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檔案：李鴻章訪問俄國
撰文：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
翻譯：李晶 等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維特伯爵是俄皇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宮廷重臣，俄羅斯帝國政治家，歷任交通大臣、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主席和第一任大臣會議主席，是俄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
維特以親歷者身份，生動翔實地再現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可以說是維特唱給俄羅斯帝國的輓歌，為其滅亡和1917年巨變的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史料。
以下是維特記錄的李鴻章訪俄。
維特伯爵
1
在陛下即將舉行加冕典禮之際，各國按照慣例都派出代表前來俄國祝賀。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成員或者權位最高的國家官員。中國派來的是李鴻章，這是一位最卓越的國務活動家，當時在中國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鴻章前來參加加冕典禮，意味著中國非常感謝我們年輕皇帝在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提供借款事務上對中國的幫助。
當時，我們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已經修到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必須解決朝哪個方向繼續往前修的問題。我很自然地產生了通過蒙古和北滿領土直接將鐵路修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想法。這一方案可以大大縮短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長度並加速鐵路建設的進程。這樣，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確就能成為一條世界性的運輸大通道，它可以把日本、整個遠東地區與俄國和歐洲連接起來。全部問題都在於要通過和平的、商業互惠的途徑來達到這一目的。我傾心於這一想法，並將這一想法告訴了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後來也奏明了陛下。
正值此時，我前面已經說過的巴德馬耶夫醫生到自己的故鄉布里亞特去了一趟，他一直都希望通過恰克圖直接將鐵路修往北京，所以他認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是不重要的。我當然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第一，我認為必須把我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聯結起來；第二，我認為一旦鐵路通向北京必然會激起整個歐洲反對我們。並且根據亞歷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這件事本身根本不具有軍事政治意義，而只是一項涉及國內政策的具有經濟意義的工程。也就是說，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希望以這條鐵路為捷徑把我們的一個邊疆區——濱海州與俄羅斯連接起來。換言之，無論在亞歷山大三世皇帝眼中，還是在尼古拉二世皇帝眼中這條鐵路都只有經濟意義、只有防禦意義，而絕無任何進攻意義。特別是這條鐵路不應該成為再行侵佔任何領土的工具。
巴德馬耶夫醫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時候，在那裡表現得很不得體，言談模稜兩可，所以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和我都先後與他斷絕了一切往來，我們認為他是一個既聰明又狡猾的投機者。
當李鴻章離開中國（這是他第一次離開中華帝國）快到蘇伊士運河的時候，我稟奏皇上說，如果能讓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蘇伊士運河迎接李鴻章就太好了，因為他過去就認識李鴻章，二人關係不錯。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良機，而且也必須這樣做，因為據我所知其他國家，即英國、法國和奧地利都千方百計地想拉攏李鴻章，他們想讓李鴻章先去歐洲再到彼得堡。我則相反，希望李鴻章在來我們俄國之前不到任何地方去，因為我很清楚，如果他先去歐洲的話，就會受到那裡各國人物的各種陰謀詭計的影響。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責成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迎接李鴻章，臨行前烏赫托姆斯基找我詳細商量了迎接事宜。而皇帝希望這一切要做的不露痕迹，於是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就前往歐洲，在那裡乘坐一條輪船（看起來像是前往馬賽）前去迎接李鴻章，在蘇伊士運河出口處他與李鴻章會面。之後，雖然李鴻章接到要他去歐洲各港口的邀請，但他還是坐上了我為迎接他而準備的俄羅斯航運貿易公司的船，帶領自己的全部隨從和烏赫托姆斯基公爵一起抵達敖德薩。
因為敖德薩是李鴻章抵達的第一個俄國城市，所以我希望在這裡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歡迎儀式。我將此想法稟奏皇上，說按照李鴻章的官階，不妨派我軍儀仗隊來迎接這位顯貴，使他通過這種方式第一次看到我們的軍隊。皇帝同意了這一建議，下詔著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辦理。
這時我發現侍從將軍萬諾夫斯基和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都產生了官場上特有的那種嫉妒心理。侍從將軍萬諾夫斯基接到我的通知後，給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說儘管他已奉旨做了安排，但很想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向陛下奏報的時候插手軍事問題，插手陸軍部的問題，因為軍人儀仗隊的事宜屬於陸軍大臣的許可權，而不在財政大臣的許可權之中。
至於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則希望李鴻章在敖德薩等待加冕典禮，或者讓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典禮，但絕不讓他來彼得堡，因為他完全不必在加冕典禮前抵達彼得堡。
這時，儘管其他國家邀請李鴻章在出席加冕典禮之前訪問歐洲，但李鴻章還是徑直經敖德薩來到俄國，他之所以能夠先來俄國，正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希望並派了烏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去迎接。此外，既然要進行談判，那麼就應當安排在加冕典禮之前，因為在典禮期間每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慶典，很難進行談判。
由於以上原因，我再次啟奏皇帝，請他允許李鴻章徑直前來彼得堡。
李鴻章到達彼得堡就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領土問題我與李鴻章的談判儘管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反對我的意見，皇上還是准許李鴻章直接來彼得堡。於是我安排李鴻章乘坐特別專列抵達彼得堡。
皇帝陛下令我與李鴻章談判，所以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本沒有與他進行任何談判，而且他同李鴻章也談不了什麼，因為當時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對我們的遠東政策和我們在遠東要解決的問題根本不了解，而且絲毫也不感興趣。
李鴻章先到財政部大廈與我會晤，因為我當時是財政大臣。我對他做了回訪，之後我們見了幾次面，並就協調俄中雙邊關係問題進行了政治性的交談。
從第一次談判開始就有人告訴我，同中國官員談判首先要做到的是千萬不要著急，因為他們認為著急是沒有風度的表現，什麼事都應當從容不迫，一切都要遵從各種中國禮儀。
所以，當李鴻章走進我的客廳時，我身穿文官禮服，立即出去迎接。我們熱情地相互問候，深深地相互鞠躬。接著我引他來到第二間會客廳，並令人獻茶，一切都十分正式隆重。我和李鴻章坐了下來，他的所有隨從和我方的官員全都站著。然後我問李鴻章要不要吸煙？這時李鴻章發出了一個類似牡馬嘶鳴般的聲音，只見兩名中國人立即從旁邊的房間里出來，一人拿著水煙袋，另一人拿著煙絲，接著開始了吸煙儀式，這個儀式的特點在於：李鴻章端坐不動，只管用嘴吸煙吐煙，而點煙、拿煙袋、從他嘴裡取出煙嘴再把煙嘴遞到他的嘴裡，這些完全由身邊的中國人畢恭畢敬地服侍。
李鴻章想通過這樣的禮儀來使我產生強烈的印象。我當然也表現得相當平靜，做出一種泰然處之的樣子。
自然，同他首次會晤時我根本沒有接觸正題，我們之間只是一個勁兒地寒暄。他問及皇帝陛下的健康狀況，皇后陛下以及皇子們的健康狀況。而我則問起清朝皇帝、皇太后以及皇帝所有親屬的健康情況。我們第一次會晤時所談的僅僅是這些。
之後，在第二次會晤時，李鴻章同我比較熟悉了，看到所有這些儀式並沒有對我起什麼特殊的作用，於是同我談話也更坦率，也不再過分拘泥禮儀了。特別是到了莫斯科之後，我們的關係更加親近，雙方見面時已經很隨便了。
對於李鴻章我可以這樣評價：我在國務生涯中見過不少國務活動家，其中有些人是要名垂青史的。我認為李鴻章是這些人中比較卓越的一位，他的確是一位傑出的國務活動家。當然，他是一個中國人，沒有受過一點歐洲教育，但受過博大精深的中國式的傳統教育，主要的是李鴻章有著健全的頭腦，善於清晰地思考。正因如此，他在中國歷史上，在治理國家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治理中國的實際上就是李鴻章。
於是我開始同李鴻章談起：我們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由於我們助一臂之力，中國才得保持領土的完整，我們既宣布了保持中國完整的原則，就將永遠堅持這一原則。但是為了保證我們踐言，首先必須保證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我們真正能向中國提供援助。而如果沒有鐵路，我們就不能給予這種援助，因為我們的全部軍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國的歐洲部分，並且將一直駐紮在那裡。所以，一方面必須保證在必要時我們能夠從歐俄部分調集軍隊，另一方面也必須保證我們能從符拉迪沃斯托克調集軍隊。我還提到，在中日戰爭期間，雖然我們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動部分軍隊向吉林開拔，但是由於沒有交通線，軍隊行動非常緩慢，以至於我軍還沒有到達吉林，中日戰爭就已經結束了。最後一點是，為了補充阿穆爾邊區的兵源，我們需要在那裡往返調動新兵。
可見，要使我們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我們首先需要一條鐵路，需要一條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徑。為此，這條鐵路必須經過蒙古北部和滿洲。此外，這條鐵路在經濟上也是需要的，因為它能提高鐵路沿線我們俄羅斯地區的生產力，也能提高鐵路沿線中國地區的生產力。最後這條鐵路大概也不會招致日本方面的任何反對（後來的事實也是如此），因為這條鐵路從實質上說將把日本和整個西歐連接起來。眾所周知，日本早就與歐洲文明融合了，至少在對外政策和各種技術問題上是如此。所以修築這樣一條鐵路只會受到日本的歡迎。
不言而喻，李鴻章提出了各種異議。但是，從與他的談話中我能看出，如果我們的皇帝也希望修這樣一條鐵路的話，李就會同意的。因此，我對皇上說，他最好接見李鴻章。皇上接見了李鴻章，但可以說是私人性質的接見。所以當時的官方報刊根本沒有提到這次接見，整個過程不為任何人所知。
我清楚地記得在舉行加冕典禮之前，曾因什麼事舉行了一次有皇上參加的慶典儀式，他是在皇村接受祝賀的（這是在皇上赴莫斯科之前的事）。在舉行祝賀時，所有參加典禮的人都魚貫而入，覲見皇上。當我走到陛下跟前時，皇上向我伸出手來，他的眼睛閃出光彩，幾乎像耳語似的對我說：「李鴻章上我這裡來了，我同他談了。」
與李鴻章談判的結果後來我又同李鴻章會面，我們把一切都談妥了，並規定了以下對華密約的原則。
第一，中華帝國允許我們通過其領土修築一條從赤塔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但是鐵路的修建應交由私人公司承辦，因為李鴻章斷然拒絕了我的建議，不同意這條鐵路由官方修築，不同意這條鐵路公營或歸國家所有。為此我們成立了中東鐵路公司，當然這個公司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一直完全處於國家掌控之中。但是因為它名義上是私營公司，而所有的私營公司又都歸財政部管轄，所以那裡的官員不是國家公務員，他們或者同私營鐵路公司的職員處於平等的地位，或者被列為派駐私營中東鐵路公司的職員，正像交通部管轄的交通工程師在俄國歐洲部分的私營鐵路公司中工作一樣。
第二，我們將在這條鐵路兩旁划出一段土地供鐵路運行之用。我們是這段划出的土地上的主人，也就是說這段土地屬於我們，歸我們支配，我們可以在這裡配備警察，設置衛戍，亦即建立所謂中東鐵路護路軍。但是劃歸鐵路的土地數量只能是鐵路運營所必需的數量，在這一段土地上，俄國確切地說中東鐵路公司是主人。鐵路的最後走向將根據勘查情況來確定，但不管怎樣，這條鐵路將是由赤塔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條比較直的線路。中國不為鐵路的建造和經營承擔任何風險。
另外，我們必須承擔義務，保護中國領土免受來自日本方面的任何侵略威脅。這樣一來，我們就同中國建立了針對日本的防禦同盟。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同李鴻章談判中達成的實質性的原則。這時，動身赴莫斯科參加加冕典禮的時間臨近了，李鴻章攜帶其全部侍從和奉派照料他的官員前往莫斯科。
擬定書面協議我向皇帝陛下稟告了我同李鴻章談判的成果，皇上授權我與外交大臣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交換意見。
我來到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處，告訴他我授權通知他（這點他顯然已經知道）我和李鴻章已經就所有的條款達成了協議，但只是口頭協議，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擬定書面協議。就在這時，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的才幹使我深為折服。他問我：「您能否從頭到尾詳細地給我講一講，你們都談妥了什麼？」於是我把我們就各點達成的協議從頭至尾詳細敘述了一遍。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聽完我的敘述，立即拿起筆來逐條擬定了整個協議的內容。我看完這份協議，它條分縷析，行文準確令我吃驚。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把我所講的內容以清晰的條理和順暢的語言寫成了文字。接著他把起草好的協議草案遞給我，並說：「請您看一看，這樣寫是否合適，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只能說：我沒有任何修改意見，因為您已經把所有的問題都寫得非常恰當，就好像您親自跟李鴻章談判過一樣。接著我又補充說，如果我自己來擬定協議草案的話，可能要花比他多得多的時間，恐怕還不如他寫得那麼貼切。於是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告訴我他明天就把這份協議草案呈遞給陛下，如果皇帝同意的話，就通知我。
第二天，我從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那裡拿到了協議草案，但是令我十分吃驚的是，原來寫的一項條款做了變動。原來的寫法是：我們同中國結成針對日本的防禦同盟，一旦日本進攻中國或我國的濱海領土，我們應當保衛中國，而中國同樣也要保衛我們。但在拿給我的協議草案中這一款已經沒有直接提到「針對日本」，而是說一旦有某一方進攻中國或我國的濱海地區，中國有義務保衛我們，我們也有義務保衛中國。
該條款的這種表述令我吃驚，因為兩者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別：一個是同中國締結僅僅針對日本的防禦同盟條約，另一個則是針對所有列強的防禦同盟條約，因為中國和英國也有關係，英國與中國相鄰，它們之間經常發生各種糾葛，不斷出現問題（如關於西藏的糾葛一直持續到今天）；此外，中國和我們的同盟國法國之間也存在著麻煩，因為法國在印度支那佔領著東京這一領地。而其他歐洲國家也有某些殖民地或各種各樣的租借地等。所以我們承擔保護中國免遭一切列強侵略的義務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協議簽訂，如果某個列強知道了這一條款的內容，那麼我們就會招致許多歐洲國家的反對。
因此我立即前往覲見皇帝，稟告說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在我向他敘述了同李鴻章商談好的一切原則之後，已經擬出了書面協議，並且讓我過目，我已經同意。但是現在這一協議中有一項條款已經做了修改，而且做了非常危險的修改。
皇上對此表示理解並說：「您去找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談談這個意見，說服他按照原來的措辭擬定協議草案。」我告訴陛下自己很難完成這一任務，因為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的年齡跟我父親差不多，他的地位、他的職銜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談判都是由我進行的，現在由我去糾正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做出的決定，這肯定會把他惹惱，從而更反對我的意見。當然，我其實沒有什麼理由害怕，不過，這對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而言畢竟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最好還是陛下親自與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談談。皇上說：「那我就親自跟他說吧。」
在此之後不久我們就前往莫斯科參加加冕典禮。
2
我比陛下先到莫斯科，李鴻章比我到得更早。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與加冕典禮有關的各種官方慶典上，花在與李鴻章的周旋上，我覺得把我已經開始的談判進行到底這是一件有關國家決策的大事。因為一方面，俄國可以修築一條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而不必向北沿著阿穆爾河繞一個大彎；另一方面，俄國可以和中國這樣毗鄰的巨人建立一種穩定的、不可動搖的關係。
陛下來到莫斯科時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按照傳統，陛下和皇室人員都住在涅斯庫奇納宮，於是我立即前往皇帝那裡奏報。
我剛到皇上那裡，陛下就對我說：「我已經和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談過了，跟他說了我的意見，並說有一條的內容是：我們不僅要承擔保護中國免遭日本侵略的義務，而且要承擔保護中國免遭其他國家侵略的義務，這一條對我們是不利的。公爵完全同意這一看法。所以協議草案的這項條款將由洛巴諾夫按照您原來確定的原則進行修改。」皇帝對我說得十分肯定，所以我認為對此可以完全放心了。在和皇帝談話後我與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見過好幾次面，但是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一問題。
此後，我又與李鴻章進行了談判，希望在與中國締結我前面已經說過的允許我們通過中國領土修築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鐵路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義條約的同時，建立中俄友好防禦同盟。由於根據這一協議，中國向私營公司提供鐵路租讓權，所以，我決定把這一租讓權交與當時已經建立並且已經開始對外營業的華俄銀行，這樣一來必須規定一個辦法，一方面使李鴻章所代表的中國政府能夠向華俄銀行提供修築中東鐵路的租讓權，另一方面使華俄銀行能通過一項特別的協議把這一租讓權轉讓給中東鐵路公司。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中國皇帝批准中東鐵路租讓權之前，不可能組建中東鐵路公司，因此李鴻章不能向一個尚不存在的中東鐵路公司提供鐵路租讓權。中東鐵路公司只有在鐵路租讓合同完全生效之後才能成立，而租讓合同還沒有擬定，要想同李鴻章儘快簽訂合同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許多細節問題還沒有詳細研究。我希望自己手中有兩個文件：第一個是中國承擔義務讓俄國公司通過蒙古和西伯利亞修建中東鐵路的中俄密約；第二個是中國政府和某個俄國公司簽訂的修築鐵路的協議。在當時情況下承辦這一鐵路的最合適的機構當然就是華俄銀行，為了不讓華俄銀行獨享這一非常寶貴的權利，我同時又起草了一個與華俄銀行的協議。根據這一協議，華俄銀行要把所有這些權利都轉讓給由俄羅斯國家建立的中東鐵路公司。
這樣首先必須與中國全權代表、中華帝國的首席官員李鴻章簽訂一個一般性的秘密條約。簽約的日期定了下來，俄國方面的全權代表是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中國方面的全權代表是李鴻章，他已經收到了來自北京的授予他全權的電報。雙方代表應該齊集外交部，按照在這種場合通行的慣例和手續簽署條約。這樣的條約通常用特殊的紙張書寫，要寫得特別仔細、漂亮，由雙方全權代表簽字蓋章。
與中方簽訂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領土的條約預定的日期到了，我們齊集莫斯科，來到了在加冕典禮期間為外交大臣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租用的大樓里。一方面是俄國全權代表及其率領的官員，另一方面是李鴻章及其隨從。當我們一起在桌旁坐下來之後，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就對大家說，我們即將簽署的協議十分重要，各位全權代表，即他本人、我和李鴻章都已經知道，所以他就不必再宣讀了，李鴻章手下的工作人員已經看過條約文本，他們可能已經告訴李鴻章條約文本寫得非常準確，他的秘書們已經檢查過了，現在我們只需簽署條約。不過，李鴻章的工作人員是否還要把它宣讀一遍？
於是就把一份文本交給了李鴻章的隨從人員宣讀（在這種場合通常有兩份文本，一份是給我們的，另一份是給中國的），我拿起了我們要簽署的那一份文本，目的是要檢查一下涉及我們承擔義務保護中國免受突然侵犯的那項條款是否同初稿的措辭一樣，即我們只承擔保護中國免受日本侵犯的義務。
可是令我大吃一驚的是，這一條款與初稿並不一樣，仍然是按照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的修改稿擬定的，而我曾請求陛下出面讓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把這一條款的措辭恢復原狀。我前面已經講了，皇上到莫斯科後曾對我說他已經將此事告知照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而公爵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同意按照初稿的措辭擬定這一條款。
我走到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身邊，把他叫到一邊，對他耳語說：「公爵，這一條款沒有按照皇帝的旨意改過來。」我原以為，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是故意這樣做的，沒想到他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額說道：「哎，上帝啊，我忘了告訴秘書讓他們把這一條款改回初稿的措辭。」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絲毫沒動聲色，看了一下表，已經12點一刻了，他拍了幾下手掌，幾個人聞聲進來，他吩咐道：「現在進餐。」（因為原來約定條約簽訂後在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這裡進餐）。接著他對李鴻章和在場的其他人說：「現在12點多了，我們先用餐，不然菜涼了就不好吃了。我們吃完飯後再簽字。」
我們大家同去進餐，只留下兩名秘書，我們用餐的時候，他們又把條約改寫成初稿的措辭，即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據我在彼得堡的意見所寫的那樣。這樣一來，餐後擺在桌子上的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兩份條約文本了，而是有一款已經做了修改的文本了，這就是新寫的同初稿一樣的文本。以李鴻章為一方，以我和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為另一方簽訂了條約。
這個條約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文件，如果我們遵守條約的話，俄國當然不至於經歷一場恥辱的對日戰爭，我們將在遠東牢牢地站穩腳跟。但是我們自己背信棄義，也可以說輕率地違背了這個條約，以至於在遠東陷入了目前這種境地。這點我下面還要談。
條約簽署後需由中國皇帝和俄國皇帝批准，這個條約應該成為我們與中國關係的基礎，也是我們確定自己在遠東地位的基礎。
條約簽署後李鴻章留在莫斯科，一直到陛下返回彼得戈夫。在此期間我經常同李鴻章會晤，不是他到我這裡來，就是我去拜訪他。李鴻章住在專門租來用於招待中國皇帝特命全權代表的邸宅里。
李鴻章同我已經處熟了，在我面前不再搞各種煩瑣的中國禮儀了。他身邊有幾個保鏢，但這些中國保鏢與我們的保鏢不一樣。我們的保鏢被稱作哨兵或暗探，他們要保衛被保護者的生命和健康免遭他人侵害，而中國的保鏢只管服侍他要保護的人本身，所以一直要圍著主人轉：早晨為他梳洗穿衣，晚上為他脫衣，白天替他按摩、點上各種各樣的香，總之就是服侍他。而且許多這樣的事李鴻章都是當著我的面讓這些人做的。
布哈拉艾米爾拜會李鴻章有一次我在李鴻章這裡，忽然有人報告書說布哈拉艾米爾前來拜會。李鴻章立即十分嚴肅地在椅子上正襟危坐。當布哈拉爾米爾帶著侍從走進李鴻章的會客廳時，李鴻章起身向前迎上幾步，雙方互致問候。
因為我同他們兩人都很熟悉，所以沒有迴避，而是同他們一起就座。布哈拉艾米爾顯然感到李鴻章的傲慢冒犯了他，所以他首先向李鴻章示意：他貴為君王，他來拜訪李鴻章本人只是出於對中國皇帝的尊重。所以在同李鴻章談話時，他只問候中國皇帝、皇太后，根本不問候李鴻章本人。這對於注重繁文縟節的中國人來講顯然是一種極大的侮辱。
李鴻章則一直詢問布哈拉艾米爾信仰什麼宗教，並對他說中國人一直尊奉孔夫子早已定下來的信仰原則，然後一直想了解布哈拉艾米爾及其臣民的宗教信仰。布哈拉艾米爾告訴李鴻章自己是穆斯林，遵奉穆罕默德制定的教規，並闡述了這一宗教的實質。
在這以後，布哈拉艾米爾站起身來，李鴻章也隨之站了起來，或許是他自己意識到，或許是有人提醒，他把布哈拉艾米爾一直送到他的四輪馬車旁，這時李鴻章的形象與布哈拉艾米爾相比顯得卑微多了。我當時就想，布哈拉艾米爾擺出自己的身份——布哈拉艾米爾、是君王，這一招對李鴻章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可是當布哈拉艾米爾坐上馬車，馬車剛要啟動時，李鴻章突然喊了一聲，馬車停了下來，與布哈拉艾米爾一起坐在馬車上前來充當翻譯的俄國軍官問道：「您有什麼吩咐？」李鴻章說：「請轉告艾米爾，有一點我剛才忘講了，現在想起來了，他們那個宗教創始人穆罕默德也曾在中國待過，他那時是個苦役犯，後來被中國趕走了，大概那時他就到了艾米爾他們那裡，為他們創立了宗教。」
這一招來的十分突然，這一舉動顯然把布哈拉艾米爾搞得十分難堪，我明白這是李鴻章對布哈拉艾米爾擺傲慢架子的報復。
接著李鴻章很滿足地回到自己的會客廳。因為天色已晚，我就辭別李鴻章回到家裡。
媒體沒有報道皇帝接見李鴻章以及與中國締約的消息如果注意一下當時報紙上刊載的官方消息，就會發現，關於所有皇室人物、政界顯要及其全權代表的到達、皇上對他們的接見以及他們在加冕典禮後離開俄國時向皇上告別等方面的情況，《政府公報》都進行過報道，總之，當時對他們和陛下的一舉一動都有官方報道。而關於李鴻章的消息最少，甚至對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受到接待的事情隻字未提，對當時俄中之間簽訂的這一異常重要的秘密條約也隻字未提。
成立中東鐵路公司並把經過中國領土修建鐵路的租讓權移交給它這個協議中沒有什麼內容能為歐洲知曉，他們得悉的僅僅是一點，無非是中國向華俄銀行提供了修築中東鐵路的租讓權，中東鐵路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延伸。這是瞞不住的，因為要履行莫斯科條約，俄中雙方全權代表必須簽訂修築中東鐵路的租讓合同。有關這個問題的全部指示，也就是說合同應該怎樣擬定，我們在合同中應達到什麼目的，我都下達給了財政部副大臣彼得·米哈伊洛維奇·羅曼諾夫，他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精明的國務活動家，已於數月前在皇村去世，這時他已經是國務會議成員併當選為國務會議預算委員會主席。中國方面參加起草合同草案的是駐彼得堡和柏林全權大使，他一般是冬春兩季住在彼得堡，夏天和秋天住在柏林。
由於要在夏季簽署這份合同，所以羅曼諾夫就前往柏林，根據我的指示同這位中國大使擬定租讓合同草案，然後交由俄國政府和中國皇帝政府批准。
我當時未能做這項工作，因為在加冕典禮後我要去參加下諾夫哥羅德展覽會，然後我要到伏爾加河，當時那裡的省份實行了酒類專賣制度。我身為財政大臣，隨著酒類專賣制度在各省的實行，必須經常到這些省區視察改革的情況並發出相應的指示。
加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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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打算談加冕典禮期間在莫斯科舉行的全部慶祝活動，這些活動是每當遇到這種高級的特別隆重的慶典時根據傳統慣例都要舉行的，都要有一定的儀式。但我要談談當時發生的一件非常可悲的、非常令人難過的事件，當然這個事件並不屬於慶典之列。我要說的是所謂「霍登慘案」。
通常在加冕典禮之後都要舉行盛大的民眾遊樂會，由皇上向參加遊樂會的民眾賞賜各種各樣的禮物，其中大部分禮物甚至是很獨特的，這就是以皇帝陛下名義賜給百姓的食物。然後在這個位於莫斯科城外的大廣場上（現在這一廣場緊挨著莫斯科市區）為民眾安排了各種娛樂活動，通常皇上也來看看他的臣民如何玩樂、如何吃喝。
這一天，所有的人都到那個廣場上去，皇上也會在中午之前到達廣場欣賞音樂會，著名指揮家薩福諾夫指揮的一支龐大樂隊將參加音樂會的演出，演奏專為加冕典禮譜寫的特殊頌曲。接待民眾的活動從早晨就開始了。我坐上馬車正準備往那裡去的時候，突然聽說早晨在將要舉行遊樂會的霍登廣場上發生了一起慘禍，發生了可怕的擁擠踩踏事件，結果造成2000多人傷亡。
我懷著難過的心情前往霍登廣場，當然前來參加慶典的其他人也同樣心情沉重。使我感到苦惱的首先是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安置受傷者、如何處置所有死難者的遺體？受傷者是否已被及時送往各醫院？是否及時把屍體運到了別處以免被前來參加遊樂會的其他人看見，以免被皇上、所有外賓和成千名侍衛看見。接著我又想到一個問題：皇上會不會因為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而下詔把這次愉快的盛會改為追悼會，把欣賞音樂會改成在廣場上為所有的死難者舉行隆重的祈禱儀式？
可是當我來到廣場時，已經看不到任何跡象，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特別的災難，因為從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都收拾乾淨了，已經沒有任何發生過災難的明顯痕迹了，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東西，凡是可能暴露災難跡象的地方都被遮掩起來、都被清除掉了。不過，所有的觀禮者（專門為他們布置了一座觀禮涼台）全都感覺到並且也明白髮生了一場災難，都籠罩在一種不愉快的氛圍之中。李鴻章及其侍從的馬車也到了，李鴻章走上觀禮台，通過翻譯（李鴻章除了漢語以外，什麼外語也不懂，因此同他談話總是離不開翻譯）問我：「真的發生了一起死傷達2000人的大慘案嗎？」
看來，李鴻章已經知道了所有詳情，於是我只好不情願地回答說：是的，的確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
李鴻章接著又向我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請問，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詳情稟告皇上？」我說，當然，這毫無疑問要稟告皇上，而且我相信在這一慘禍發生之後已經立即稟奏皇上了。只見李鴻章搖著頭對我說：「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鼠疫，死了好幾萬人，可我在給皇帝的奏章中一直都說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答覆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
說完這句話後，李鴻章頓了一頓，接著又問我：「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帝我們那裡死了人，讓他苦惱呢？如果我是貴國皇帝的官員，當然也不會讓他知道這一切，何必使可憐的皇帝苦惱呢？」
不久各位親王和皇帝陛下都到了。使我感到吃驚的是，慶典並沒有被取消，而是按原計划進行：一大幫音樂家在著名指揮家薩福諾夫指揮下演奏；一切都井然有序，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災禍。只有皇帝的臉上有些憂鬱和痛苦的神情。我想，如果按照皇上個人的意願，他完全可能取消這次慶典，並在廣場上為死難者舉行一次莊嚴的祈禱。但是，看來皇上聽了讒言，而且不用細猜就能知道進讒言的是莫斯科總督、娶了皇后姐姐的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在當時直到去世前可以說都是最接近皇上、對皇上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儘管已經決定，不承認什麼可怕慘禍的發生，對此事置之不理，但是很自然，這一事件還是在整個莫斯科引起了特彆強烈的反響，而且像往常一樣，在上層，在宮廷內部各派之間引起了一場鬥爭和一系列的傾軋。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慘禍，誰應該對此負責？對這個問題馬上就可以做出回答：慘禍的發生是由於根本無人指揮、一切放任自流造成的，而對此則沒有任何人承擔責任。
當時莫斯科的警察局長是弗拉索夫斯基上校，這位弗拉索夫斯基以前是波羅的海沿岸某城市，好像是里加的警察局長，有人把他推薦給親王，說他是一個精力旺盛又有魄力的人，能夠把莫斯科治理得井然有序。在弗拉索夫斯基之前，莫斯科的警察局長是科茲洛夫將軍，他的確是一個正派人，可是就他的本性來說，不是「當警察」的材料。
而弗拉索夫斯基，據我對他的了解，的確屬於那種在俄語中被稱為是「無恥之徒」的人，這一點只要見過他與他說上10分鐘的話就可以看出。他一有空就跑到餐館裡飲酒作樂。弗拉索夫斯基從本質上說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他是粗暴無恥之徒的典型。他在莫斯科警察局裡推行並加強一套大搞貪污受賄的辦法，從表面上看他似乎的確維持了莫斯科的秩序。此外，他很善於阿諛奉承，所以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手下的人都不把他看成是一位老爺，而是把他視為一個聽差，他把這個親王宮廷里上上下下交來的事情都辦得妥妥帖帖。
這位警察局長聲稱，實際上在霍登廣場上的慶典全都是由宮廷部安排的，所有的民眾遊樂活動和款待工作也都由宮廷部主持，警察局其實同廣場上的事根本沒有任何關係，那裡全由宮廷部負責。至於廣場附近的地方和通往廣場的道路則全歸警察局管，但這些地方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一切正常。這場災禍之所以發生，之所以死了那麼多人，是因為人們全都爭先恐後地涌去，希望得到皇帝的款待，你擠我、我擠你，以至於有2000人死傷，其中有許多是婦女和兒童。
另一方面宮廷部的全權代表則說，向人民發放各種食物禮品和組織各種娛樂活動的事宜的確由宮廷部安排，但他們並不負責維持廣場上應由警察負責維持的秩序，這種事是莫斯科警察局的職責，如果秩序混亂，那不是他們的過錯，而應該開罪於警察局。
接著，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當然出面替自己的警察局說話，實實在在地說，如果莫斯科總督不是親王，而是其他的什麼人，那麼不言而喻，對霍登慘案負責的首先就是總督先生了，而後就是宮廷大臣沃龍佐夫-達什科夫伯爵。沃龍佐夫-達什科夫伯爵早在先皇亞歷山大三世時代就擔任宮廷大臣了，由於自己的地位，他在年輕皇帝的眼裡享有特殊的威望。他也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屬下，說他們對此事毫無責任，所有的過錯都在莫斯科當局，首先是總督。
由於這種分歧，整個官僚機構便大動干戈。在上層，高級官員分為兩派：一派支持沃龍佐夫-達什科夫伯爵，支持這位宮廷大臣，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深得皇太后瑪麗婭·費奧多羅夫娜的青睞，而皇太后當時對皇帝還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他們證實說宮廷部在這件事情上沒有責任，慘禍的責任在莫斯科警察局。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附和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一派對自己更有利，所以就斷言，親王和他的警察局與慘禍不相關，宮廷部應負全部責任。
當時還有很多官員不知如何是好，不知究竟應站到哪一邊，是站在莫斯科總督一邊抑或站在宮廷大臣一邊？因為他們沒有搞清楚到底誰對皇帝的影響大，是皇太后呢？還是娶了年輕皇后姐姐的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
穆拉維約夫和巴林伯爵對霍登慘案的調查最後，調查霍登慘案的任務被委託給當時的司法大臣尼古拉·瓦列里安諾維奇·穆拉維約夫。這位司法大臣做了調查，編成了整整一小本材料，現在還是密件，我還保存著。穆拉維約夫把這件事的全部經過、慘案的全部情況、事情是如何發生的等等都寫得非常詳細。但他對誰應該對慘禍負責的問題卻避而不談，或者說他的說明是極為主觀的，因為穆拉維約夫自己就是靠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保舉才當上司法大臣的，他過去是莫斯科高等法院的檢察官，與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關係密切。
讓穆拉維約夫調查此事，在莫斯科方面認為是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的影響佔了上風，但這個影響看來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因為另一個影響，也就是宮廷大臣的影響開始佔據上風，人們認為這一影響來自皇太后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這樣一來，又委託前任司法大臣巴林伯爵重新對此事進行調查，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在加冕典禮期間任禮儀官。
我沒有看過巴林伯爵的調查材料，他的結論也沒有正式告訴過我，但我幾次聽巴林伯爵說過：他認為主要責任在莫斯科警察局和莫斯科當局，而不是宮廷大臣。換言之，巴林伯爵認為應由莫斯科總督承擔罪責。順便提一下，當巴林伯爵還在莫斯科，調查尚未結束時，也就是在慘禍發生之後不久，他就曾在宮廷中不慎流露：最糟糕的就是親王們被授以重任，凡是親王們擔任要職的地方總會發生什麼倒霉的事，或者出現極度的混亂。由此所有的親王都起來反對巴林伯爵。
據我所知，巴林伯爵已把自己的調查情況寫成了一份詳細的奏章呈給皇上，我也知道皇上在這份奏章上做了批示（雖然巴林伯爵曾把這個批示給我看過，但我卻記不得了）。我知道，這個批示使巴倫伯爵感到很苦惱，這份帶有皇上批示的奏章保存在米塔瓦附近伯爵的莊園里，
弄到最後，對這件死傷2000名左右俄國人的慘案負全部責任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莫斯科警察局長弗拉索夫斯基，他被撤職了。這件事情雖然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被平息下去，然而毫無疑問它將永遠載入俄羅斯的史冊。
這件事情過去後，巴林伯爵有一段時間似乎引退了，但皇上對他的態度沒有改變，後來過了一段時間皇上又開始起用他，像從前和現在一樣。但是從那以後，巴林伯爵再也沒有擔任過什麼要職，不過這也可以說是由於巴林伯爵年事已高。
至於穆拉維約夫，由於仰仗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的庇護，則官運亨通，我以後大概還有機會談到這一點。
參加法國大使蒙特貝洛伯爵舉辦的舞會在霍登慘案發生的那一天，也就是5月18日，按照禮儀預定在法國大使蒙特貝洛伯爵（後為侯爵）那裡舉辦一場舞會。這位法國大使的夫人有錢，再加上他個人的品質，特別是由於他妻子的為人，所以他在上流社會很受歡迎。這場舞會應當非常豪華，皇帝和皇后當然也會應邀參加。白天我們都不知道，舞會是否會因慘案的發生而被取消。但後來得知並沒有取消，於是大家猜測：舞會即使照常進行，皇帝陛下夫婦大概也不會去參加了。
我在預定的時間來到了舞場，與我一起到達的還有奏章委員會總管、未來的內政大臣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西皮亞金和莫斯科總督謝爾蓋·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我們一碰面，自然就談起這樁慘案了。當時這位親王對我們說，許多人建議皇上請大使取消這次舞會，無論如何皇上不能出席這場舞會，但皇上根本不同意這樣做，他認為這慘案固然是一個很大的不幸，但不應當因它而使加冕典禮黯然失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要把霍登慘案當回事。聽到這些話後，我很自然地就把這些議論和今天早上從中國高官李鴻章那裡聽到的看法相對比。
不多久，皇帝和皇后駕到，舞會開始。第一場是鄉間舞，皇上請蒙特貝洛伯爵夫人跳舞，皇后則由蒙特貝洛大使為舞伴。不過皇上很快就離開舞池，他顯得很心煩，看來慘案給他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假如他能像在許多別的場合那樣自己做主的話，也就是說他能捫心自問的話，他就會對這場慘案和整個慶典採取另外一種態度了。
4
在莫斯科還同日本簽訂了一項條約，但只起輔助作用。我認為這個條約的簽訂非常成功。根據這個條約，俄國和日本分享在朝鮮的勢力，其中俄國佔優勢。日本代表欣然同意了這一條約。據此我們可以向朝鮮派出軍事教官和數百名士兵。所以在軍事和財政方面，從國家理財這個意義上看，俄國獲得了頗大的、可以說是佔據優勢地位的權益。而且根據這個條約我們還應當給朝鮮國王派去一名財政顧問，這等於任命一位財政大臣。但是，俄日雙方都可以對朝鮮產生影響。日本也可以在那裡設立工業公司並主宰朝鮮的商業，日本在貨幣領域沒有佔到任何特殊的便宜，俄國同樣也沒有撈到什麼好處，等等。總之，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認為這個條約簽訂得很成功。
這樣，俄國和日本似乎在莫斯科已經穩穩噹噹地分享了在朝鮮的利益。但這時的朝鮮已經是獨立的朝鮮了，因為在中日戰爭之前朝鮮被認為是中國的藩屬，完全處於中國的控制之下。根據中日條約，朝鮮在戰後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正是在莫斯科簽訂的這一條約確定和劃分了我們和日本在朝鮮的利益。
李鴻章提出不要從西伯利亞鐵路向中國南部敷設鐵路的建議，另一方面根據與中國簽訂的秘密條約，我們已經獲得了通過蒙古和滿洲修築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鐵路的權利，我上面已經談到這一點。由此我們手中就可以掌握一條擁有極大政治和商業意義的鐵路。不過當時我們曾經特彆強調這條鐵路無論如何不能成為任何侵略的工具，對此我深信不疑。這條鐵路應當成為溝通東西方民族的橋樑，成為東西方物質交流和精神交流的工具，它應該從精神上產生相當的影響，因為這種新的文明——基督教文明，比在偶像崇拜中誕生的黃種民族的文明更強大有力。
我當時同李鴻章相處得已經很熟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他作為俄國的朋友，勸俄國無論如何不要從即將修築的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南下，因為如果我們南下，就可能引起政治風潮，就可能使中國人感到意外，而中國人根本不了解歐洲人，在他們看來每一個白種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不懷好意的。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那就可能引起一場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俄國而言都具有意外惡果的災難。李鴻章對我個人講這些話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我是亞歷山大三世皇帝思想的忠實信徒，他的兒子在一份著名的詔書中把他稱為是「和平的締造者」，我過去和現在都是和平思想的最虔誠的信奉者。作為和平思想的信徒，我認為人類只有嚴格遵守基督教教義，才能使它顯示出這種教義的力量並發揚光大。而基督教教義的主旨是：任何人都沒有殘殺自己同類的道義上的權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上帝沒有賦予任何人殘殺自己同類的權利。
我提起李鴻章這一懇切的建議是為了說明：李鴻章是中國的一位傑出的國務活動家，從我們歐洲的觀點來看，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文化的人，但從中國的觀點、從中國文明的觀點來看，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很有文化的人。
既然皇帝陛下身上蘊含著一個人在精神和心靈中可能擁有的一切美好品質的種子，那麼我完全沒有必要把李鴻章的建議轉達給皇上，因為我相信皇帝陛下也把對華條約視作一個純粹以和平為宗旨的條約。這個條約之所以要保密，不是因為條約授予了俄國通過蒙古和滿洲建造鐵路的權利，這些權利直接來自不幸的日俄戰爭之後俄國給予中國的道義援助，而是因為這個條約在當時是一項對付潛在敵人——日本的防禦同盟條約，目的在於防止日本侵華事件的重演。
在加冕典禮期間，儘管陛下發布了聖諭，遍施恩澤於黎民百姓，但當然，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向陛下呈遞了私人請求和申訴。陛下是一個善良真誠的人，他盡量滿足了所有這些請求。自然，著名的《公民報》編輯梅謝爾斯基公爵沒有放過與皇帝拉關係的機會，不過皇上對這種可以稱之為「公爵的諂媚」的行徑根本不予理睬。
後來，在我、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與日本公使簽訂了《俄日貿易航海條約》之後，我於5月27日前往下諾夫哥羅德主持下諾夫哥羅德展覽會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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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諾夫哥羅德展覽會
這次展覽會是我倡議舉辦的，儘管布置得很好，但成績並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選擇了加冕典禮剛剛結束這樣一個不太恰當的時機。5月28日我主持開幕式的時候，加冕慶典還沒有結束。我原先委派財政部駐柏林代辦季米里亞澤夫擔任展覽會主任，他是一個只會做書面文章的人，所以一遇到這樣一件很需要靈活應對的事情就有點暈頭轉向了。我之所以選擇季米里亞澤夫，是因為他在我的前任大臣手下任職時曾舉辦過展覽會。
鑒於下諾夫哥羅德展覽會處於這樣一種狀況，所以在展覽會布置工作快要結束之前，我請一位局長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科瓦列夫斯基前來幫忙。他有活動能力、精力充沛，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對他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只有一點害了他，甚至差一點毀了他，那就是他太好色，而又不走運。科瓦列夫斯基做起事來精力十足，過了幾天展覽會就已經完全籌備就緒了。
在6月20日之前的這段時間裡，皇上一直待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區。
將免稅商品管理局改為免稅商品與酒類
官賣總局在彼得堡實行酒類專賣制度6月2日，宣布將免稅商品管理局改為免稅商品與酒類官賣總局，這是因為自從我實行酒類專賣制度以來，這個局最重要的業務就是專賣酒類。
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改革，因為那時各省的酒類專賣業務已經大大開展起來。這項業務由免稅商品管理局局長馬爾科夫主管，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極其令人尊敬的、卓越的人，原先一直都在消費稅務處工作，消費稅務處就是由免稅商品管理局前局長、著名的格羅特邀請他來籌建的。馬爾科夫受的是軍事教育，是從軍隊轉到消費稅務機構工作的。這次改革的意義之所以重大，是因為根據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倡議所實行的酒類專賣制度已經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並將逐漸在全國推廣。
1903年8月當我離開財政部的時候，除了某些邊遠地區，酒類專賣制度幾乎已經在全俄羅斯實行了。但總的說來，這件事還是做得不夠徹底。
在彼得堡省，特別是在彼得堡市實行酒類專賣制度時，我遇到了某些障礙，由於當時我在年輕的皇帝那裡還有威望和影響，還能博得年輕皇帝的好感，所以很容易就克服了這些困難。
實行專賣制度，當然大大損害了酒廠、私營酒類零售店的利益，其中包括二流小飯館和小旅店的利益。在彼得堡實行酒類專賣制度之後，他們當然撈不到多大好處了，於是這些業主打開了通往一位親王的門路。這位親王就是德高望重，但根本不了解任何社會情況的皇帝的叔叔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他現在已經去世了。他們很有把握地對親王說，一旦我在彼得堡實行專賣制度，城市裡就會發生騷動，乃至會引發流血後果。因為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親王是軍隊總司令，所以這件事也與他有關。
親王把這個意見轉告皇上，於是，在專賣制度推行的前幾天，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的時候，陛下對是否應在彼得堡推行專賣制度產生了動搖。
但在我對皇上做了簡單的解釋之後，陛下放心了，於是我就在彼得堡實行了這項專賣制度，而且正如我原來估計的那樣，並沒有發生任何動蕩，一切都非常平靜。
實行酒類專賣制度的最初目的和日俄戰爭
開始後酒類專賣制度的方針應當說在我管事的整個時期，遵照先皇亞歷山大三世的遺囑實行酒類專賣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儘可能減少酗酒現象。我這裡說的「儘可能」，指的是要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通過機制性的、警察方面的途徑，通過制定章程的途徑來達到這種目的。因為毫無疑問的是，要使人們普遍不酗酒，並使之一直維持下去，那就只有通過普及文明、提高教育水平和保障物質充裕的方式才能實現。
遺憾的是對日戰爭爆發和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科科夫佐夫擔任財政大臣之後，他一方面由於要籌措巨額軍費而處境困難，另一方面由於他性格怯懦唯恐資金不足，所以將亞歷山大三世皇帝規定的酒類專賣制度的方針稍稍做了一些修改，這些方針是由我根據亞歷山大三世皇帝的旨意制定的、馬爾科夫以及消費稅務處全體官員根據我的命令而執行的。
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主要是從國庫收入的角度來關注專賣制度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一改革獲得最大的收益，所以他不僅沒有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以機制性的、警察方面的辦法來減少酗酒現象，相反，以賣酒收入的多少作為衡量消費稅務部門工作人員業績的尺度，這些人不是把減少酗酒現象視為自己的特殊業績，而是把增加賣酒收入作為自己的特殊貢獻。
此外，酒類的價格大大提高，而且還不止一次。大家知道，價格可能對減少酒類的消費產生很大的影響，其辦法之一就是規定一種使大多數居民買不起的價格，這可不是經常採用的，其弊病在於這樣做會發生私下售酒和營私舞弊等不良現象；要通過改變價格的方式達到同樣的結果，還可以規定中等的酒類價格，這種價格使最窮的居民也能買得起酒。但是上面提到的兩種方法當時都沒有採用，而是規定了幾乎所有居民都能喝得起的酒類價格，而且這一價格足以使他們喝得家破人亡，這種價格一直維持至今天。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賣酒的收入，但是很自然也一直對酗酒現象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方面，為了增加賣酒的收入，近年來國營酒館的數量也大為增長，幾乎多出了一倍。這兩個因素都加重了酗酒現象。
如果在戰時採取這種酒類專賣方針，不能責怪任何人，任何一個財政大臣都會採取與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科科夫佐夫相同的措施。但我認為，一旦戰爭結束財政狀況趨於好轉，財政大臣的首要職責就是應當考慮：實行酒類專賣制度的目的是減少酗酒現象，應當按照亞歷山大三世皇帝的遺訓來處理問題。
李鴻章參觀下諾夫哥羅德展覽會 他前往西歐
下諾夫哥羅德展覽會開幕後不久，李鴻章也來到這裡。他在展覽會上參觀了幾天，在我這裡做客幾天，我所說的在我這裡，也就是在財政大臣這裡做客。李鴻章對一切都感到很好奇，特別是陳列機器和技術設備的那些部分使他感到很驚奇。隨後他從俄國前往歐洲，訪問了幾個歐洲國家。外國人對他感到異常驚奇，因為外國人對亞洲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一無所知，他們認為李鴻章及其侍從是些半開化的人。
前面我已經說過，為了履行同李鴻章簽訂的條約，由我的副手羅曼諾夫和中國駐彼得堡以及柏林大使簽訂了一份專約，這份專約隨後也得到了批准。當時歐洲有人盛傳李鴻章收取了俄國政府的賄賂，其實沒有這回事。當時李鴻章在彼得堡沒有收取任何賄賂。李鴻章根本沒有談到什麼好處的問題。
本文受權摘自《維特檔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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