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民主輸出民主，目的在於維護國際金融資本的全球利益

最新 01-17

摘要

由於新自由主義民主天然傾向於偏袒資本，國家政策就無法起到平衡社會利益的作用，自由民主制度由此從經濟危機出發，繼而導致社會分裂、否決政治、極化政治等治理難題，最終將國家治理陷入無法克服的困境。

資本除了要在國內市場追逐利潤外，必然要向全球擴張。為了打開國際市場，維護和發展資本在海外的利益，西方國家運用霸權優勢為其他國家設計發展道路。為此，西方國家對民主話語體系進行精心改造。新自由主義民主就是這種話語權改造的產物。新自由主義從二元對立思維出發簡單地將世界上的國家類型劃分為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兩類，並把民主國家的標準確立為多黨競爭、自由選舉、三權分立等，把所謂的民主化設定為通向現代化的唯一道路，並通過意識形態滲透、資金支持、煽動騷亂、提供社會運動培訓甚至是武裝直接干預等方式干涉他國內政，試圖推動他國政權更迭。這種狹隘的、霸權主義的民主觀實際上是在全世界範圍創製一種適應資本自由流動、為資本利益保駕護航的整齊劃一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必須源於本國的歷史發展邏輯，與其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相適應，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內源型的政治發展過程。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看來，民主是可以被人為干預的，甚至可以是外部強加的，因此西方國家熱衷於推銷西式民主。華勒斯坦強調，這種觀點與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密不可分。「自由主義者們十分自信，認為現代性這一新世界觀是真理，竭力宣傳自己的觀點，將自己的邏輯推廣至所有的社會機制，從而將過去的『非理性的』殘餘清除出世界。」[23]這種民主哲學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反映，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民主推進戰略。斯瓦·甘尼斯基(Seva Gunitsky)的最新研究就表明，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並不是對象國政治發展邏輯的自我演化，而是國際體系內霸權轉移的結果。回溯以往，在20世紀，國際霸權主要發生了四次重大轉移，每一次國際霸權轉移的結果，都是霸權國的政治體製得到廣泛傳播或複製[24]。福山也承認：「美國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在幫助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發生的許多民主過渡過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情況下起關鍵性的作用。這些過渡都是軟權力而不是硬權力的產物，即它們通過諸如外交壓力、資助擁護民主的集團、公共外交、訓練等實現的。」[25]這種霸權民主往往破壞了特定國家政治演化的自身邏輯和內生機制，從而成為一種與其民主的社會條件不相兼容的「盆景式」民主。耶魯大學教授蔡美兒(Amy Chua)以其對國際政治的深刻觀察，就極力反對在貧窮地區推進選舉式民主與自由市場，因為這使得心懷不滿的多數人得以攻擊相對富裕的少數人。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應草率地試圖立刻實現民主，要知道民主即使是在相對繁榮和穩定的西方社會也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得以紮根[26]。

需要指出的是，構成西方國家民主霸權的理由除了現實的國家安全與利益維護之外，還通過宗教文化因素的宣揚為資本張目。宗教對於美國民主輸出政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方面，這也是西方普世價值論的重要文化根源。美國人自詡為上帝的選民，並把美國的制度及其價值觀念奉為不容置疑的圭臬。在國內政治中，這種觀念受到其他多元政治理念的折衝而得以調和;而在國際政治中，霸權主義的國際結構使得這種觀念缺乏有效制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霸權幾乎是獨享了民主的解釋權。加布里埃爾很早就指昵了西方民主輸出計劃的「救世主情結」，他講道：「美國民主制把世界從專制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使命正是基督教註定把世界從撒旦統治下拯救出來的世俗表達。」[27] 美國外交政策顧問、政治學家托馬斯·卡羅瑟斯同樣認為：「無論如何，推進民主是美國國際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它的應用經常是不一貫的。不認真關注民主理想，就不能解釋過去100年的美國對外政策。」[28]

西方國家的民主霸權觀念本質上是一種狹隘的、片面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民主觀念，它嚴重挑戰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原則。受到根源性矛盾的限制，新自由主義民主具有其難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它不僅難以解決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內部經濟社會問題，而且日益與多元化的外部世界以及全球問題不相適應。在霸權體系下，「『民主』已經成了其他國家要得到美國的贊成而必須通過的標杆。作為政治話語中的一個速記概念，它是一個方便的術語，但『民主』常常被當作一個咒語使用，造成了對批判理性和經驗證據無動於衷的失語狀態。把一個人、一種做法或一種制度描述為『不民主的』就是革出教門的世俗對等物」[29]。顯然，民主成了判別敵友、劃分同盟的政治基準，這種激進的民主化思維無疑會加劇主權國家之間的衝突。輸出民主與資本全球流動結伴而行，西方國家試圖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使得發展中國家日益陷入依附地位，嚴重擾亂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秩序，西方資本利益得以橫衝直撞，甚至會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民主世界非但沒有走向繁榮，反而成為世界衝突與政治紊亂的致亂之源，這需要我們高度警惕。

新自由主義妄言聲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醫治國家治理難題的唯一「靈丹妙藥」，並熱衷於向全世界兜售「藥方」。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為分水嶺，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迅速演化為政治危機，進而又向治理危機擴展。西方國家社會治理的諸種亂象有力地戳破了新自由主義民主的謊言，它的總根源就在於新自由主義民主的階級性。

新自由主義自興起之時起就打出了反對福利國家的口號，拒絕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責任，強力推行福利制度的「社會化」「市場化」改革。新自由主義為福利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套辯護性話語說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少數富人之所以擁有高收入，是因為他們比普通人擁有更高的「邊際生產率」，他們理應獲得更高的市場報酬。而對富人階層徵稅過高用以補貼救濟窮人，就是對市場機制的過度干預，會造成經濟的低效率。

新自由主義的說辭貌似合理，但是卻故意忽視了資本主義經濟「剩餘價值」的來源問題。然而，在次債危機爆發後，美國國會竟然通過決議動用巨額財政資金救助大型金融機構，次債危機所造成的嚴重經濟代價被轉嫁到以中等收入者為主體的納稅人身上，而那些需要為決策失誤負責的金融巨鱷和上層管理者卻依然高枕無憂，依然領取高額獎金和分紅。這種針對不同階層所採取的截然不同的公共政策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不平等程度，窮人階層和中產階層對富人階層的不滿導致「佔領華爾街」運動迅速擴展。美國的民主已經被以華爾街財團為代表的少數富人所掌控，成為1% 的富人「所有、所治、所享」的民主。資本邏輯主導民主，這對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弱勢階層而言，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日益分離，選舉權無益於改善經濟的不平等狀況;而對於資本強勢階層而言，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高度融合，民主既是一種維持和確保精英統治的方式，又通過這種方式維繫和發展資本利益。

資本政治並沒有改善人們的生活，相反卻使很多人的生活陷入窘迫。根據蓋洛普公司201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約有19%的人(約合6000萬)在過去的12個月內在購買食物時感到捉襟見肘。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發布報告稱，從200o年到2014年，美國中產階級規模在90% 的大城市縮減。就中產階級而言，其佔比從2000年的55%降至2014年的51%。在25%的大城市，中產階級已不足城市半數人口，如紐約、洛杉磯、波士頓和休斯敦。而在2000年，中產階級「非主流」的城市不到10% 。這些現象出現在作為「富裕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上是對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所造成的階級差距擴大的控訴。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正在失去社會大眾的信任。新自由主義的公共政策造成收入差距的擴大、社會流動能力的降低、社會衝突的加劇，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加劇佔據主導地位的少數資本集團與大多數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對抗。它促使人們認識到：「民主國家當前所遭遇的危險部分地歸因於這些國家的政府，它們不(像從前那樣)保護其公民的社會作用，保護他們在社會中受尊重的地位，保護他們免受排斥、尊嚴不被否定及不受羞辱，而是試圖通過拚命展示實力並表現他們面對無休止的、真實的或假定的對人身威脅的堅定決心，來使其統治權合法化，並要求人們遵守規則——這些是原因所在。」[30]民主的虛偽性面貌清晰起來，政治家不僅通過選舉騙取信任，而且「利用各種已經約定俗成的言語和姿態從群眾中騙取血汗、勞動、稅金、讚揚」[31]。新自由主義民主暴露了它的所有弊端，國家治理也因為不斷加劇的階級矛盾陷入無法解決的陷阱。對此，西方學者辛德斯認為，新自由主義民主已經無藥可救了，新自由主義的悖論是不可克服的，「新自由主義所賦予管理階層的各種專斷權，不僅帶來了腐敗問題，而且限制了民主控制的範圍，使民主自身變得越來越『贏弱』了」[32]。巴特爾斯也強調，「不平等的民主」的發展將導致資本主義發生系統性的、循環運轉的危機狀態。「不斷加劇的經濟不平等，有可能造成不斷加劇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轉而帶來對貧窮民眾的利益越來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又會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等，如此等等。」[33]

注釋：

[23][美]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郝名瑋、張凡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75—76頁。

[24]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68，No. 3，2014.

[25][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周琪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l19頁。美國「民主推進戰略」的智囊拉里·戴蒙德還指出其他幾種民主幹預的霸權手段：擴散和示範效應、和平演變壓力、制裁的限制和援助的條件性、民主援助計劃和通過強力推進民主化。參見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rfd，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8，PP. 107—134.

[26]Amy Chua。% on Fire：How Free Manet Demo 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New York： Doubleday，2003.

[27]Ralph H.Gabriel，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New York：Ron",dd Press，1940，P.37.

[28]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Washington，D.C. 1999. P. 3—4.

[29]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國家：從古代雅典到今天的憲政史》，應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0頁。

[30][英]齊格蒙特·鮑曼：《從廣場到市場：由此走向何方?》，(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諾澤姆采夫主編：《民主與現代化：有關2l世紀挑戰的爭論》，徐向梅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47頁。

[31][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9頁。

[32]Barry Hindess，「Democracy and the Neo—Liberal Promotion of Arbitrary Power」，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2000， Vo1. 3， No.4， pp. 68—84.

[33][美]拉里·M.巴特爾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方卿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6頁。

參考文獻：

[1]佟德志：《現代西方民主的困境與趨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2]何包鋼：《民主理論：困境和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3]張樹華：《民主化悖論——冷戰後世界政治的困境與教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4]王紹光：《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5]《西式民主怎麼了》，北京：學習出版社，2014年。

[6][德]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常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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