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場上，一直在淘汰清官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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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腐敗問題是歷代封建王朝的痼疾。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動嚴刑，甚至屢興大獄，採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敗。到清代，精於治道的康熙採取了頗為不同的做法。他認為加強糾察、懲處貪官只是消極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養清官。大張旗鼓地宣傳清官的事迹，意在讓天下官員仿效。清官成為其治國的一面旗幟。
在康熙的取士標準里，「節操清廉，最為緊要」，若「廉恥之道已虧，豈能修舉職業、克副任使？」他重視對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時注意通過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級官員的名聲好壞，還利用出巡等機會傾聽民間輿論。他第六次南巡時，一路訪察清官，並下令各地督撫舉薦清廉官員。當江寧按察使張伯行隨督撫大員入見時，康熙即興說：「到江南，即知爾為清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這場景生動形象地表明了其選求清官的誠意。康熙深知清官剛正不阿，易為奸佞殘害，因而常加意保護，甚至加以特殊眷顧。如「治行為畿輔第一」的彭鵬因事多次受到革職處分，但康熙都改為降級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級，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曾說：「清官不累民，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
康熙還特意大張旗鼓地宣傳清官的事迹，意在讓天下官員仿效。如于成龍病逝時，康熙因他「清操始終一轍，非尋常廉吏可比，破格優恤，以為廉吏勸」，加賜太子太保，謚清端，降旨地方修建祠堂，並御書「高行清粹」四字和楹聯賜其後人。當時有官員上奏禁止百姓為清官樹立德政碑，康熙不以為然。他說：「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優，縱慾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跡昭著，雖強令立碑，後必毀壞。」他認為百姓的感恩戴德是對清官的鼓舞和回報，「爾等做官以清廉為第一。做清官甚樂，不但一時百姓感仰，即離任之後，百姓追思建祠尸祝，豈非盛事？」康熙尚德、興廉的吏治思想和實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為其治國的一面旗幟，其時有卓異操守品望者不少：張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錢」，並嚴禁屬員饋送；名臣于成龍長年捨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個綽號「於青菜」；陳瑸官至巡撫，平時卻不捨得吃肉，「其清苦為人情所萬不能堪」，康熙當著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當時以清廉著稱的還有張鵬翮、施世綸、蔡世遠、陳鵬年、郭琇、彭鵬等。當然，康熙朝清官眾多，而貪贓枉法的官員也時有出現，尤其是後期，對於各級官吏疏於察考，懲貪不力，官場風氣頗為後人詬病。
雍正即位之後，一改乃父寬仁作風，以「嚴明」察吏，推行剛猛政治。他大力整頓吏治，清查錢糧虧空，對查實的貪污官員嚴加懲處，追回贓款，抄沒家產；又改興廉為養廉，實行「耗羨歸公」，官員按級別從中提取「養廉銀」，給予官員合理的酬勞，使貪污行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於不僅懲治了大批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懲罰力度的同時訴諸制度保證，對整肅吏治頗為有效。
雍正
不過，雍正在對待清官問題上，他處處與乃父背道而馳。在他看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康熙希望通過扶植、保護、褒揚清官而倡導一種廉正的官場風氣，注重通過輿論來鑒別官員的操守政績。雍正則認為，「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嘆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而像李衛等能吏敢於觸犯各級人等的利益，結果「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為輿論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輿論全不可信」，甚至輿論皆稱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譽、欺世奸詐者流；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無援者，則應備加呵護。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選拔大臣時，「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廢事的清官。」為了徹底消除官員好名的風習，他還一改康熙時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員和為他們建祠樹碑，他一上台就曉諭地方：「嗣後如仍造生祠書院，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即將本官及為首之人嚴加議處。」 此後，乾隆大大強化了雍正重能輕賢、重才輕守的傾向。他不僅賤視清官，而且對一切有沽名釣譽之嫌的官員深惡痛絕，絕不能容忍臣子以氣節操守獲取清名。
雍正深信「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真是這樣嗎？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人有著近乎病態的「清官情結」，認為清官一出現，人世間的任何不平都可以解決甚至消除了。大部分中國老百姓認為最高統治者是好的，好經都被下邊的官吏念歪了。老百姓的苦難是暫時的，下情被蒙蔽，不能夠上達天庭，一旦最高統治者知道了情況回來解救我們的。中國這才有了當今世界獨特的一道風景：上訪大軍。
晚清時期的奇士劉鶚先生，可能是我國第一個公開站出來非議瀰漫於中國人精神深處的「清官情結」和「清官文化」的有識之士。在他的名作《老殘遊記》里，劉鶚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並且聲言：「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其實，貪官群體和腐敗群體既是歷代統治者用獨裁、專制和暴政來統治中國的邪惡工具，清官群體又是統治者在中國延續邪惡政治生命的障眼法和煙幕彈。從本質上分析，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麼「貪官污吏」。貪官污吏之罪名仍然是統治者癔想而製造出來的轉嫁危機和災難的訛詐之罪名。歷史上少數志士仁人振聾發聵的大聲疾呼並未喚醒我們民族那麻木的整體意識，因此他們的思想閃光也難以點燃我們民族的啟蒙之火，更談不上掀起一場波瀾壯闊的、滌盪舊思想的啟蒙運動了。因為我們民族類似於「英雄崇拜情結」的文化積澱實在太深厚了，何況還有一層難以擊碎的封建專制主義外殼牢牢地禁錮著它。
貪官污吏橫行肆虐時，人們自然呼喚「清官」橫空出世；一些文藝作品中出現的「清官」，往往是現實社會中人們的一種精神與道德寄託。「清官情結」成為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結」的具象化人物。
「清官」在歷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貴」，在於中國的官僚體制究其根本就是一種「淘汰清官」的體制。在中國官場上，一個人道德上的善惡無法與現實「潛規則」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難保持清正廉潔。學者吳思在《潛規則》中一語道破了這種官場上的「潛規則」：「中國的官員們第一次是接受聖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海瑞便是這套「潛規則」的犧牲品。他在這場「無物之陣」中，到處碰壁，越是碰得頭破血流，他越要通過極端的「找死」方式證明自己的清廉，最終終於走到人性極度扭曲的地步。據史料記載，明朝改革家張居正對海瑞的執政能力十分不屑，說海瑞做官有原則、有操守，但缺乏變通與靈活，因此有政德而無政績，做應天府巡撫兩年，「賦稅減了三分之二」，海瑞氣得罵「滿天下都是婦人」。如此看來，海瑞並不一定是個好官，但肯定是個清官。相對來講，官德不彰的張居正對歷史發展的貢獻遠非海瑞能比，而在中國民間褒揚其人的並不多。看來，國人從古至今，對官員的評價主要看其是否有政德，而對政績並不特別看重。
崇尚清官決非壞事，但崇尚過度形成「清官情結」，就出了問題。從百姓方面來看，有過重的「清官情結」，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沒遇到清官自認倒霉，忍聲吞氣，不再拷問制度的優劣，以為有了清官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從官員角度來講，陶醉於「清官情結」，認為自己做到「達則兼濟天下」，過於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機制。康熙與雍正是兩個極端，官員的道德人品和社會風氣也很重要，只有將道德風氣的砥礪、導揚與合理的制度保證相結合，方能收到實效。貪官當然是可惡的，是任何時代都不能夠容忍的，但是，「清官情結」也是靠不住的。希望我們少一點「清官情結」，多一些「制度情結」。
張培山
【參考資料】
《清聖祖實錄》
《康熙御制文集》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
《清世宗實錄》
《雍正起居注》
《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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