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羊城暗哨》到《風箏》：用諜戰講述的中國現代史已經大不同

近期，柳雲龍導演、主演的電視劇《風箏》熱映，這部推遲五年上映的電視劇再次聚焦諜戰題材。新世紀以來，諜戰劇是最熱門的國產劇類型之一，出現了如《暗算》（2006年）、《潛伏》（2009年）、《借槍》（2011年）、《北平無戰事》（2014年）等經典之作。柳雲龍曾經成功演繹《暗算》，對這個類型也算情有獨鍾，成為間諜專業戶。相比緊張、刺激地隱藏身份、傳遞情報等常見套路，柳雲龍擅長塑造間諜的身份焦慮和靈魂掙扎，《風箏》也是如此，孤零零懸在空中的「風箏」或「斷了線的風箏」成為對間諜人生悲劇命運的隱喻。任何電視劇都不可能是單一類型，總是不同類型的「嫁接」，《風箏》則是諜戰劇、國共劇和當代劇的複合體。

「有信仰的人」

諜戰故事是一種特殊的大眾文化類型，不僅是冷戰時代深入敵穴、戰鬥在敵人心臟的孤膽英雄，如中國有地下黨故事、西方有007系列等，而且在後冷戰時代間諜再度成為深陷迷霧、尋找身份的卧底，如好萊塢電影《碟中諜》系列、《諜影重重》系列等。具體到中國來說，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羊城暗哨》（1957年）、《英雄虎膽》（1958年）、《冰山上的來客》（1963年）、《霓虹燈下的哨兵》（1964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黑三角》（1977年）、《保密局的槍聲》（1979年），再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諜戰劇《敵營十八年》（1981年）、《無悔追蹤》（1995年）等，都是深受觀眾喜愛的敘事類型。可以說，諜戰故事一方面是少有的貫穿新中國不同時代的影視文化現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種適應能力很強、不斷「與時俱進」的類型片。

新世紀以來諜戰劇又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首先，你死我活的諜戰變成了辦公室政治或者職場腹黑術，《暗算》的第三部、《潛伏》都是如此。潛伏者周旋於科層制的管理系統，看點是官僚之間的勾心鬥角，如《風箏》前半部分柳雲龍扮演的軍統鬼子六巧妙利用軍統、中統的內鬥來隱藏自己。其次，在職場劇的框架下，曾經帶有負面色彩的特務、間諜變成了一種相對中性的職業，不管是地下黨，還是國民黨特務，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只有聰明和愚蠢之別。正如《風箏》里潛伏在軍統里的地下黨鄭耀先和潛伏在共產黨內部的特務影子，他們都是具有同樣職業倫理的出色特工。再者，這些智勇雙全的特工是「有信仰的人」，也就是說在選擇了不同的政治信仰之後，這些打入彼此陣營內部的卧底們，都是忠於信仰的理想主義者。在消費主義時代，人們無需追問信仰具體指的是什麼，信仰本身已經被高度抽象化了。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的氛圍下，理想、信仰因為攜帶著革命文化的痕迹成為解構和諷刺的對象，直到新世紀之交，藉助電視劇《鋼鐵是怎麼煉成的》（2000年）、《激情燃燒的歲月》（2001年）的熱播，讓經歷市場化滌盪的人們重新回

味起那個非物質化的、充滿理想主義的年代何嘗不是一種精神上的「激情燃燒」。至此，革命年代、紅色故事又可以轉化為一種抽象的精神，而諜戰劇中這些在特殊年代隱姓埋名、卧薪嘗膽的無名英雄，成為表現忠誠和信仰的最佳載體。

「愛上你的敵人」

新世紀以來，諜戰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一種意識形態敘述的難題。從新時期開始，重寫20世紀現當代歷史就變成一種形塑新的主流價值觀的迫切需要。從大的方面說，革命史觀、人民史觀逐漸轉化為一種現代化史觀、民族國家史觀，也就是從中華民族和現代中國的角度重新講述20世紀歷史，其中作為重頭戲的「國共關係」也是重寫的核心段落。從電影《廬山戀》（1980年）中國共將領的後代「相逢一笑泯恩仇」，到電影《血戰台兒庄》（1986年）表現了國民黨在抗日正面戰場上的積極意義，再到新革命歷史劇《歷史的天空》（2004年）、《亮劍》（2005年）中國共聯合抗日，可以說，在民族國家的維度上，國共不僅走向「和解」，而且「渡盡劫波兄弟在」。

這尤其體現在一些家族劇中，如《人間正道是滄桑》（2009年）里長子楊立仁是國民黨、幼子楊立青是共產黨，《北平無戰事》中大哥方孟敖是地下黨、二弟方孟韋是國民黨等，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中國父親。只是國共精誠合作可以表現抗日戰爭的歷史，卻無法處理國共內戰的故事。在這種背景下，諜戰劇提供了一種呈現對抗的新的敘事模式，也就是把兵刃相見的正面戰場轉移到桌子底下或辦公室里的暗戰。除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特殊歷史時期拍攝的「三大戰役」的主旋律電影，內戰的故事更多地被處理為孤膽英雄的諜戰，《人間正道是滄桑》《北平無戰事》皆是如此。

不過，這些諜戰劇中的「正邪不兩立」的關係也發生了複雜而微妙的變化。首先，從《潛伏》中演員祖峰扮演的李涯開始，到《北平無戰事》里的「鐵血救國會」，再到《風箏》里的「影子」韓冰和軍統特務宮庶、趙簡之、宋孝安，以及中統特務田湖等，就連中統高官高占龍的兒子高君寶也在「文革」期間「子承父業」，加入在山城「苟延殘喘」的延娥率領的特務小組，換句話說，國民黨特工不再是貪生怕死、投降叛變的「鼠輩」，而是同樣的「鋼鐵戰士」。其次，與抗戰劇中國共聯合抗日相似，諜戰劇里的國共間諜也經常被處理為惺惺相惜的兄弟關係，如鬼子六鄭耀先與宮庶、趙簡之、宋孝安、徐百川之間是一種生死兄弟情，以至於除了徐百川「投誠」之外，這些國民黨特工為了救鄭耀先而心甘情願赴死。再者，除了兄弟情誼之外，還有一種化敵為友的方式，就是「愛上你的敵人」，比如電影《色，戒》（2007年）講的是愛國、進步女青年色誘漢奸易先生的過程中愛上易先生的故事，而《風箏》里地下黨「風箏」鄭耀先和隱藏最深的國民黨特工「影子」韓冰也最終成為戀人。

從這種諜戰劇對國共關係的重寫和改寫中，可以看出在後革命時代、在去政治化的消費主義時代，兄弟、愛情、友誼等樸素的情感成為超越政治對抗的更為人性化的倫理，這本身也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用人道主義來清算20世紀歷史的主流策略。

「重放的鮮花」

與其他諜戰劇主要講國共暗戰、劇情結束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同，《風箏》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講述建國後的當代史，是近些年少有的嘗試處理上世紀50到70年代歷史的電視劇。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共卧底鄭耀先並沒有被公開解放，反而以國民黨特務的身份繼續「潛伏」，幫助公安局抓捕殘存在大陸的國民黨特務。

不過，這部劇後半段的內容與其說是抓特務的反特故事，不如說更像上世紀80年代的歷史傷痕劇。也就是說，鄭耀先不只是帶著國民黨舊警察身份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更是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的右派。按照鄭耀先的「先知先覺」，他心甘情願當右派，因為他相信總有平反的那一天。而與他一起受難的還有韓冰，他們像上世紀80年代謝晉拍攝的電影《芙蓉鎮》（1986年）一樣一起掃大街、一起被革命小將「批鬥」，因此，也自然成為患難見真情的「苦命鴛鴦」，正是這份感情支撐著他們活到「文革」結束。不僅如此，劇中還借鄭耀先之女周喬的故事來呈現政治運動讓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變得泯滅人性，不僅不認辛苦養育自己的妓女出身的繼母，而且當眾抽打「反革命」父親鄭耀先。與之相比的是，一直照顧周喬的哥哥高君寶是沒有被政治「洗腦」的、有情有義的「正常」青年，儘管他「自願」走向特務之路，成為忠於「黨國」的人。

從這裡可以看出，《風箏》依然延續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用人性、人道來批判革命歷史的策略，把那個時代變成好人遭殃、壞人（小人）得道的荒誕年代。受難者鄭耀先和韓冰最終如願以償得到「平反」，儘管他們很快死去，但他們像上世紀80年代歸來的右派英雄一樣，是「重放的鮮花」。

總之，《風箏》作為一部劇本紮實、表演精湛的諜戰劇、國共劇和當代劇，以地下黨鄭耀先在解放前和解放後的人生際遇為主線，把「有信仰的人」和受難英雄的形象有效拼貼起來，成為當下時代講述、理解20世紀歷史的特殊方式。

文| 張慧瑜本文刊載於20180116《北京青年報》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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