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的誕生：現象學與杏子雞尾酒
【編者按】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喝杏子雞尾酒。其中一個叫雷蒙·阿隆的年輕哲學家，正在向同為哲學家的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讚一種他在德國發現的新鮮哲學——現象學。「你看，」他說，「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後從中研究出哲學來！」就這樣，20世紀影響最廣泛也最深遠的哲學運動發端了。受到啟發的薩特，將現象學與他那種法式的人文主義情感結合在一起，創立了一門全新的哲學思想——現代存在主義。
本文摘自莎拉·貝克韋爾《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一書，由澎湃新聞經「未讀」授權發布。
1970年，薩特和波伏娃在巴黎一家咖啡館。
有人說，存在主義不太像哲學，倒是更像一種情緒，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的傷痛小說家那兒，進而可以追溯到懼怕無限空間之寂靜的布萊茲·帕斯卡，然後可以追溯到探索靈魂的聖奧古斯丁，追溯到《舊約》里乏味的《傳道書》，以及那個膽敢質疑上帝同他玩的遊戲，但最終在威逼之下只能就範的約伯。簡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個曾對任何事感到過不滿、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將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時間精確到 1932 年與 1933 年之交的某一時刻，其時，三個年輕的哲學家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一邊談天說地，一邊喝著店裡的招牌特飲杏子雞尾酒。
後來詳細講述了整個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時二十五歲左右的她，喜歡透過優雅面紗下的雙眼近距離地觀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讓-保羅·薩特在一起。
薩特時年二十七歲，佝僂著背，嘴唇像鯰魚一樣下翻，面頰凹陷，耳朵突出，雙眼望著不同的方向，因為他幾乎失明的右眼嚴重散光，時常會向外遊離。
與他交談時，你一不留神就會覺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著自己注視他的左眼，就會發現一個溫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著你：這個男人對你告訴他的每一件事，都感興趣。薩特和波伏娃的興趣這時上來了，因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訴他倆。
這個人是薩特在校時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研究生同學，溫文爾雅的雷蒙·阿隆。和他們倆一樣，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過，薩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國教書——薩特在勒阿弗爾，波伏娃在魯昂——而阿隆卻是在柏林做研究。
他正要告訴兩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國發現了一門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學：「現象學」（phenomenology）—這個單詞在英語和法語中皆是冗長而雅緻，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揚格詩句。阿隆也許講了些類似這樣的話：傳統的哲學家常常從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論出發，但是德國的現象學家，卻直接研究起了他們時刻正在經歷的生活。
他們把自柏拉圖起就維繫哲學發展的那些東西，也就是諸如「事物是否真實」或者「我們如何確定地知道某事」一類的謎團，擱置在一邊，然後指出，任何問出這些問題的哲學家，本身就已經被拋入了一個充滿事物的世界——或者說，至少是一個充滿事物外觀，也就是「現象」（phenomena，出自希臘語，意為「出現的事物」）的世界。
所以，為什麼不忽略其他，專註於和現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謎團不必永遠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暫時先用括弧括起來，好讓哲學家去處理那些更為實際的問題。現象學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提出了一個振奮的口號：「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別在事物不斷累加的詮釋上浪費時間了，尤其是別浪費時間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實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觀察把自己呈現在你面前的「這個東西」，且不管「這個東西」可能是什麼，然後儘可能精確地把它描述出來。另一個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補充了一個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縱觀歷史，所有哲學家都把時間浪費在了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去問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麼？你是你自己意味著什麼？海德格爾堅稱，要是你不問這些，你就什麼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薦現象學方法：無須理會智識的雜亂，只要關注事物，讓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對薩特說：「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這是自學生時代起阿隆對薩特的昵稱——「如果你是一個現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後從中研究出哲學來！」波伏娃寫道，薩特聽到這話後，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誇張，彷彿是在暗示他倆從未聽說過現象學，但實際上，他們都已經試著讀過一些海德格爾。
1931 年，海德格爾的演講《形而上學是什麼？》（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就曾與薩特早期的一篇論文一起出現在某期《道岔》（Bifur）雜誌里。但是，波伏娃寫道，「因為我們一個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現象學有什麼好。」但現在，他們注意到它的好了：這是一種把哲學與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結起來研究哲學的方式。
他們早已準備好迎接哲學的新開端了。在中學和大學，薩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夠了刻板的法國哲學課程，有關知識的問題以及沒完沒了地重新詮釋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識論的問題互相交疊在一起就像萬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轉後，總是又回到原點：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麼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麼？
這種思考費勁而又無用，儘管這三位學生在考試中獲得了高分，但都不滿於此，尤以薩特為甚。畢業後，他透露說自己正在發展一種新的「破壞性的哲學」，但是對這種哲學會採取什麼形式卻又含糊其詞——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自己也不怎麼清楚。他當時才剛發展出一種朦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來，現在已經有人早他一步到達了目的地。
如果說薩特聽到了阿隆有關現象學的消息後面色發白，那麼究其原因，可能一半來自惱怒，一半源於興奮。反正，薩特從沒忘記那一刻，在四十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他評論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好像當頭挨了一棒。」現在，終於出現了一種真正的哲學。按照波伏娃的說法，他衝到最近的書店，然後說：「給我這裡每一本論現象學的書，現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書，胡塞爾的學生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寫的《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直覺理論》（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維納斯這本書還是未裁開的毛邊本，但薩特等不及拿裁紙刀，直接用手撕開書頁，邊走邊讀。
那一刻的他可能變成了濟慈，那個初讀查普曼翻譯的荷馬作品時的濟慈：
那時我覺得彷彿某位觀象家，
當一顆新行星游入他的視野；
或如堅毅的科爾特斯用鷹之眼
凝視著太平洋——而他的同伴
懷抱一份狂熱的猜測彼此相望——
沉默，在達利安山巔。
薩特沒有鷹的眼睛，也從不善於沉默，但無疑他心裡滿是猜測。看到了薩特的熱情後，阿隆建議他在當年秋天時來柏林的法國研究所學習，就像他自己那樣。薩特可以去學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版論著，並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隨著納粹剛剛掌權，1933 年並不是搬去德國的好年份。但對於想改變生活方向的薩特來講，卻正是好時候。
他厭倦了教書，厭倦了在大學所學的一切，厭倦了尚未成為自己從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這一現狀。如果要寫他想寫的東西——小說、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須去冒險。
他曾想像去君士坦丁堡跟碼頭工人一起勞動，去阿托斯山同僧侶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隨賤民一起躲藏，去紐芬蘭島的海岸和漁民一起抵抗風暴。不過，眼下不在勒阿弗爾教學生，也可以稱得上是冒險了。
薩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過後，他抵達柏林，開始學習。年末返回法國的時候，他帶回了一種融合之後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的方法，結合著更早之前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以及其他思想，又裝點了一味獨特的法國調料——他自己的文學感染力。
他以一種現象學創立者未曾想見的但卻更讓人興奮和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創建了一種兼具國際影響和巴黎風味的新哲學：現代存在主義。（文/莎拉·貝克韋爾）
《存在主義咖啡館——自由、存在和杏子雞尾酒》，[英]莎拉·貝克韋爾著，沈敏一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12月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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