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紀念館：一腔熱血，為國護書（下）
對於鄭振鐸的藏書之事，我已在幾篇文章中多次提及，去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跟鄭振鐸有關的新作，此書的名稱為《為國家保存文化——鄭振鐸搶救珍稀文獻書信日記輯錄》，本書是由鄭振鐸研究專家陳福康先生整理而成者。其中的有些材料乃是我初次看到，翻閱該書，我最感興趣的部分乃是當時文獻保存同志會幾人間的通信。
鄭振鐸輯《玄覽堂叢書》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相關負責人陳立夫、朱家驊與中央圖書館的蔣復璁等人通過在上海的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徐森玉以及鄭振鐸秘密地收購歷史典籍。在以往我本能地以為他們的工作重點主要是買宋、元刻本以及明、清重要的善本。然而翻看這些通信，卻修正了我的錯誤認定。比如1940年2月4日，鄭振鐸在給張壽鏞的信中寫道：「菊老意：（一）全集零種，（二）詩文選抄均可緩購，某極同意。惟謂：（三）鉛印本，（四）洪楊亂後人之著述，（五）非初印，（六）非極著名詩集均可從緩，則敝意略有不同。蓋鉛印本不能再印，及今不收，後來搜集更難；洪楊亂後人之著述，有關近代史料，且其板經此劫後，存者極少；又如每書必擇初印本，則失去者必多。詩集似可不必大量收藏，然不著名人之詩，亦每每有用。好在價目不大，不妨廣收。」
鄭振鐸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函套封面
鄭振鐸在此信中首先提到了張元濟的購書建議，鄭振鐸對張的建議有贊同也有反對，但從總體上來看，他們更多者關注的是史料價值，而並非把眼光全部停留在善本方面。對於這樣的觀念，鄭振鐸在當年8月12日給張壽鏞的信中又說過這樣的話：「曾以數日之力，檢閱《書目答問》，將我輩已購之書，就所憶及者作一符記（）。所缺何種，大抵一望可知（所缺之書，當尚有已購得者，因總目未編就，未能細為標出），以後加以補充，當不難齊備。惟清儒重要著述，其難得過於明版，價亦極昂。像宋翔鳳《浮溪精舍叢書》（此書已購得，在費氏目中），全數不過十餘冊，而市價在四五百元左右。沈欽韓《幼學堂集》不過六冊，而售價至八百元（燕京購得），可謂奇矣！」
鄭振鐸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內頁
鄭振鐸秘密收書的方式，竟然是以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為指南。他在此書上一一作記號，看來是想以此把《書目答問》所列之書購全，但是有些清中晚期的刻本，尤其內容是關於考據學者，價格都很貴。而他所提到的難得的清刻本還有：「而單刊之清儒著述，若包世榮之《詩禮徵文》，苗夔之《毛書韻訂》，宋綿初之《韓詩內傳征》，趙紹祖之《新舊唐書互證》，丁宗濟之《逸周書管箋》等，亦均有可遇而不可求之勢。然此類要籍，卻又以備齊為上策。蓋皆讀書者不可少之書也。假以時日，或當不難購得。」
鄭振鐸舊藏《藥師本願功德寶卷》明嘉靖二十二年德妃張氏刻本
鄭振鐸的這段話也可以作為今日愛書人的購書指南，雖然說現在的風氣與晚清民國間有了較大的差異，但想購買到這類的經學著作依然很不容易。我也曾經按照《書目答問》上的所列去買書，雖然張之洞說那些書都是通行本，其實這些書在市面上極其罕見，確實如鄭振鐸所言，其難得程度超過了不少的明版書。鄭振鐸為什麼要極為主張收這樣的典籍呢？他在該信中有如下的明確表述：「而在國家圖書館之地位上，亦似以放大眼光廣搜群籍為宜也。此項工作，對於自己亦甚有益處，每多一次翻檢，於版本、目錄之學問便可增進不少。如能以我輩現有之財力，為國家建立一比較完備之圖書館，則於後來之學者至為有利；其功能與勞績似有過於自行著書立說也。」
鄭振鐸跋語
這正是鄭振鐸的胸懷所在，他認為替國家買書乃是為了建造一座比較完備的圖書館，而並不是恢復一座古代的藏書。正是由於這個出發點，他一直留心著嘉業堂的藏書。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留心呢？1940年9月1日，鄭振鐸給張壽鏞的信中說道：「劉氏書與適園書重複者並不多，蓋原來收書之目標，二家不同；一著重在史料與實用，而版本書則為附帶收下者；一則專門著重在版本書。」
鄭振鐸舊藏《胭脂雪》清內府四色抄本
鄭振鐸把嘉業堂的藏書跟張氏適園進行了對比，他認為適園更看重版本，而嘉業堂則偏重於史料。所以他認為：「嘉業之書，論版本或不如瞿、楊二家及適園之精，論有用與罕見，則似較此數家為尤足重視。」為此，他詳細翻閱了嘉業堂的藏書目錄，而後作出了這樣的估價：「今日星期無事，細翻嘉業堂善本目，覺得其中好書實在不少。此『目』經月余之選擇，從二干七百餘部中，選得一千九百餘部，約得四分之三弱。此一千九百餘種書，即每種以百元計，已近二十萬。但其中宋元版書，或不難以四五百至干元一部得之，而稿本部分則萬難加以精確之估價。即如《國榷》與翁覃溪《四庫提要》稿本，如在坊賈手中，其價均不易談妥，且恐均非數干金不辦。其他類此之書頗亦不少。近得覃溪《纂修四庫經過》二冊（手稿）價二百元，如此，則《提要》稿凡一百五十冊，須一萬五千金矣（當然萬無此價，姑照比例計之），即以明刊本部分而言，『方誌』一部每每在千金以上。」
鄭振鐸舊藏《元曲選》
鄭振鐸對嘉業堂之書很是看重，尤其他關注其中的稿鈔校本，他專門提到了翁方綱的《四庫提要》稿本，他覺得此稿很重要，但是價錢肯定不便宜。可能是因為有這樣先入為主的心態在，所以翁方綱的這批手稿並沒有被鄭振鐸等人買去。幾年前，我到澳門參加一個目錄版本學研討會，在主辦方的安排下，與會者共同參觀了當地的何東圖書館，在該館內赫然看到了嘉業堂舊藏的這部翁方綱《四庫提要》稿本。館方介紹說，此為本館的鎮庫之物。由此可見，當年文獻保存同志會出於各種原因，並沒有把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獻收購到手。
使用頻率頗高的照片
雖然說鄭振鐸看重文獻的史料性而非文物性，可是當他翻閱嘉業堂所藏宋、元本時，依然大感失望。他在1940年12月27日給張壽鏞的信中寫道：「今午偕韻秋赴劉宅閱其宋元刊本，約三小時而畢，大失所望！魚龍混雜，佳品至少，真似披沙揀金；真金極不多見。此批宋元本，蓋不過一二萬元之價值，萬無出價十萬元之理。觀其書目，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實際，則斷爛偽冒，觸目皆真宋本，比較可以入目者不過三五部；元本比較佳者，亦不過五六部耳。」
布置成了書房的模樣
書房的另一側
看來，鄭振鐸也同樣想魚和熊掌能夠兼得，他既想買到有價值的史料，同時也希望能收購到上好的宋元版本。當他看到嘉業堂剩餘的宋元本跟他的期望值相距甚遠時，這當然令他大感失望。但即使如此，當他的情緒和穩定下來後，他依然覺得嘉業堂的所藏還是值得拿到手。二十天後，他在給張壽鏞的信中又說出了這樣的想法：「劉物則多史料，稿本甚合保存『文獻』之目的。即全舍其宋元而取其明刊、抄校亦甚可觀。我輩所得，有數大特色：（一）抄校本多而精；（二）史料多，且較專門；如得劉物，則欲纂輯《明史長編》，必可成功；（三）唐詩多，且頗精。並世藏家，恐無足匹敵者。如再得蜀刻及書棚本唐集十餘種，明活字本唐集五六十種（近有六十種左右可得），則重編《全唐詩》之工作，亦大可進行矣。」
墓葬的位置
在鄭振鐸的觀念中，收書不僅是為了保存，同時還要為編纂有價值的典籍作準備，而嘉業堂數量巨大的藏書，恰好能具備這個特點。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覺得能夠將文物性和史料性相結合，於是再過十天後，他又向張壽鏞講到：「連日偕森公至劉處閱書；明版部分，已閱畢，甚感滿意！佳本繽紛，如在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大可取也。謹先奉聞，一二日後，當往續閱其抄校本部分。此事如告成，則算我輩大功成就，殊可休息一下矣。」
當今的用途
嘉業堂的明版書被鄭振鐸挑選一過，由此而讓他認識到，該樓所藏的明版書是何等的有價值，而最終嘉業堂所藏的明版書的精品也的確被文獻保存同志會囊括而去。
缸中之物
當年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工作也冒著很大的風險，因此他們之間的通信都是用化名。可見他們工作環境是何等之惡劣，為此蔣復璁想給該會的人申請一些酬勞，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鄭振鐸時，鄭振鐸卻堅決地反對。他在1941年2月26日給蔣復璁的信中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輩供奔走，略盡微勞，時讀異書，多見秘籍，為幸亦已多矣！尚敢自詡其功乎？書生報國，僅能收拾殘餘，已有慚於前後方人士之喋血殺敵者矣。若竟復以此自詡，而貿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稱為『人』乎？望吾公以『人』視我，不提報酬之事，實為私幸！且政府功令，兼職者不能兼薪。弟任教國立大學，已得國家薪祿，更萬無再支額外勞酬之理。如為採購事務，奔走市上，則盡可開支車資，實無按月支領巨額薪酬之必要也。國難未已，分金均宜愛惜，我輩書生至今尚得食國祿，感國恩已深，雖此間生活程度頗高，然量入為出，差足仰養俯育，更不宜乘機取利，肥己肥家。讀書養氣，所為何事！見利忘義，有類禽獸。良知未泯，國法具在。務懇吾公成全弟之私『志』，感甚、感甚！」
看到這段話，這讓我更加欽佩鄭振鐸的胸懷，由此而讓我想起了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說的一段話：「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藏書家韋力的古書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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