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主義圖景下的理論探索與現實回應——2017年中國國際傳播研究述評
2017年，國際形勢繼續呈現新舊秩序複雜更替的過渡期特徵。歐洲屢遭恐襲，難民潮、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等事件促使民粹主義抬頭，西方世界出現逆全球化潮流，國際關係的不確定性升高。在此背景下，致力於和平發展、互利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我國外交面臨更多機遇與挑戰。與此同時，科技引發的網路內容、網路技術競爭與網路安全也成為國際間傳播博弈的焦點。
本研究以2017年1月1日至11月30日為時間範圍，以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為資源，以「國際傳播」為主題詞進行文獻搜索，共檢索到1992篇文章。在此基礎上，依據期刊影響因子、論文被引用數、被下載數等指標，進一步遴選代表性論文160篇。通過歸類、綜述和評判，總結勾勒出2017年中國國際傳播研究的態勢與輪廓。
分析顯示，本年度我國的國際傳播研究對全球重要議題均有所回應，但關注力度和研究深度呈現不均衡的態勢。總體而言，對「一帶一路」等政策熱點的關注居多，對國際互聯網空間治理的研究較少；經驗、對策性研究居多，在此基礎上探討國際傳播元理論並提出反思者較少。分析顯示，2017國際傳播研究的主題涉及「新世界主義」想像、國家形象傳播、「一帶一路」研究、講好中國故事、對外傳播經驗等。文化形式的多元國際傳播成為熱點，其中尤以影視文化對外傳播為甚。與往年相比，研究規範與方法上有所創新。
一、元理論闡釋：聚焦話語理論，關注跨文化傳播
這一年的國際傳播元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話語（Discourse）理論當中，對跨文化傳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理論的研究也有關注。這與國際傳播兩個層面上的最終效果也是相吻合的——作為宣傳的國際傳播是一種話語權的爭奪，作為溝通的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
1. 話語理論
有學者從修辭學的角度對「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進行了學理上的剖析。認為在話語體系創新中，概念以隱喻的形式構成了話語表達的主體內容，話語權就是通過對一系列概念的發明和生產，以及對概念意義的解釋和爭奪，達到「事實宣認」與「合法性建構」的目的；範疇作為認知框架，創設了一個巨大的「語義場」，本質上提供了一套有關話語生成的「語境元語言」，賦予了人們既定的理解方式，與概念存在深層次的一致性；表述則是在文本形式上編織對外話語的新系統。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之間是辯證統一的，且具有內在關聯性和修辭互動，其內在的話語方向指向「融通中外」。另有學者進一步認為，概念可以引進，也可以自創。在引進諸如「軟實力」「人權」等概念的時候，要理解其既定的涵義，謹慎使用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話語的創新和意義的改造；在自創「中國經驗」等概念的時候，面臨多元解讀和來自他人的意義競爭，要在了解西方學術語境的基礎上，始終參與概念的意義競爭，才能在全球概念競爭及話語鬥爭的場域中爭取主動權。
有研究者藉助大數據的量化研究方法得出結論，認為線上性和准虛擬化的話語特徵，使得中國文化在國際社交媒體的有效傳播中，傳者與受者並不是發散和非對稱的，而是具有層級對稱性，形成一種相同或相近層級的「話語流動圈」。社交媒體研究需充分重視傳受關係和傳受結構中的「話語圈層」效應和機制，以及在這種結構背景下信息流動的有效性和話語傳播規律。
2. 跨文化傳播理論
在方法論層面，有研究從「帝吧出征」事件和相關研究出發，認為在新媒體跨文化傳播研究中，文字之外的圖像、聲音、視頻、動畫、圖表和色彩等充滿生命力的符號，應被視為一種「多模態話語分析」。其主要理論模型有「系統功能符號學」「多模態互動分析」「語料庫語言學多模態話語分析」，以及基於認知語言學提出的多模態隱喻理論。
在學術史層面，有學者以Web of Science資料庫1975 -2015年間跨文化傳播研究論文題錄數據為研究對象，利用文獻信息可視化軟體CiteSpace對其進行計量分析，揭示了該領域前沿從「文化差異研究」到「能力研究」的動態變化,並嘗試回答中國研究者為何發表量巨大，卻未獲得與其發表量相匹配的學術影響力。還有學者對「非洲中心性」範式的緣起及意涵演化進行了歷時性梳理。認為在跨文化傳播中，非洲中心性和亞洲中心性等概念的提出，意味著從方法、理論以及行動層面啟動了對「西方中心論」傳統理論研究路徑的全面反思,也意味著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再審視，同時契合了「傳播理論的本土化」命題。
二、國際傳播理念：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新世界主義」想像
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3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載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關注。10月18日，「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被寫入十九大報告。「人類命運共同體」被認為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圖景，是建構一種多元、平等、互利、共贏的新世界主義格局的努力。
2017年的國際傳播理念研究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新世界主義」成為關注熱點。有研究統計分析了2012-2016年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和國內場合關於「命運共同體」的發言，結合中國文化內核與倫理價值、領導人傳播風格、國家經濟發展格局以及地緣政治狀況，考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演進及其「一體同心多元」尺度結構空間的影響，認為服務於新世界主義的國際傳播必須遵循「媒介尺度原則」與「混合咖啡原則」，以「以和為本，返本開新」的思路開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新局面。
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資源去理解和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是研究者的另一關注點。有學者認為，應當從和合共生、寬厚包容、天人合一、唯人為貴等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的轉換和傳承中建構符合中國邏輯的話語，深入闡釋中國傳統文化根源的包容性、文明性和世界性，使國際社會理解認同中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價值理念，進而增信釋疑，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美美與共」的價值理念，彰顯中國夢合作共贏、造福人類的國際價值和世界意義。還有學者指出，20世紀60年代，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的「地球村」概念，是「冷戰」語境下去政治化的技術主義預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劇了階級、民族和城鄉之間的不平等。從中東到美國本土，鄉村和內陸地區民眾的失望、甚至絕望，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提供了文化政治土壤。關注真正的村莊，並在此基礎上開啟鄉村實質性發展的「新地球村」想像，將是擁有鄉土傳統的中國引領全球化的開端。
三、國際傳播策略：建構中國國家形象，數據解讀「一帶一路」
2017年，國際傳播的策略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的建構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傳播上。
1. 國家形象建構研究
部分研究對國家形象的建構提出了宏觀的策略性方案。有學者從互動論、認知論的視角關照國家形象的形塑，認為其中存在「自我認知」「他者認知」「自我期待」和「他者期待」這四個向度上的互動關係。將這四個向度置於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中加以考察，發現國家形象並非固定的，而是在認知中不斷發生變化，進而會影響國家形象的傳播策略。研究由此嘗試建構了國家形象互動模型，期望多維度地關照國家形象的形成。
此外，還有從微觀個案透視國家形象的研究。有研究者以國外媒體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報道為樣本，結合內容分析法與話語分析法，從體裁類型、議題屬性、話語方式、情感傾向四個層面出發，探究誤讀發生的誘因及影響機理。研究發現，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報道，國外媒體傾向採用通訊及述評的方式，集中報道與人權相關的政治議題，並通過「對立」與「多聲」的話語策略，設置「議題政治化」的框架，進而建構負面的中國形象。還有研究者以中國第一夫人外交活動為例，分析了服飾文化、理念文化、行為文化的柔性設計以及制度文化的約定俗成，以此強調柔性政治在國際傳播中的關鍵性。
2.「一帶一路」傳播研究
據統計，2017年與「一帶一路」有關的國際傳播研究文章，數量上超出了2015、2016兩年的總和。在本文遴選的160篇論文中，題目直接包含「一帶一路」的就有34篇。
今年的「一帶一路」研究突出了大數據和實證的研究方法。有研究通過對海外媒體關於「一帶一路」報道的數據抓取和分析，發現「一帶一路」倡議獲得了持續關注，但沿線國家的媒體報道相對欠缺；它更多被呈現為一個經貿合作計劃，而忽略了人文交流與民心相通等意涵。該學者進而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落實方案，對於中國的國際傳播來說，應當深耕人文、補齊短板，推動「一帶一路」成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樣板。還有研究通過實證方法考察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之間「報道與被報道」的關係，形成了國際新聞報道的可視化網路圖景，具體分析其中各個國家節點的特徵向量，得出結論：儘管美國依舊是國際新聞流通網路的最大中心，但以往被世界忽視的邊緣國家也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次中心。該倡議推動了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建構，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新聞流通在數量、方向上出現了深刻變化。倡議超越了文明差異和歷史因素，增加了沿線國家、地區之間報道和聯繫的緊密度，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2017年的「一帶一路」研究中，有一批文章體現了學界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定受眾的學術敏感。有研究者通過對20位尚比亞人就有關援建坦贊鐵路的問題進行集體記憶調查，認為對已有共同或集體記憶資源的開發和充分利用也是「一帶一路」傳播的一種重要策略。此外，還有非洲傳媒生態視角下中國的對非傳播力研究、中國文化在肯亞等「一帶一路」非洲支點的傳播狀況研究、新疆面向中亞國家傳播的特點與契機研究、拉美西語國家的中國文化熱研究等等，都是圍繞相關議題展開的。
四、國際傳播與網路空間治理研究：提倡全球共治理念及政策分析
縱觀學界2017年網路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謠言的治理、互聯網空間的凈化上。國際傳播中的網路空間並不是一個獨立於現實空間的法外空間，它與現實空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地域聯繫，學界對此的關注顯然還不夠。
在考察宏觀歷史變遷的基礎上，有學者認為全球互聯網治理在經歷了個人管理到以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為核心的「網路化治理」後，正在邁向「賦權社群」主導的、基於「多利益攸關方」模式的全球共治。它呈現出以下趨勢：「賦權社群」將取代美國商務部成為互聯網關鍵資源的新的管理者，各利益攸關方的博弈局面將更加複雜；「全體共識」原則和「迴避政策」提高了政府干預的門檻，國家間合作被提上議程；私人部門在治理架構中佔據有利地位，互聯網治理模式維護了舊有的權力結構。
圍繞特朗普上台前後網路方面的政策主張，有學者重點分析了特朗普百日新政期間的整體執政舉措和政策取向，以及碎片化的網路相關言論和舉措，對中美網路安全問題做出基本研判。研究認為，總體上，特朗普時期網路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將下降，相對於奧巴馬時期的緊張局勢將大大緩解，但由於網路空間問題本身固有的重要性、綜合性和易燃易爆性，以及網路空間本身巨大的利益關係和決策機制的複雜性，我們仍然需要在熱點問題上有著明確的對策和應對預案。
五、國際傳播效果研究：圍繞講好中國故事，側重傳播經驗總結
2017年，在「講好中國故事」關鍵詞下，共有新聞傳播類文章230篇。其中大多數側重於傳播經驗的總結。
第一類是新聞實務經驗文章。其中經濟類和時政類新聞的對外傳播經驗總結較多。第二類是對各國國際傳播經驗的總結與借鑒，包括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傳播經驗，俄羅斯等遠東國家傳播經驗，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傳播經驗，還有大量的本地對外傳播經驗。
總體而言，此類文章數量眾多，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與以往研究相比鮮有新的發現，也缺乏經驗研究基礎上的概念化及理論化提升，在此不做贅述。
六、國際文化傳播研究：整體呈現多元趨勢，影視傳播研究獨佔鰲頭
國際傳播除了政治上的博弈，還有文化上的交流與溝通。文化影響力被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研究指出，面向國際語境的中國文化分層傳播應從三個向度展開：一是向西方知識界輸出中國傳統文化；二是向普通公眾介紹中國大眾文化；三是與西方政界進行政治文化交流。有學者採用跨文化傳播理論中的「文化力」(cultural force)理論，通過對非洲國家蘇丹42位學習漢語的青年的深度訪談，考察、歸納出非洲青年群體通過流行文化路徑，認知和理解中國國家形象的三種機制。此外，對梅蘭芳1930年美國巡演進行傳播媒介路徑的分析考察，對絲綢與陶瓷進行文化載體和文化符號的研究等都體現了文化傳播研究的多元化趨向。
在所有形式的文化傳播中，電影具有更顯著的構建中國文化當代形象的作用，有關影視作品的國際傳播研究文章數量也最多。2017年，國際影視傳播的研究取向不僅僅局限在影視語言的傳達藝術上，而是涉及到選題、翻譯、輸出、受眾等各個層面。有研究關注了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在全球化時代的生存方式和發展路徑，有學者對我國國際影視傳播的歷史進行了跨媒介互文性研究。還有研究者著眼於國際影視傳播的翻譯環節，認為語言障礙一直是影響影視作品跨境傳播的重要因素。文章通過考察Viki網站提供合法平台、利用粉絲翻譯影視作品、實現影視作品跨境傳播的現象，比較其與我國粉絲翻譯的異同，認為應合法合理引導粉絲翻譯中國影視作品，使之成為國家贊助和商業驅動的中國影視翻譯的有益補充,以更好地推動中國影視作品跨境傳播。
總之，2017年中國國際傳播研究大體上延續了近年來國際傳播的重大議題，在回應宏觀國際形勢及傳播格局的同時，在「新世界主義」想像、國家形象、「一帶一路」，以及文化形式的多元國際傳播等諸方面有所拓展；在方法論及研究方法層面也有所創新，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注釋請查閱《對外傳播》紙質版。
TAG: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