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200年前的「世博園」

文史 01-17

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廟——小布達拉宮攝影／吉久利

「

承德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不論是避暑山莊、還是外八廟

這裡的幾乎每一棟建築背後

都鐫刻這某種文化的符號

都承載著無數的希冀

在這裡

中華大地上

東南西北中，五湖四海的景觀

匯聚一堂

在這裡

滿蒙漢藏回，五個民族的精神聖殿

矗立在一起

」

從京師到承德、全程418華里的熱河御道，依站程例行七日；而對於乾隆英武不羈的祖父康熙，邊走邊玩，往往費時二十餘日。

兩百多年前的某個冬日，正值壯年的乾隆皇帝沿著御道奔徙，他要去會一位重要的客人。寒冬時節前往承德，既非避暑，亦非狩獵，幾乎馬不停蹄，僅以三天時間，就趕到了承德。

究竟是何方神聖，讓熱愛遊玩的乾隆，如此不顧時令之序、不辭舟車勞頓之苦？

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木蘭圍場攝影／金洪源

末代準噶爾可汗，夜奔承德

寒冬里的來客，名叫阿睦爾撒納，是準噶爾汗國的末代可汗。

明代漠西蒙古被稱為厄魯特蒙古。分為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和土爾扈特四部，四部中以準噶爾部勢力最為強大。

阿睦爾撒納的身世頗為傳奇，其祖父為統治西藏的和碩特汗王，他的外公是準噶爾汗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大汗，就血統而言，阿睦爾撒納可謂無上尊貴。

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王、阿睦爾撒納的舅舅感染瘟疫死於伊犁，脆弱的準噶爾聯盟陷於離析。

《御題平定伊犁回部全圖》表現1755-1759，清軍平定西域準噶爾部叛亂和回部叛亂的戰爭銅版畫，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型戰爭組畫

新任汗王政權未穩，阿睦爾撒納與貴族將領達瓦齊結為同盟，意圖謀取汗位。

政變成功了，但繼承汗位的卻是達瓦齊，二人隨即展開火併，阿睦爾撒納戰敗，率部向東南奔逃，並親赴承德，向清廷求援，於是就有了乾隆的寒夜親迎。

然而，為什麼會選擇承德，而不是北京？

如果說明成祖遷都北京，是為了「天子守國門」以擋住蒙古鐵騎的南下，那麼在來自關外的清代帝王的眼中，北京還不夠北——他們的迫切心愿並不是將蒙古隔絕於長城以外，而是將其納入藩屬。

《御題平定伊犁回部全圖》

承德，這個蒙古草原最南端一個不起眼的居民點，映入了康熙的視角，從「熱河上營」，到「熱河行宮」，再到更為人熟知的「避暑山莊」，短短几十年間，承德迅速發展為清帝國的「第二政治中心」。

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初前來承德，與蒙古王公們狩獵狂歡，一住就是半年左右。

1755年，乾隆星夜兼程抵達承德，他在避暑山莊萬樹園接見阿睦爾撒納，時值嚴冬，乾隆仍依慣例，支搭蒙古包，徹夜舉行盛宴和焰火晚會。

此時，清帝國與準噶爾汗國戰和更迭，已有八十餘年，戰爭—議和—劃界—戰事再起，似乎成了永無止境的輪迴。

《乾隆萬樹園賜宴圖》厄魯特蒙古，分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和土爾扈特四部。杜爾伯特部生活困頓，1753年歸附清廷。這幅由清代的大型歷史繪畫，反映了1754年乾隆在承德避暑山莊萬樹園接見杜爾伯特部首領「三車凌」的壯觀場面。

兩年前，厄魯特蒙古四部中的杜爾伯特部在首領「三車凌」的率領下來歸，而今準噶爾汗國內部間隙閃現，失勢者親來承德求援，這讓乾隆看到了建立超越其祖父與父親功業的可能性。

1755年春，清軍兩路大軍迅速集結，不足百日即攻佔伊犁，慶祝戰役勝利的紀念碑，至今仍聳立於新疆昭蘇縣以西的格登山上。

承德的慶典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當年十月，乾隆在避暑山莊大宴厄魯特蒙古諸首領，並決定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制，在避暑山莊東北興建普寧寺。

蒙古尚佛，尊崇藏傳佛教格魯派，而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具備佛、法、僧三寶的正規寺院，由藏王興建，奠定了藏傳佛教的正統地位。乾隆此時興建模仿桑耶寺的普寧寺，意義不言而喻。

普寧寺願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仿西藏桑耶寺而建，整體結構布局形成統一向心的典型的藏式「曼陀羅」建築格局。攝影/陳克寅

土爾扈特部，詩史回歸

土爾扈特部是厄魯特蒙古的一支，早先游牧於今新疆塔城一帶，準噶爾部興以後，土爾扈特部與之不和，遂遠遷伏爾加河流域，在承認俄國宗主權的名義下繼續其獨立汗國的地位。

康熙年間，清廷使團曾長途跋涉，造訪土爾扈特部，汗王對於康熙年復一年在承德進行「木蘭秋」之舉，流露出強烈的認同感，對使團感慨說：「滿洲、蒙古大率相類，想起初必系同源。」

承德市豐寧滿族自治縣豐寧壩上攝影／吳悅

所謂「木蘭秋」，肇始於康熙，每當秋季，康熙即前往木蘭圍場（現在的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即因此得名）行圍狩獵，獵伴通常還包括蒙古各部王公首領。一方面以儀式化的皇家狩獵強化滿清對於蒙古諸部的權威，另一方面也在於彰顯並維護滿洲勇士的尚武風氣。

1771年1月，土爾扈特部17萬之眾在汗王渥巴錫的率領下，踏上了東歸之路。關於遷徙的動機，史家眾說紛紜，幾成一樁懸案。

臨行前，年輕的汗王親手點燃自己的宮殿，數萬騎兵們紛紛效仿，焚毀自家房舍，悲壯的濃煙籠罩著伏爾加河的黎明，所有人都明白，前方將是一條不歸之路。

土爾扈特西遷、東歸路線

惱羞成怒的葉卡捷琳娜女皇隨即派哥薩克騎兵追殺，土爾扈特人且戰且行，損失慘重。

而在遙遠的東方，土爾扈特人歸來的消息也引起了爭論，是把他們擋回去還是把他們接回來，意見不一。

乾隆開始也頗有戒心——土爾扈特部的最初目的地是伊犁，清軍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攻下準噶爾不久，當然不願意又冒出一個新的蒙古汗國。

然而，土爾扈特人的慘狀最終打消了乾隆的戒備——這場義無反顧的慘烈遷徙，17萬出發最後只有不到7萬土爾扈特人走到了他們嚮往的伊犁草原，生民塗炭，兵士潰不成軍，全然喪失了紮根立足的資本。

普陀宗乘之廟，小布達拉宮。普陀」為梵文Potalaka音譯，與布達拉宮的梵名Potala同源，為仿西藏布達拉宮而建造。通過對布達拉宮的「寫仿」，普陀宗乘之廟不僅具有宗教意義，更是一種政治象徵，也成為了清廷處理民族和邊疆事務的外交場所。攝影/衣志堅

凄慘之情激起了乾隆作為泱泱大國之君的憐憫，他命地方官員寬厚相待、妥善安置，同時命令「投誠向化」的渥巴錫等部族首領即刻啟程，前往承德朝覲。

此時歷時4年半的普陀宗乘之廟剛剛落成，該廟一改此前承德諸廟皆為某一特定蒙古部族修建的範例，而以達賴喇嘛居住的布達拉宮為原型。

在乾隆的心目中，此時的承德不僅僅是懷柔蒙古人的門戶，更應當成為清帝國的宗教中心，模仿布達拉宮顯然可以迅速提升承德的宗教地位。

模仿背後的微妙調整更顯意味，普陀宗乘之廟的核心建築——萬法歸一殿坐落於高牆圍繞的院落中，並不符合同時期藏傳佛教寺院的建築形制，其實，乾隆希望藉此表達他的政教理念：

《萬法歸一圖》乾隆皇帝安排土爾扈特部的首領與自己在新建的普陀宗乘之廟的主殿，萬法歸一殿內聽高僧講佛法。圖中，乾隆皇帝身著朝服正襟危坐，他對面是包括年輕的渥巴錫在內的十位土爾扈特部首領。

傳統的供施關係已然過時，他透過承德刻意微調的仿造建築，清晰地向外界傳達：宗教必須服從於政治——很明顯，這是乾隆從儒家的政治倫理中汲取的智慧。

而大殿的名字用意更加明顯，乾隆皇帝希望在所統轄的遼闊疆域內，各個民族都因擁有共同的信念而團結一致，萬法歸一。

渥巴錫確實來得非常湊巧，既趕上了普陀宗乘之廟的落成，又恰逢皇太后的八十大壽慶典，乾隆就此感嘆「佛法無邊，誠有不可思議者」。在承德，乾隆給予渥巴錫等人前所未有的盛情接待。

渥巴錫等人剛完成艱辛無可描述的大遷徙，陡然受到帝國以極度豐沛物質和輝煌殿堂來迎接，對皇恩浩蕩唯有誠惶誠恐。乾隆將東歸的土爾扈特部眾分為六部，「予以分別遠隔，指地而牧」。

六世班禪，親來賀壽

「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土爾扈特部歸順以後，乾隆驕傲地寫道。征討四方的歷史已經過去，乾隆覺得終於可以好好規劃一下自己的帝國。

他的著眼點依舊是承德，在乾隆看來，承德宛若整個清朝的「壇城」——一個具有崇高象徵意義的微縮模型。

在此時的地緣政治格局中，承德已經不僅僅是籠絡周邊民族的門戶，而是清帝國聯繫世界的窗口，乾隆刻意將接待藩屬貴賓的場所從北京移至承德。

普樂寺天下一統，普天同樂。普樂寺前部由山門至宗印殿，為漢族寺廟的傳統形式；後部為藏式壇城，在壇城之上是象徵著皇權的大殿——旭光閣。在這裡，漢藏建築的衝突與統一，影射著清初民族鬥爭和民族融合的過程；而重檐圓頂、與北京天壇祈年殿宛若雙生的旭光閣則象徵著天圓地方、法備天地、萬宇一統、君臨萬方，是皇權至上的象徵。攝影／於磊

每逢乾隆本人或皇太后的壽辰慶典，安南國王、緬甸使臣、朝鮮、琉球使團等，都是這座城市的座上賓，這讓承德聲名遠揚，以至於後來部分研究這段歷史的美國學者甚至將承德稱為「內陸亞洲的首都」。

在此背景下，承德的景觀悄然轉變。在此之前的承德布景中，蒙古族因素佔據了太多篇幅，當蒙古不再成為現實的威脅，1774年乾隆先後興建了兩座寺院：

其一為殊像寺，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而建，該寺專收滿族喇嘛，針對滿文佛經的缺失，乾隆組織專人翻譯滿文《大藏經》，最初繕寫的三部皆存於該寺。

其二是一座漢傳佛教寺院，名為羅漢堂，所本者為浙江海寧的安國寺，乾隆南巡時對其印象深刻，故於承德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