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日本青年：抗拒婚戀還是愛無能？
現年35歲的東京記者晴子，是日本人俗稱的所謂「跨年面」(譯者按：年越しそば，指代所謂「剩女」)。一年終結於12月31日，與此類似，日本人認為女性理想適婚年齡至遲為31歲。更有甚者，俚語里通常使用「聖誕蛋糕」一詞，以示女性「賞味期限」是25歲前。
不過，也許不久後就需要更新辭彙了，因為日本人現在結婚越來越晚，甚至乾脆不結婚。從70年代開始，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齡從26.9歲增長到31.1歲，女性則從24.2歲增長至29.4歲。50歲未婚人口比例從70年的5%增長至10年的16%。
其他發達國家也在經歷著類似的變動，但日本在亞洲絕對是一馬當先。譬如，韓國的50歲未婚比例僅有4%。而在西方，結婚率的下降伴隨著未婚同居的劇增。可在日本，同居率僅增比1.6%。低結婚率意味著低出生率。這對國家而言是場災難，伴隨而來的是人口萎縮和老齡化加劇。日本的非婚生育率僅有2%，相較而言，英美該比率已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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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結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與其它發達國家類似。比如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更願意追求事業，能夠在經濟上實現自足，不再將傳統家庭視作圓滿人生的唯一途徑。但也有些根源是日本獨有的。一般夫妻婚後立馬就被要求儘快有個小孩，所以不想過早養育的女性對婚姻就盡量推遲。儘管如此，絕大多數日本人還是希望最終能夠成婚。2010年，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發布調查表明，86%的男性和89%的女性仍對成婚抱有期待。
經濟現狀才是該問題的重中之重。女性搜尋著富有經濟保障的男性。男性則盡全力證明自己的經濟能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掙扎在臨時工和兼職上，想要證明自己更是難上加難。「我不希望老婆孩子因為貧窮錯失美好經歷，」24歲的井形純木是家國際連鎖酒店的實習生，聲稱自己決意推遲到中年再結婚。從事兼職工作的男性比起全職工作的男性結婚意願更低。
女性恰恰相反：不想結婚的全職女性比兼職女性更多。癥結在於日本人固守傳統家庭兩性分工觀念。這一觀念讓女性困守於相夫教子，無法接受全職工作。日本丈夫通常也會要求妻子放棄工作。戀愛三個月後，晴子的男友就要求她放棄工作，被她果斷回絕。日本的家務分擔也極不均衡，男性日均僅花費1小時7分鐘用於家務和帶孩子。而在美國則達到了日均約3小時，在法國也達到了2小時30分鐘。
與此同時，人們也越來越不容易相遇。相親，或稱包辦婚姻，已日漸稀少。好工作僧多粥少，大學生們都把課餘時間用於參加社團，以便充實簡歷。社會人則為工作疲於奔波。部分觀點認為，男性變得羞於或是懶得搜尋理想伴侶。
不切實際的高期望又構成了另一道屏障。沖家多佳子(音)是時尚婚介所的一名「把關人」。這裡管事的都是妝容精緻的女性。她說，上門的客戶總是特別自我。他們要麼期望一個夢幻伴侶(通常要一年半載才能讓他們打消這些妄想)，要麼就只有最低要求，也就是日本人所謂的「三一般」：一般收入、一般外貌、一般受教育程度。
日本年輕人的匹配困境自然是生育率下跌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女性期望子女數目已從70年的人均2.13個降至現今的1.42個。日本人口萎縮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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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繭居族和啃老族的壯大也令人堪憂。所謂啃老族，即是步入成年依舊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並極度依賴於父母的群體。這一狀況有助經濟消費，可那些幫助人們融入社會的民間團體和社區協會在日本已經和其它國家一樣式微。日本企業和僱員之間的終身僱傭制隨著終身職務的減少也開始鬆動。「我很擔憂父母過世後這些人會遭遇什麼，」中央大學的社會學家山田昌弘教授說到。正是他創造了「啃老族(parasite single)」一詞。
獨居男女們即便並非御宅族(お宅，沉迷於ACG的人群)或繭居族(引きこもり，只蝸居在自己房間內的人群)，也極少有對象。山田教授認為，這些人既不結婚也不戀愛，必然在別的方面能夠彌補自身的親密需求。他目前正在研究這類人群是否選擇了性與浪漫的替代品，例如風俗業、GalGame、明星偶像、エロ作品或是寵物。
首相安倍晉三同樣頗為關注這點。他領導下的日本政府極力企圖拉動生育率。同時也想靠婚姻維繫住家庭生活的根本。日本政府對組織相親活動的城鎮發放補助金以建造更多的幼兒園，並嘗試廢除妨礙已婚女性年收超過103萬円(合1萬美元)的配偶稅收減免政策(譯者按：指日本稅收當中的「配偶者控除」優惠政策，如女方收入超過103萬円，則家庭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減免)。
這些小修小補也許能維持一時。工作時間也會縮短，更關鍵的是，日本男性接受了他們不能按照父輩的節奏成婚的現實。但總體而言，政府在這樣的文化轉變中往往有心無力。再不想想過到一起的出路，日本男女青年或許就只有孤獨終老了吧。
本文譯自 Economist，由譯者 Leon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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