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家的路越來越遠——我家的40年
母親說，這輩子註定要看四個地方的天氣預報：成都、北京、廣州和烏魯木齊，這是我們一家人各自的住地，幾乎分散在中國的四方。傳統中國人安土重遷，家人聚族而居。進入現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像我們家五口竟分成四處的情況開始越來越多了。
離家的路從父親說起。父母都是四川成都人，父親1963年大學畢業，他學的電子專業在當時還是新興的學科，那時候畢業生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父親被分到北京電子管廠。很多年後，國營企業改革，一些企業衰落，那些高大的廠房成為北京的先鋒藝術家聚集之地。如今它廣為人知的名字是798藝術園區。
1969年，我的出生之年，為了解決夫妻分居問題，父親調動到新疆的首府烏魯木齊市的電子類企業，這樣在四川當老師的母親也一起調動到這個冬季非常漫長寒冷的地方。如此，他們這兩個地道的南方人開始學習在西北地區生活。冬天，母親學會了做棉衣棉褲、織毛衣，父親學會了生爐子，保持夜裡取暖。烏魯木齊附近就是煤礦，父母的同事們互相幫助：大家去煤礦買一大卡車的煤回來，幾家人分。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加快了，一幢幢樓房迅速地拔地而起。我們家1980年代初搬進了樓房，用上了煤氣，這份買煤、燒煤的辛苦才免去了。
1977年烏魯木齊，作者的一家在照相館拍攝的全家福。左一為作者。
氣候之外，飲食習慣是另一個難題。四川人習慣吃大米，北方人習慣吃麵食。當時的糧食是國家供應，烏魯木齊的職工每人每月只有一公斤大米。大米貴、麵粉便宜、玉米面更便宜。父母會想方設法跟不愛吃大米的同事換，兩公斤玉米面或一公斤白面換半公斤大米。他們還會從四川老家帶米回來。70年代回鄉，行李箱里經常裝著大米等食物。記得姐姐1976年跟隨母親回老家，就背回來一書包的大米。
2005年電影《孔雀》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銀熊獎，據說觸發了70後的普遍回憶。電影中的父母做煤球、腌鹹菜等等生活細節是中國1970年代的真實生活寫照。
1980年代是一個全社會都充滿希望的、欣欣向榮的時期，父母積極地投入工作。國家開始給技術人員評定職稱。父親當時參評高級工程師，需要考英語。他中學學的是俄語，大學才學的英語，已經十幾年沒有用。為了考試，四十多歲的父親開始勤學苦讀。每天早上他帶著我和上中學的姐姐去附近的公園晨讀，我們三人分散在三個方向，各自讀著自己的英語書。
1985年姐姐考上了大學，那時候能上大學的人很少，姐姐是父母單位同事的孩子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女生。她畢業後成為一所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師，定居烏魯木齊。
1985年烏魯木齊
1988年，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烏魯木齊到北京3770多公里，那時的火車要走三天三夜整整72小時，三天的火車坐下來，腿都腫了。但到北京上大學是我此生最為重要的收穫。那是一個各種思想觀念、潮流都蜂擁至中國的時期，學校里有各種講座、辯論，各種思想觀點的交鋒。西方的文學、哲學著作被大量翻譯引進。至今記得大二那年某個春天的下午，在圖書館的書架旁，翻開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帶來的精神震動。大學畢業後我繼續深造，攻讀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先後獲得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隨後成為了一名大學教師，後來還曾赴愛爾蘭從事過幾年漢語教學。
1988年2月攝於照相館，那時背景流行布置成家的樣子。左後一為作者。
我的弟弟比我小三歲，1990年考上了廈門大學財會專業，那一年我上大三，姐姐剛剛開始工作。母親帶著我們姐妹倆去幫他置辦上學需要的行李箱、衣服等物品，路上遇到母親的同事朋友，都很羨慕地問：兒子也考上大學了?母親以一種看似不經意地卻又自豪語氣地答道：是啊，考上了。那個年代能考上大學的人比較少。據有關資料，1990年前後，中國的大學毛入學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比)大約是3-4%。我們姐弟是同齡人中比較幸運的。弟弟大學畢業時，正是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之際，南方經濟發展迅速，充滿活力與機會。因此，他選擇了當時全國的經濟重鎮、南方大都市廣州。如今他是一家大型國企的華南公司的財務部部長，還有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兒子。
回想四十年的變遷，交通上愈來愈便捷對於我們一家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父母在烏魯木齊工作的時候，很多年才能回四川老家一次。當時的假期很少，收入又有限，父親離家之後，再回去探望祖母已經過了十年之久。我的記憶中，少年時代最辛苦的就是坐火車。烏魯木齊到成都要走60多個小時，過道里都擠滿了人。夜裡有座位的人坐著睡;沒有座位的人白天站在過道里，晚上就坐在地上睡。那時候最好的位置是座位底下，人們會在長條座位底下鋪上報紙或床單，鑽進去就可以躺著睡覺了。
1990年代中期，父母退休後回到故鄉四川成都，這也是中國人所信奉的葉落歸根。成都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生活悠閑，很適合養老。不過，一家人天南海北，相距遙遠，加之各自的假期有限，見面的機會很少。當然，交通成本很高也是一大的原因。2003年我博士畢業剛工作的時候，北京到成都的單程飛機票相當於我月工資的三分之二;而烏魯木齊至成都的單程飛機票錢更比姐姐一個月的收入還高。火車票又非常難買，特別是春節期間，全中國大遷徙之際。弟弟工作繁忙，每年只有春節才有假期，可以回成都去探望父母;而姐姐常常在暑假火車票不太緊張的時候去成都探望父母。因此，他們倆竟然有十年時間沒有見過面。如今，我們各自的生活越來越好，而交通成本也越來越低，高鐵通行，機票價格在收入中的比例大大降低，大家見面的次數自然多了起來。我的父母如今已是八十高齡，依然身體健康，我們都儘可能地多去探望他們。
2015年全家在廣州郊區某溫泉賓館合影。右一為作者。
總的來說，父母那一代，工作、住房甚至糧食等物品都是國家分配，他們會在一個崗位上干一輩子，從來不擔心自己不合格或可能被開除。他們的壓力主要來自物質匱乏，夫妻倆必須胼手砥足地應對生存。我們這一代，工作的壓力陡然大增。姐姐大學畢業的時候還是國家分配工作，她因為在新疆上大學，戶口在那裡，就只能被安排在那裡工作。到我和弟弟的時候就有了更多的自主選擇。我因為從事文化教育行業，自然選擇全國的文化中心北京;弟弟從事經濟行業，就選擇了當時經濟最為發達的南方。他的工作也不斷轉換，從國企到民企，到港資私企，再到央企，做得不好就只能走人，因而我們必須努力工作。
當然，我們這一代物質上比父母好了很多。四十年前，北京的大街上汽車很少，除非高級領導人才有可能坐汽車;二十年前，中國有私家車的人也絕少。二十年前，如果有人說我們這一代很多家都會買房、買車，我會覺得不可思議。不過，1970年代生人是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個人財富積累獲利的一代。90年代剛畢業的時候，我們都是住宿舍，慢慢地有了單位分配的小房子;2000年前後開始買房，隨後添置汽車。因此，現在很多人家都有一到兩套房子和一輛車，我弟甚至買了三套房子。
2015年烏魯木齊
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曾經有一句很有名的詩：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當時他與兄弟姊妹分隔在五個地方，望月思鄉懷人是中國古典詩詞的常見主題。作為教授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師，我每每讀到這些典雅的詩句，都會感嘆，古典的感受方式與情緒已經漫漶邈遠之極，如今的中國人出外求學、工作，不斷遷徙。至如我的家庭，一夜鄉心，分隔四處，但幾個小時的高鐵或者兩個小時的飛機就能相聚，自然無須垂淚了。姐姐的女兒今年大學畢業，正在準備考碩士研究生，還計劃將來出國留學。他們這一代，應該會走得更遠吧。
魯竹：北京交通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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