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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寓居宣城求學經歷(二)

原標題:韓愈寓居宣城求學經歷(二)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33期


韓愈寓居宣城求學經歷

陳虎山


韓愈一生宦海沉浮,晚年在政治上較有作為,自己也比較滿意,其在《示兒》詩中,流露出頗為自得的心理:「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總結韓愈的一生行止,其在宣城度過的青春歲月,佔了他57年人生的八分之一,不可謂短矣。宣城對於韓愈的重要性,是他所到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比擬的。正如朱熹所說:「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但韓愈在宣城的求學情形,新舊《唐書》均無確載,只說他離開宣城進京應試時已「盡能通六經、百家之學」,至於韓愈如何讀書,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學理論和思想主張,語焉不詳。倒是韓愈自己後來寫作的書簡里,再三透露出這方面的信息。如寫於貞元八至十年間(792—794)的《與鳳翔邢尚書書》,韓愈自述「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宮,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與意也」。是時也,韓愈考中進士但未獲官職,西遊鳳翔,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邢君牙寫了這封自薦信,意在請求邢君牙用己或薦己。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韓愈自14歲寓居宣城前後時起,直到25歲中第,他的學習生活的核心內容就是兩件事:一是經心前古之興亡,二是留意當世之得失。這是一個心存大志的讀書人必做的功課。差不多十年後,即貞元十七年(801),34歲的國子博士韓愈給門生李翊寫了一封回信,即有名的《答李翊書》,著重敘述了自己學習古文的過程和經驗,他回憶說:「學之二十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為非笑也。如是者也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這是一篇研究韓愈在宣城學習生活的重要文章,有極珍貴的史料價值。韓愈在信中說「學之二十年矣」,由寫作此信的貞元十七年年(801)上溯20年,恰是韓愈到宣城的大曆十六年年(781),這是韓愈觀兩漢之書、存聖人之志的開始,其宣城讀書生活,概括起來,就是「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細分之,韓愈十分生動形象描繪了自己在宣城讀書生活的三個階段,即:一是「戛戛乎其難」階段。韓愈是個讀書自覺而用功的人,並非生而知之,初學「三代兩漢之書」苦並快樂著。他學習時的狀態,坐下來就像忘掉了自己,走路時也若有所失,顯其入迷之深;嚴肅認真像在思考,茫然的樣子如同迷路,是其讀書之苦。由於學慣用功,透支過度,影響了身體健康,以致「年未四十,視而茫茫,發而蒼蒼,牙齒搖脫」,真是戛戛乎其難哉!


但在學習和實踐中,韓愈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不蹈襲前人,「惟陳言之務去」,這是韓愈提出的一條重要原則,對後人作文產生了很大影響。二是「汩汩然來矣」階段。韓愈是個讀書勤奮並善於思考的人,學習中「取於心而注於手」,手眼並用,重視實踐操作,能從古人浩瀚繁雜的思想學術觀點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歸類梳理出傳統儒學之精髓,達到文思如泉,「汩汩然來矣」之化境。三是「浩乎其沛然矣」階段。韓愈是個持之以恆信念堅定的人,雖學有成績,仍注意培養和充實自己,在「如是者有年」的堅持中,無迷其途,無絕其源,學問純粹,氣盛言宜,浩乎其沛然矣,養成一身浩然正氣。宣城的讀書生活,對韓愈的最大影響,就是服膺孔孟,崇信儒經。這是他後來高舉儒家正統大旗,力排佛老「異端」的思想基礎。韓愈不僅努力鑽研六經,而且對三代兩漢的古文也有特別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愛司馬相如、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的文章。他後來力倡文學創新、鄙時文而尚古文,顯然也是青少年時期在宣城讀書求學的重要成果。



各地韓愈紀念館


進而言之,若以貞元二年(786)韓愈離開宣城進京求官為界,其讀書生活還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游之乎《詩》《書》之源」,以儒家經典為主,後期則泛讀百家,博彩眾長,並不僅拘於儒家。


據韓愈永貞元年(805)十二月《上兵部李侍郎書》自稱:「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寫這封信時,韓愈為江陵府法曹參軍。是時,江西觀察使李巽入京為兵部侍郎。韓愈獻詩文於李巽,希望他能向朝廷推薦自己。而此時,韓愈離開宣城也正好是他所說的20年。


20年前的青少年時期,韓愈在宣城所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應舉覓官二十年來,「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靡不通達。」兩相對照,明顯可看出韓愈學問思想奠基於前,繁富於後,這既是心境使然,也是形勢所迫。即是說,沒有前期的奠基,就沒有後來的創造。韓愈成為唐宋古文運動的旗手,成為新儒學形成過程中的轉捩人物,其思想和學術基礎,都是在宣城求學時奠定的。


另外,韓愈在宣城求學,也不同於孟郊 「詩囚」 式的閉門苦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是很注重交友,積极參加社會活動。據韓愈寫給自己的同榜好友、宣州觀察判官崔群的書信《與崔群書》說:「仆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複決舍;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

此信寫於貞元十八年(802),對其交友之情形介紹詳備。時韓愈35歲,在京城任四門博士。從韓愈自述「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中可知,早在他離開宣城前的幾年裡,就已經開始「往還朋友間」了。 而且所交之友,既多且雜,「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複決舍……」如此等等。韓愈通過所交朋友,宣傳自己的思想和文學主張,這是他後來得以領導古文運動的重要社會基礎。


令人高興的是,筆者的這一發現,在學界研究成果中多有佐證。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查屏球先生的《韓愈寓居宣城修業考論——兼論江南移民文化環境與韓愈古文文學觀念的形成》,從「家族文化傳統」和「江南文化環境」兩方面考證了韓愈形成古文知識結構的過程,認為韓愈早年從學於兄長韓會,依其父傳授的古文傳統自學,形成專習先秦古漢的知識觀念;同時,避難江南的中原士族傳承了天寶年間以蕭李 為代表的文學復古之風,不僅頻繁籌辦聲系相連的文學活動,還以推獎互助之舉引領好古之風。韓愈在宣城苦讀期間,受到孫逖、蕭李、獨孤及一系古文派和地方官文化導向的影響,從而完成了古文派傳人的自我身份認定,形成了改革文風的使命意識 。此外,景遐東先生也撰文指出「韓愈在江南開始系統為學,並結交文士。與此相關,韓愈柳宗元兩家的交誼也源於避亂江南時期。韓愈身邊的江南文友圈則說明了其青少年時代的江南生活對其日後文學生活的潛在影響。」上述兩先生的分析論證,對我們於混沌中弄清韓愈在宣城求學的歷史真相,很有啟迪。



韓愈在宣城的求學生活,不僅體現在他的文章里,也反映在他同一時期創作於宣城的詩歌中。韓愈存詩不多,只有180多首,但他僅在宣城郊遊、結友,就留下詩作24首。他游城南,看賽神,「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只有今朝一日閑。」(《游城南十六首?出城》)「親交既許來,子侄亦可從。」(《九日城南登高》)「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遂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賽神》)他游峽石,上北樓,「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峽石西泉》)「郡樓乘晚上,盡日不能回。」(《北樓》)。這些詩歌多方面反映了韓愈在宣生活的細節,說明韓愈在宣城讀書之餘,不僅鍾情於這裡的秀麗山水,還參與當地社會實踐,以身投入,了解民情。顯然,宣城的這段生活對韓愈以後的文學創作和做官為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韓愈去世後,各地紛紛建祠紀念。其出生地「南陽祠之」,任職地「山陽祠之,潮(州)祠之,袁(州)祠之」。宣城,作為韓愈避難讀書成長之地,這裡的人民更以各種方式紀念他。明清時期,不僅在敬亭山下先後建「五賢祠」、「七賢祠」,在祠內將韓愈和謝朓、李白、晏殊、范仲淹等人一起列為宣城前賢,立像祭祀,還專門在州學內建立「昌黎祠」,作為士子學習的榜樣。


清康熙五十一年,著名的寧國府知府佟賦偉感嘆韓愈等前賢「率耽情於丘壑之邃美,寄興於風泉雲樹之幽奇,所謂千秋萬歲魂魄猶應戀此者,故祀之敬亭云爾」 ,乃捐俸重修「七賢祠」,「三閱月而竣工,榱桷頓新,馨香增肅」,並親自作記,希望「用告來茲,庶常葺之,以期於永久」 。有清一代,宣城(寧國府)地方官員對七賢祠多次重修,可見其重視。



宣城人民紀念韓愈最具深意的一次,應是明嘉靖年間在敬亭山南麓修建的「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時人記載「祠左一徑,夾竹而行,窅然出祠,後構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許,設綽楔於橋,大書曰『昌黎別業』。郡之人士來游來歌,恍然若韓子之復見也。」其影響正如明代教育家鄒守益《韓公別業碑記》所言:「師善而齊,師惡而省……昌黎子也,故師其忠可以報主矣,師其惠可以拊民矣,師其信可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翼典誥矣,師其學術可以辟異端而閑聖道矣」。當然時過境遷,今日看鄒守益紀念韓愈之言論,未必允當,但當年宣城人民紀念韓愈所寄託之深,確是很明顯的。


(作者系中共宣城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


童達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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