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源：《再別康橋》之多重主題及其啟示
《再別康橋》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詩人徐志摩的代表作之一，頻繁出現在詩人作品選集和各版本中學教材中，其藝術上的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築美以及詩意美歷來被人稱道，共識度極高。
在主題上，絕大多數聲音認為詩作是在抒發離別之意，傾吐眷戀之情。這不難理解，從意象上看，雲彩、金柳、柔波、青荇、青草、星輝等自然景物融入了作者的離愁別緒，一起營造、烘托著告別的場景和氛圍；從語義上看，「再別」「走了」「作別」「別離」，這些與離開、告別之意直接相關。總之，解讀出告別康橋，依依不捨的主題並不難。
但是，將之告別的主體單單指向「康橋」未免失之草率。「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據學者考證，康河裡並無「青荇」這種植物，在英語中也難以找到與之匹配的翻譯辭彙，而且作者以康橋生活為主題而寫作的文章中，未曾出現過該植物意象。 「軟泥生的青荇」，收入《猛虎集》時，才改「生」為「上」。從發表到結集，該段是全詩中，唯一一處被作者修改過的地方，可見其蘊含匠心。這就增加了其神秘性，不禁要問作者虛構出這一意象的用意何在？
原來，「青荇」就是「荇菜」，《詩經·關雎》篇中「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吟詠的即是此物。《關雎》的主題相對固定，不外戀愛求偶，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宋代朱熹解釋：「淑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這種將戀歌主體定位到君王、后妃身上的說法雖然具有形式主義和很強的主觀性，但在古代傳承已久，在舊時私塾教育中長大的作者亦不會不知，提到的「文王之妃」，《毛傳》中說：「大姒，文王之妃也。」《大雅·思齊》記載：「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祖父林孝恂為她從詩經《大雅·思齊》里取用了「徽音」這個美麗的名字。後來，為避免與當時一男性作者林微音相混，從1934 年起，她自己改名林徽因。從選用「青荇」意象，到吟詠后妃德行的《大雅·思齊》，再到林徽因的曾用名「徽音」，儘管幾經變換，但文化語境同出一源，最終指涉也水落石出。聯想到徐志摩在康橋與林徽因的交往經歷和傳奇故事，以作者在1923年1月《致梁啟超的信》中所說為例，「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可見其篤定深摯。他對康橋的眷戀不舍，與對林徽因感情的難捨難分又終將辭別的複雜感情交融並存，明寫康橋舊地，暗指刻骨愛情，作者伏脈千里，可謂文心綿密，匠心獨運，深得古典詩詞中用典的精髓。
總之，語義表面層上的告別主題一目了然，但是告別主體卻是雙重，一則是滋潤性靈的康橋，另一則是對林徽因的愛戀之情。雖然有學者提出了此種看法，但絕沒有終止該詩闡釋下去的意圖和可能，比如有人曾提出了政治主題說，認為這首詩表現了作者對中國混亂時局的失望，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社會理想落空之後的悲涼，進而將其限定到政治主題上。此種說法可靠性與否暫且不論，單單是這種聯繫社會背景，考察作者經歷的實證研究方法，就不失為一種解讀策略和思維獲益。不僅如此，還有人依照表達和內容，認為該詩歌為詠物詩，借景抒發對康橋的眷戀，因別離而生的惆悵。這種說法仍不脫別離一路，姑且存之，聊備一格。
從以上分析可見，《再別康橋》主題可劃分為兩大類——別離、政治。別離的主體一則為康橋，另一則為愛情。政治主題一說源於對民主政治的戀慕。暫且不論這些解讀的完善度、科學性，單在鼓勵發散思維、多元解讀的現代教學課堂上，考慮到完善實踐和思考能力，並學以致用的教學目標，對作品的主題探究對我們的啟示就是多樣的。簡而言之，有以下兩點：首先，在教師教學立場上，教師可挖掘學生熟讀深思、搜集資料的潛力，可提供相應的資料信息，照顧學生學習能力，提供部分暗示，當學生誤讀較深時，以資料的科學和邏輯的嚴密征服學生，增強教師的權威度。其次，學生們在教師指引下摸索到閱讀理解作品的方法，辨析作品的多元主題，了解到作品原來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時，自然增強了學習好奇心和興趣度，變得敢於抒發真實聲音，有助於創新性思維慣性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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