年7月齋月期間訪問阿富汗喀布爾、馬扎里沙里夫、巴爾赫、赫拉特等城市所能看到的古迹，並詳細梳理了這個古國的歷史。
「可能因為發布那天是11月19日，趕上中國公民樊京輝被ISIS殺害這個新聞，第二天早上起來點擊量就1萬多了。它已經突破了考古圈，進入到泛文化圈和更廣闊的社會層面了。」奚牧涼總結。
但他自己最自豪的，卻是點擊量不到上篇一個零頭的《「文物保護法」變「文物不保護法」？》。因為在他看來，這篇文章「在較為客觀、細緻地對比、分析了修訂前後的法條，吸納了國內權威的文物法研究者、制定者的觀點後，以『要考慮到文物保護的實際，對文物利用理性看待』的核心觀點，對『公眾考古與法律』這一學術課題提出了一些較之其他媒體、同行更為深入甚至專業的意見」。
考古傳播，似乎進可成為一個學術研究論文，退可成為一個報道或趣味盎然的解析小品文。
於是在「挖啥呢」裡頭，你會讀到關於對「中國最早女英雄婦好」的八卦，對「要不要發掘秦始皇陵？」的探討，對「上交文物，除了追思會還應得到啥？」這樣滿足民眾好奇心的知識的梳理，對夏鼐這樣的曠世考古學家的介紹，還有考古文博人愛情現狀的調查。數量最多、更新最穩定的，卻是最缺乏文採的老老實實的《文博半月報》——本領域裡的新聞盤點。
但多元的訴求，也讓「挖啥呢」有點定位不明。奚牧涼明白這一點。「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這些報道都能給讀者啟發，讓大家去關注（考古）。」
2017年5月4日，北京圓明園遺址公園，一群年輕人參觀發掘出土的文物殘片 圖 /本刊記者 姜曉明
「恰塔霍裕克」
知情權、表達權、民眾參與，聽起來都順理成章。但在考古這個自成一體、門第森嚴的學術體系里，民眾的觸角能伸到什麼程度，國內爭議極大。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圓明園課題組組長張中華說，2013年領導讓他領銜抓「開放性的公眾考古」，他當面就拒絕了。
「能不能選擇其他的地點？圓明園遺址是世界性的課題。如果我們直播發掘，可能引起大家的質疑，是不是做秀？每天生活在遊客、同行的鏡頭下，如果有失誤，怎麼辦？如果被放大了，怎麼辦？」張中華講述自己的惶恐。「就像一個一貫表現良好的學生，考試有1分沒拿到，也會引起各方面的批評。」
這對張中華所里的老師傅們，也是一大考驗。「中國考古傳統，就是師傅帶徒弟這樣成長起來的。他首先自己就有一個觀念，我的很多東西不能傳給外人，必須是經過我長期觀察的，甄選出來的人我才能手把手地來帶。我很多東西不能暴露在鏡頭下。」
一位叫武偉的作者在「挖啥呢」發表過自己去山西古迹遊覽的經歷：在潞城市原起寺，69歲的管理員大媽給她講解寺中的青龍寶塔，頗有些憤憤不平：「專家說這個塔是北宋的。錯了！它是北魏的。唐以後的塔都有基座，而這個塔沒有基座。再看它的磚，多麼長。宋朝沒有這麼長的磚。他們就信專家的，不信老人的！」武偉無法評判大媽的觀點是否正確。只是好奇，專家們有沒有徵詢過老人們的看法。「如果專家是對的（一定有99％的可能性），自然沒話說。但，如果老人們是對的呢？」
「其實這塔就是北宋的。」奚牧涼笑了——武偉就是他的母親。「我父母之前拜訪文物古迹的經歷很少，也是這兩年開始邊遊歷，邊增長見識。但我認為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即便沒有任何文物知識的人，都不知道這個房子是什麼年代的，他完全有表達、討論的權利。而且這個東西表達出來是有意義的。」
就好像他做了半年跟組顧問的《國家寶藏》，在大火的同時也帶來爭議。
「沒怎麼接觸過文物的網友，看完很有共鳴。其實這個節目最初的訴求也是針對這些人，它呈現了文物的精美，傳達了家國情懷和古人的文化傳統，體現的是文物的精神聯接感。學者們更看重的是知識的準確、學科的尊嚴。兩者的視角、權利訴求，包括對節目的看法都不一樣。」
專業從業者和知識分子的謹嚴，對「蔑視權威」的排斥，加上民間科考人組織文物古迹旅遊團「引來」偷盜團伙，媒介在傳播考古時的「戲搞」或錯漏，種種亂象，都可能造成公眾考古在各個層面探索時的障礙和彎道。
「但考古學本身是不是也值得反思和更新了？房地產開發在減少，中國的基建工地越來越少，各地的遺址也挖到一定程度了。更關鍵是方法在改變，以前那種發掘出材料，用類型學去排隊的形式到了需要突破的時候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恩?霍德主持的恰塔霍裕克遺址發掘。」奚牧涼語氣很沉，眼神卻清亮起來。
伊恩·霍德在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遺址發掘和研究中運用了「反身考古學」：一是「邊發掘，邊分析，邊記錄「， 鼓勵考古發掘過程中各方面學者進行最大化的討論，並且隨時調整發掘方法和對各遺迹現象的闡釋； 二是將考古發掘材料隨時呈現給公眾，通過與公眾平權地討論，拓展解釋的多重話語。
這座復原之後「街道在屋頂之上」的建築群遺址蜚聲國際。而伊恩?霍德的膽識不僅在於頭一次把實驗室建在工地旁邊，他認為不光考古學家、專業學者，其他人（當地土著）和感興趣的遊客都可以提出各自的見解，因為「解釋不是考古學家唯一可以得出結果的」。遺址發掘項目有專門的網站，任何人可以訪問到最新的研究進展，年度發掘報告、照片、探方記錄均可在線閱覽。
「如此開放也是一種自信，不用你都懂，但你可以說、可以看，可以來了解。」奚牧涼說。
自信和開放，總能帶來艱苦後的甜頭。
2017年5月4日，北京圓明園遺址公園的一次考古發掘對部分公眾開放 圖 / 本刊記者 姜曉明
張中華在考古工地旁邊的講解牌上「公示」了自己的手機號。沒想到好長時間，每天晚上都有群眾給他打電話，有問他有無機會參與圓明園遺址考古的，有問他報考考古專業前景如何的，有找他鑒定文物的，還有和他煲電話粥的。張中華真切地感受到，「大家想去親身體驗那段歷史，意願強烈」。
更多的妙處在於：和行外人聊天，也可啟發行內人的考古學研究。一次張中華和遊客閑聊，談及古代婦女裹腳的問題，他猛然想起自己挖了那麼多清代墓葬，怎麼就沒關注過這一點？而帶著相關領導參觀自己的考古工地，又能「解決點實際問題」，他笑談，「比如人社局、審計局和財政局的領導，不如帶他們到工地上轉一轉，能給我們解決些田野補助，也值了呀。」
在我去年抵達江口前後，專門從事文物報道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齊欣在這裡深入走訪了幾日。他感覺，江口已經變成由歷史事件發生地、文物發掘地、體驗地三者疊加組成的巨型展示區。
「（假以時日，）那些興緻勃勃的參觀者可以穿行在現場，不用虛擬而是實地親歷，捕捉那些依然撲朔迷離又逐步顯露出的真相。這既顯示出了考古現場的真正魅力，也使那些嚴謹、漫長而枯燥的求證過程變得活靈活現。在同樣的區域，同樣是尋找張獻忠沉銀，考古工作者發現文物時候的心情，與偷盜者完全不同。這種心境，也能有機會準確傳遞給體驗者。」
放眼古今，中國考古界的老前輩蘇秉琦寫下《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社科院考古所的許宏先生撰就《何以中國》，復旦教授高蒙河在媒體發布公眾考古的專欄，高大倫領銜的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舉辦巡迴展覽、考古探險……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拉近考古和普通人的距離。
再往前探一探，顯然有無窮的可能。
（參考資料：《志願者——公眾考古的星星之火》《講文物故事 知家鄉歷史｜澧縣八十壋遺址-微澧縣》，《一處小型古文化遺址展示利用案例的啟示》，《斯飛：走遍中國古迹的人們》，《23年，考古發現的圓明園》，《靜靜的府河——張獻忠沉銀考古事件及未來猜想》。感謝所有受訪者，特別是奚牧涼對本文的大力幫助。本刊記者孫凌宇，實習記者吳媛博、劉嬋、何鑽瑩、王艷、張笑瑩、吳漫、李穎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40期
原標題《公眾考古啟示錄》
文 / 本刊記者 鄧郁 發自四川江口 宜賓 湖南澧縣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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