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三十七：鑽研軍事（一）
原標題：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三十七：鑽研軍事（一）
蔡鍔，字松坡，將軍府昭威將軍
蔡鍔當京官後，雖然身兼各種職務，事務繁忙，但其主要精力還是放在軍事研究之上，尤其熱衷於學習西方近代軍事理論、探討中國國防建設方略。他不僅與張紹曾、尹昌衡、蔣尊簋等青年軍官組織研究會，討論各種軍事問題和國防問題，還專門邀請外國軍事家講演，以提高軍事學術水平。梁啟超在《松坡逸事》中也回憶說:蔡鍔進京後，「約好青年軍官二十餘人,組織一個軍事學會,請好幾位各國軍事有名的軍事學家演講,自己還是像當學生一樣的去聽講,每一禮拜又是一二次聚會,討論各種計劃,各種軍事上的問題。」
在蔡鍔的帶領下，京中軍界掀起了一股學習軍事、研究國防的熱潮，就連在蔡鍔之後入京的副總統黎元洪也禁不住捲入其中。對此，北京《群強報》以「副總統可謂好學不倦」為題作了報道：
副總統入京後，一切政治問題均不甚聞問，常言大總統勵精圖治，此時宜放手為之。故副總統除延賓客外，日讀書若干卷。近以蔣百器、蔡松波等組織軍事研究所，聘法國軍事大家白利蘇、德國軍事大家丁克滿主講，副總統亦見獵心喜，又不便親聽講，乃派覃中將師範前往上課，日攜講義，歸而讀之，頗以為樂。
蔣尊簋，字百器，將軍府宣威將軍兼檢閱使總監
在此期間，蔡鍔不僅注重學習和研究國外軍事理論，而且還結合中國國防建設的需要，經常參與或主持召開高級軍事會議，深入研究和探討徵兵制度、軍區制度和軍械研製等方面問題，並在理論結合實踐的基礎上,將自己在國防建設方面一系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一部新的軍事著作——《軍事計畫》。
蔡鍔的《軍事計畫》計有緒論、練兵之目的，國力與武力與兵力、義務兵役制、兵器要綱、編製、教育、人事與經理等八章，幾乎涉及了國防建設的方方面面。如果說《五省邊防計畫草案》是從西南地區這一局部出發,僅僅考慮邊防問題的話,那麼，《軍事計畫》則是從全局著眼，研究了全國國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在這部著作中，蔡鍔運用近代西方軍事理論，結合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對中國國防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和主張，從而構建了中國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的第一個國防理論體系，揭開了中國近代國防理論研究的新時代。
一、國家政略決定國防戰略。德國近代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通過考察戰爭與政治的內在聯繫，明確地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論斷。他認為，「社會共同體(整個民族)的戰爭，特別是文明民族的戰爭，總是在某種政治形勢下產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種政治動機引起的」。「政治貫穿在整個戰爭行為中，在戰爭中起作用的各種力量所允許的範圍內對戰爭不斷發生影響。」並強調指出：「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把戰爭看作是獨立的東西，而應該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從這種觀點出發，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戰史發生矛盾，才有可能對它有深刻的理解。」受克勞塞維茨政治決定軍事思想的影響，蔡鍔認為，國防戰略來源於國家政略，並為國家政略服務。他說：「國於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國本。國本者，根諸民族、歷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國本，而應之於內外周圍之形勢，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國是。國是者，政略之所以出也。戰爭者，政略衝突之結果也。軍隊者，戰爭之具所以實行其政略也，所用以貫徹其國是者也，所用以維持其國之生存也。故政略定而戰略生焉，戰略定而軍隊生焉。」他指出，日俄戰爭，其實質就是「俄羅斯之遠東政略與日本相衝突」，因而「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敵之志以從我」。他進一步指出：「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緒可先時而預測，故其準備可先事而預籌，夫而後可以練兵焉。英之為國，環海而重商，制海權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軍也，以二國之海軍力為標準。德之為國，當四戰之地，左右鄰皆強，無險可恃，則恃以人，故其治陸軍也，以東西同時受敵為標準。政者戰之原，敵者兵之母也。故治兵雲者，以必戰之志，而策必勝之道者也。」在這裡，蔡鍔運用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有關戰爭與政治的辯證關係，精闢論述了國是、政略、戰爭、戰略和軍隊等五者之間的關係，並從戰爭為政略衝突之結果這一近世西方戰爭的特性，推理出政治決定軍事，國家政略決定國防戰略的結論。這一認識跳出了近代中國傳統的「聖兵」「聖朝」的怪圈，是一種比較正確的新型戰爭觀與國防觀。他還認為，「軍者，國之華，而未有不培養其根本，而能華、能實者也。」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軍事力量的興衰是國家政治的興衰的反映，要振興中國的軍事與國防，就必須以實行政治改革，振興政治為先導和基礎。
劉達武等編《蔡松坡先生遺集》
二、正確選擇假想敵國是國防建設的重要基礎。蔡鍔認為，「政者戰之原；敵者兵之母。」也就是說，政略為戰略之源，政略一旦確定就要根據它制定國防建設的目標。而國防建設目標的重要內容就是正確選擇假想敵國。因此，正確確定對我國國防威脅最大的敵國，是制訂國防戰略的首要問題。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勝中國，在日俄戰爭中勝俄國，就是因為明治七、八年之後「處心積慮以中國為敵，二十年而後濟」；甲午之後又「卧薪嘗膽，以俄羅斯為敵，十年而後濟」。普魯士之所以戰勝法國，就是因為它「定報法之志，六年而小成（滑鐵盧之役），六十年而大成（普法之役）」。在分析以上近代戰爭勝敗原因的基礎上，蔡鍔認為，練兵的目的在於求戰，「故先求敵而後練兵者，其兵強；先練兵而後求敵者，其兵弱」。「凡治兵於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較難，而成功者獨多。制兵於天下昇平之日，欲維持於不敝者，其事較易，而成功者絕無也」。在這裡，蔡鍔指出了國防建設與擇敵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只有正確選擇了假想敵國，國防建設才有方向。所以,他又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既然「擇敵」對於國防建設如此重要，那麼如何「擇敵」呢？蔡鍔認為，有兩種方法：一是「直接以至強為敵者，擒賊擒王之說也」。一是「先擇一易與者為敵，而間接以達其抗拒至強之目的者，偏敗眾攜之說是也」。至於具體採用哪種方法，則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從近代西方戰史上的經驗出發，蔡鍔主張「政令修、財力足、民氣強」的國家採用前種方法，「而國力積弱、政府威信未立」的國家採用後種方法。在擇敵方面，蔡鍔還強調指出要力戒兩種傾向：「一則甲可戰，乙可戰，乃既欲戰甲，又欲戰乙，則大不可。備多者，力分也。一則甲可戰、乙可戰，乃今日欲戰甲，明日復欲戰乙，則大不可。心不專，力不舉也。」從列強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危害程度，蔡鍔認為，對於全國而言，俄國策動外蒙獨立、企圖謀取全蒙，又增兵於新疆邊境，謀圖新疆，應列為中國的第一假想敵國；英國霸佔印度，窺伺西藏、滇邊，煽動藏主獨立，並派兵入藏，插手川邊事務，應列為第二假想敵國。對於西南五省而言，蔡鍔則認為，應以英國為第一假想敵國，作第一戰爭準備；以法國為第二假想敵國，作第二戰爭準備。同時，也要以英法同時入侵為假想，作第三戰爭準備。
值得指出的是，蔡鍔還認為，在確定假想敵國，實施國防戰略過程中，還必須立必戰之志，策必勝之道。他說：「所謂立必戰之志者，道在不自餒。夫強弱無定衡，英、俄、德、法今之所謂強國也，然入其國，覘其言行，何其危亡警惕不自安之甚也？此見強者之未必終強也。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國，戰敗及革命後之法國，彼惟不以現狀自墮其志氣而有今日耳！此言弱者之未必終弱也。惟志不立，萬事皆休。夫怵於外患者，退一步即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恥，而覺醒之。故曰知恥近乎勇。又曰明恥教戰。恥者餒之針志之砭也。所謂策必勝之道者，道在不自滿。昔普之覆於法，蓋為墨守菲烈德之遺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則在輕視普人之軍制。蓋兵也者，與敵而互為因緣者也。人得其一，我得其二，雖少亦強，人得其十，我得其五，雖多亦弱。故彼此之不相師者，正以其彼此互為最後之標準也。夫習於自滿者，進一步即為虛驕，故必戒之以懼而收索之。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懼而謀，謀而成，所謂策必勝之道也。懼者滿之葯，而謀之基也。」基於此，他認為，清政府在甲午戰後練兵二十年卻到頭來「適以自累」，根本原因就是「本不正也，政不舉也，志不立也」。這裡，蔡鍔辯證地處理了「立志」與「策勝」的關係。即面對強敵首先要敢於立必戰之志，但光立必戰之志還不夠，還要周密研究部署，這樣才能取得反對列強侵略的勝利。
三、綜合國力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和源泉。蔡鍔認為，國防能力是綜合國力的反映，國防能力的大小取決於國力的強弱。為了說明這個道理，蔡鍔提出了國力、武力、兵力三個概念，並精闢論述了三者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所謂兵力，就是「武力之主體」，指國防軍的實際作戰能力，不僅指人、馬、材料之數量，還包括人、馬教育之程度和材料品質之精粗程度。所謂武力，是「國家所用以貫徹其國是之具也。就廣義言，武力即國力也。就狹義言，則國力而加以軍事的組織鍛煉者，是曰武力」。所謂國力，則是人、地、經濟、交通和政治機能等五個要素的綜合反映。蔡鍔指出，兵力並非就是武力。「武力者，就其用而言也；兵力者，就其體而言也」。兵力的大小固然與武力的大小有關，但兵力越大並非就是武力也越大。這裡有個「度」的問題。一般而言，「現役之兵數，以人口百分之一為準，每年之軍費，以國費三分之一為準。准者言其極度不可再逾者也。由是範圍，而加以精密之編制法，運用而周轉之，則有事之日，皆能傾其全國之力以從事於戰爭，可謂極人間之能事矣。然亦有以野心及恐怖心之故，養過大之兵力，而卒至財政窮乏，不能一戰者，則又以兵力過大之故，而武力轉因之而小者焉」。他進一步指出：兵力之源在武力，武力之源在國力。也就是說，兵力、武力是國力的反映，均受國力的制約。接著，蔡鍔具體作了如下分析：第一、「國力者人力之集也，國力之要素，以國民之體力、智力、道德力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武力尤大，即節儉、忍苦、果敢、堅毅、富於愛國心而重義務之國民，較之流於安逸、習為驕奢、陷於怯懦者，其數雖有天淵之差，而武力則有過之無不及者。故曰國民之價值，當戰爭之難，而上下悉顯其真。在上者流於逸樂，則武力之節度缺，在下者習於固陋，則武力之鋒芒鈍」。重視人的因素是蔡鍔國防建設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這種既見物又見人的國防觀，表現了蔡鍔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第二、經濟和財政作為國力的重要內容，也是國防建設的重要基礎。蔡鍔指出：「近世之戰，其準備極於一針一線之微，其影響及於一草一木之故，其困苦迄於一飲一食而有限制，其反動入於國民之生計者至深且巨。」他認為，國家的經濟中，農業為軍隊提供糧食，工業為軍隊生產武器，礦業為武器生產提供鋼鐵和煤，畜牧業為軍隊提供運送軍用物資的工具即馬和驢。而以上四者中「為之主者」，「則國民之經濟，國家之財政是也」。因此，「經濟財政之整理法，亦為武力之最要原質」。在這裡，蔡鍔強調國防建設必須注意發展國民經濟，講求理財之道。否則，國防建設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值得注意的是，蔡鍔還提出，「材用以求之本國為原則」。這就是說，國防經濟建設必須在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基礎上進行，不能依靠外國提供軍火、供應糧食。沒有國家自己的經濟實力的國防，只是建築在沙灘上的樓閣。所以，蔡鍔以本國經濟為主體構建國防經濟體系的思想是十分可貴的。第三、國境的形狀和國內的地勢與國防能力「至有關係」，也是國力轉化國防能力的重要條件。蔡鍔認為，戰爭中「地大而人疏者易於守，地小而人多者利於攻」，而國境的形狀如海、沙漠、山等，也能「皆於戰爭時顯其效」。因此，國防建設要認真考慮國境形狀和國內地勢的因素，充分利用地理上的優勢，發揮其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第四，交通與國防能力有著密切的聯繫。蔡鍔認為，交通狀況的好壞直接決定國防力的大小，因為戰爭中「各材用集合之遲速，軍隊運動之難易」皆取決於交通。「便者以一作二而有餘；難者則以十當一而不足也」。他還以日俄戰爭為例，來說明交通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他說：「日、俄之役，俄軍以交通線僅恃一單軌鐵道，運輸不繼，遂屢為優勢之日軍所制。」第五，國家政治機能（政治力）與武力關係至巨，「為國家存在之源，即為武力發生之本」。國家的政治機能包括國家的政體、兵役制度和行政能力。土地愈大，人口愈眾，國家的政治機能與武力關係就愈加密切。在行政能力方面，「必其元首公明而有定力，其政府勇敢而極敏銳，其各機關又能各竭其能而互相為用」。如果「主宰無定力，則眾說紛如手，而能力蹇滯。建制不完密，則機關不足，而布置乖張。國愈大，事愈難，而武力轉有因國力之大而益小者矣」。在國家政體方面，要實行立憲制度，給全國人民以自由，「農民當解放」，「市民當予以自治權」，「貴族當教」，最終「使各階級平等於法律之下」。在兵役制度方面，要推行義務兵役制。需要指出的是，蔡鍔關於綜合國力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和源泉的論述有相當的理論深度的。尤其是他在論述兵力、武力、國力及其關係時，不僅注意到其物質方面的內容，而且還注意到了其精神，以及制度方面的內容，因而比較深刻地揭示了國防能力的實質，符合國防建設的實際，具有相當的真理性。
蔡鍔著《軍事計畫》
四、武器裝備近代化是國防建設的重要內容。作為軍人，蔡鍔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因此，早在日本留學期間，蔡鍔就開始關注中國的武器問題。在《軍國民篇》中，蔡鍔指出：「中國武器，已發明於四千年前，然迄今日，猶不出斧、鉞、劍、戟、戈、矛、弓、箭之類。洎乎屢次敗衄，始知從來之舊物為不可恃，於是派人出洋學習之議起，未幾而制兵之局相繼林立。然而經營三十餘年，絕無成效可睹。」他認為，中國武器的極端落後也是中國缺乏尚武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說：「中國無尚武之精神，是以無可恃之武器，無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為之摧抑銷磨而不可振也。悲夫!」督滇期間，他得知上海軍械製造局製造子彈所用鋅由國外進口，但所制之子彈每多破裂，而雲南所產之鋅質量上乘的情況後，即致電陸軍部，要求用滇鋅造子彈，以提高我國武器質量，並「請通允各省一體遵照辦理」。在他看來，武器是構成軍隊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授以器，使身與器相習，而能為一致之行動者，是曰兵。兵集為群，使兵與力相習，而能為一致之行動者，是曰軍隊」。通過對歐洲諸國武器裝備近代化歷史的考察和對中國國防武器裝備現狀的分析，蔡鍔指出，「進步者物質，所以進步者，非物質而精神也」。中國「器之不良，非器之過也，非財之絀也，人謀之不臧也。精神不進步，而求其效果於物質，不可得也，雖得之必失之」。他認為，面對歐洲近代武器裝備，中國要克服三種不正確的思想認識：第一，要克服「不可敵」的思想，充分認識到，各國兵器之發達，雖月異而歲不同，但是由於受財政力的限制，兵器之制式則不能朝令而暮改也。制式一定，至少必有十年到二十年的經過。他說：「飛機也、潛艇也、機關槍也，其成功雖在近日，其端緒實發明於數十年以前。平日漫不加察，一見人之成功，則駭然卻走，或坐而長嘆曰：彼非吾之所及也。天下之愚有過於此者乎？故謂歐人之制器，非吾人所可敵者非也」。第二，要克服「不能及」的思想，充分認識到，歐洲新發明各器，其效用雖神奇，而其進路乃極平實。他說：「飛機奇矣，然理則極簡。夫左右則猶上下也，舵左則舟可右，尾下則機乃上矣。所難者，則有藉夫至輕之質，能生至大之動力者耳。自汽油之制明，而飛機之成功乃定，理之當然，無足怪也。蒸氣機為近世器械進步之祖，而水熱則蓋動，人人能見之，人人能言之也，所患者人不能於平實處用功耳。故謂今日歐人之器，非吾人所能及者亦非也。」第三，要克服重購進或仿造西方武器，輕自行研製的盲目自滿的思想，充分認識到，「一器之成，有見於形者，有藏諸質者，皆根於正確之學理，積甚久之研究而始成。望諸空想，不可得也；求諸手藝，不能成也；強為形似，尤不可以自滿也」。他認為，用人之鋼，購人之葯，而曰我能制炮；用人之（飛）機，購人之油，而曰我能制機，「供平時之記載則有餘，為戰時之實用則不足」。因此，如果不走自行研製開發之路，「不能平心靜氣以求其本，驚乎其用，而茫乎其源，謂器可購而得，可仿而成即不然。其能一蹴而及者亦非也」。
基於此，蔡鍔就中國國防武器裝備近代化提出四個方面的建議。第一，中國武器裝備近代化要走科研領先、後起追及之路。所謂科研領先，就是要加強對先進武器裝備的科研和儲備。所謂後起追及，就是在武器的制式上「取待敵主義」。「新式（武器）雖定，則備其器材不急易，以待敵之先改，敵改而後起而追及之」。蔡鍔認為，「後改較先改者為利」蔡鍔這一思想，既突出了科研在武器裝備近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又較好地解決了武器裝備近代化與國家財力不支的矛盾，為中國國防武器裝備近代化指明了方向。第二，設立專門的技術委員會，在「察敵我之情，審將來之勢」的基礎上，研究制定各種武器的制式，統一原料、形狀、尺寸和重量，並加強質量檢查，對合格者「烙印於其上，註冊入籍，夫而後始可用焉」。第三，制訂武器出納、交換、修理、防險、廢棄等管理方面的規定，使各類武器來源有履歷，發放有記載，保存有方法，檢查有時期，報告有定時。這樣，「精良之器乃能發生其效用，不至於徒費也」。第四，提高士兵對武器性能的認識和對武器使用的能力。蔡鍔認為，「器貴精，尤貴能用」。「一槍炮一精巧之機械也，其效力十倍於古昔，而其使用與處置，亦有待乎複雜之理解力」。倘若士兵不能正確使用武器，不僅不能殺敵，反而會傷害自己。因此，隨著兵器的進步，使用難度的增加，必須加強對士兵進行武器使用方面的教育和訓練，使之熟練掌握武器的使用，「雖指揮官不在，而猶能使用其器，乃為成功」。由此可見，蔡鍔上述思想涉及到武器裝備的研製、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對於中國武器裝備近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待續）
（摘自鄧江祁著《護國元勛蔡鍔傳》之第八章「夢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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