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全真教初期的行乞修道
在金元之際興起的全真教，其教祖王重陽與同時興起的太一教、大道教的教祖皆出身於中下層社會的背景不一樣，王重陽的文化素養較高，屬士族出身的中級知識分子，全真教中的骨幹，亦多屬此類人物。他們在繼承鍾呂金丹派性命雙修思想的基礎上，著重強調心性的修鍊；在修行次第上，與同源異流的金丹派南宗相反，北方全真教強調「先性後命」，而金丹南宗推行「先命後性」。張廣保教授曾根據金元時期有關全真教的碑銘、傳記、詩文、語錄等結合現今的各種研究成果，將全真教創教初期的修鍊方式總結為五種，即：行乞、遠遊、坐環、戰睡魔、打塵勞，並且將行乞列為首位。日本學者蜂屋邦夫也曾對全真教的行乞做過比較詳細的分析，認為王重陽的宗教生活方式「具體表現在『乞食麤衣』的思想中」。本文試圖探討行乞在修道過程中的意義及其在道教發展史中的價值。
一、全真教的行乞史實
在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經過八年的苦修生涯，教祖王重陽證悟大道後，焚毀自居的劉蔣草庵，踏上他的東遊傳道之旅。多種有關他的傳記材料皆說他當時以一位乞討者的形象展現於世間，隨身攜帶一鐵罐和一條竹杖，其中鐵罐就是用於乞討的器具。後來王重陽在山東弘教時，還規定門徒只能依靠乞討、行符、行醫等手段維持生存，其中又以乞討為上乘。《重陽全真集》說：「修行助饑寒者唯三事耳，乞覓上，行符中，設葯下。空如此，無作用，亦未是。乞覓行符設葯人，將為三事是修真。內無作用難調氣，外有勤勞易損神。不向本來尋密妙，更於何處覓元因。此中搜得長春景，便是逍遙出六塵。」《中國道教史》也認為全真教團還實行早期佛教僧團的乞食之制，提倡道士乞食為生。馬丹陽剛出家時，王重陽通過毆打，強迫馬丹陽去自己的故里寧海行乞。後來馬丹陽也將行乞作為全真家風。馬丹陽在以《鄉中上街求乞》為題的蘇幕遮詞中說：「有因緣，方可悟，改變衣裝，道服惟麻布。莫訝鄉中求乞去。滅盡無明，直上青霄步。」《丹陽真人語錄》說：「至於巡門求乞，推來搶去，恰是道人日用家風也。」丘處機《無俗念》說：「煙火俱無，簞瓢不置，日用何曾積。飢餐渴飲，逐時村巷求覓。」劉處玄、郝大通、譚處端、孫不二、王處一等，也都曾雲遊乞食。邱處機還以《乞食》為題作了一首詞：「日奚為？信騰騰繞村，覓飯充饑。 攔門餓犬，撐突走跳如飛。張牙怒目，待操心，活齦人皮。是則是教你看家，寧分善惡，不辨高低？可嘆狺狺此物，蓋多生乖劣，一性昏迷。談科演教，叮嚀掐耳難知。雖然太上，駕親臨，無處慈悲。為人早早修持。還到恁時，發憤應遲。」後來，馬丹陽還以戒律形式明確規定全真教徒必須乞化為生。
二、全真教行乞的思想淵源
在全真教成立之前，道教已有不少通過行乞來修鍊心性的事例，廣為人知的八仙之一藍采和，就有行乞的經歷。他常常手持三尺有餘的大拍板，一邊打著竹板，一邊踏歌而行，行乞於市井之間，南唐沈汾《續仙傳》、宋初《太平廣記》、陸遊《南唐書》等書均載有他行乞的事迹。其實早在漢代的《列仙傳》中就有對陰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見，身中衣不污如故」在行乞過程中顯化道術的描寫；在魏晉的《神仙傳》中載有道人李阿「常乞食於成都市」的奇異事件；在北宋張君房編的《雲笈七籤》里即有「真人合會，乞丐飛仙」的咒語，又有「天尊化作凡人，從會中過，托之乞食，因悉共語」神仙顯化為乞丐說戒度人的事迹。以上神仙行乞考驗世人有無慧眼的記載皆為後來全真教行乞的思想源泉，並且在宋代的《雲笈七籤?老君說一百八十戒》中就有對行乞行為規範的明確戒條：「第七十四戒，不得強乞，擾亂百姓。」可見，在全真教成立之前道教已有以行乞磨鍊塵情、混融社會的修道傳統。
全真教的行乞並非為了生計，而是為了鍛煉自我，消除我相之執著，其行為是對道祖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慾、柔弱不爭、處眾人之所惡」等思想的踐行。
道祖老子認為，外在的聲、色、貨、利是損害人的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要想使生命處於自然平衡的健康狀態，必須保持內心淳厚無妄念，行為樸素而自然。《道德經?第十二章》中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意思是，沉迷於繽紛的色彩，會使人眼花繚亂；沉迷於紛繁的音樂，會使人聽覺失去靈敏；沉迷於豐美的飲食，會使人味覺遲鈍，喪失口感；縱情圍獵，會使人心浮放蕩；稀罕的器物，會使人操行變壞。因此有「道」的聖人以物養己，只求安飽；而不以物役己，去追逐聲色之娛。那麼如何才能摒棄物慾的誘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呢？《道德經?第三章》中已有答案：「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只要看不到「可欲」——具有「可能獲得」的誘惑，人的心神自然不會因混亂而追逐聲色，所以《道德經?第四十六章》中又說：「罪莫大於可欲。」為了告誡世人不要貪求耳目口鼻等感官慾望的滿足，不為外相所迷亂，《道德經?第五十二章》又說：「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惜氣寡言、塞住慾望的孔竅以使內境不出，無視無聽、關閉慾望的門戶以使外境不入，終身都不會受勞疾困擾。打開這些竅穴，助長滋生慾望之事，那就終身得不到解脫。然而，人是社會的一分子，活在世上不可能整天閉目不開、不視不聽。那麼如何才能「塞其兌，閉其門」？《道德經?第八章》談及了具體方法：「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只要甘心被眾人厭惡，就會與道相近。在金元時期的職業歧視非常顯著，人們的衣食住行處處都體現著社會地位的差異。在宋末文人謝枋得的《送方伯載歸三山序》和鄭思肖的《心史》中均說當時「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毋庸置疑，人們最厭惡的莫過於乞討。然而，《重陽全真集》說：「遵隆太上五千言，大道無名妙不傳……窈默昏冥非有說，自然秘密隱神仙。」全真教的教祖王重陽及其骨幹人士皆出身貴族，他們在社會等級分明、職業歧視顯著的年代自行選擇行乞，過著苦行頭陀般的生活，麻衣紙襖，蓬頭垢面，乞食為生，這種為了對「道」的探索去磨鍊心性而隱融於社會的行為，與老子「處眾人之惡」的思想是一致的。不過，在道教經典里並沒有倡導行乞的具體經文，然而隋代的佛經《大乘義章》卷十五已有「專行乞食，所為有二：一者為自，省事修道；二者為他，福利世人」等語，並且佛教的比丘就是「乞士」的梵文音譯，主要意思是「上從如來乞求佛法而養育法身的慧命,下向俗人乞求衣食以存活色身的生命」,佛教各宗中的修鍊者都曾遁跡於行乞，力倡三教圓融的全真教，其乞食舉措很可有能是受佛教的影響，如元好問所言：「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離峰子於公墓銘》)；儘管全真教並不像頭陀僧那樣「不得不進入村落市並，而且要求住無再宿，周行不已，不得滯留」，佛教的十二頭陀之義以及三品不同乞食者的分別也未曾出現於全真教。
三、全真教行乞與世俗行乞的區別
正如蜂屋邦夫所言，全真教的行乞「包含著教化眾生的意圖……是超越世俗的手段」，全真祖師將行乞這種生活方式作為一種基本修鍊法門，是對傳統道教思想的踐行，其意義與世俗行乞是截然不同的。邱處機有一首詞就體現其行乞時的超然心態：「孤僻嵁岩清凈界。鑿土安身，抱道忘知解。道友相看唯莫怪，貧閑守拙無相待。富貴功名堪倚賴。多是多非，尖嶮多成敗。玉食馨香終不耐，簞瓢寂淡常安泰。」並且，全真祖師王重陽為了鍛煉弟子，他要弟子出外行乞時，用紙寫著悟道的詩詞帖在弟子的背上，由此去引導世人覺醒。
當然，全真教行乞與世俗行乞一樣，都需要承認自己是需要別人提供物質幫助的人；都需要承認自己在施捨者面前的弱者地位；都不能讓世人看到其社會價值；在接受別人施捨時都不能立即提供相應的回報；所以他們在施捨者面前自然就低人一等，就需要默默忍受施捨者的歧視及各種污辱。馬丹陽有首以《在南京乞化》為題的詞說：「只為饑寒仍未免……願人懷吉善，舍一文錢，亦是行方便。」教祖王重陽也曾作詩描寫過行乞時的感受：「圈眼王三乞覓時，被人呼作害風兒。五般彩色於身見，一點靈光只自知。」又云：「害風人問有何憑，術法俱無總不能。」但是，世俗行乞者的「忍」是消極、陰暗、頹廢的奴性「忍」，而全真祖師行乞時的「忍」是積極、進取、堅韌、厚德的曠達「忍」。為生計所迫，不得已而行乞的世俗人，往往會含怨強忍而屈從迎合。但是全真祖師的行乞是在體察天道，接受自我的挑戰，效仿天道的守弱，以便達到忘掉我相的「自然」境界，行乞只不過是守弱的方法與途徑。世俗行乞者往往因飢慌而失去理性，在飢慌的促使中會滋生無限的「欲得」之心，一般不會放棄所有「可得」的機會。但是，王重陽行乞，「乞賜一飯足矣」（《金蓮仙史》）；邱處機行乞，「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簟瓢不置也」（《長春真人本行碑》）；劉處玄行乞，「人饋則食，不饋則殊無慍容，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郝大通行乞，「人饋則食，不饋則否，雖有人侮狎戲笑者不怒也」（《金蓮正宗記》）。顯然，全真祖師行乞的實質是為了屈而後伸，而且屈得愈深，方能伸得愈遠。正如孔子所言：「夫自損者必有益之。」在此意義上，全真祖師的「忍」實是為了未來的理想與抱負而尋找磨鍊心性(承受困厄和苦難)的機會，暫時的退，實是為了更好、更大的進；馬丹陽也曾作詩表述心性磨鍊之功用：「修仙須要降人我，更向水中養真火；意滅心忘無點塵，性靈丹結成功果。」（《洞玄金玉集》）
四、全真教行乞的修道意義
修行的過程是個驅除慾望、修鍊心性的過程。《重陽全真集》云：「緊鎖心猿悟光陰，塵凡百年遄速。下手頓修，元本真靈。此日要除骸屋，居家坑塹先須跳。將身已，便令孤宿，靜無觸。氣財色酒，一齊隳逐，俗景般般絕欲。」又因骷髏感嘆：「急急修行急急修，我今題寫此骷髏。從來世上爭名利，不到而今未肯休。」在凡世中，人的慾望就像一個破底的水桶對水的需求，將它注滿水之後，很快又會隨著漏水的外流慢慢變空，永遠需要往裡注水(不成骷髏未肯休)，永遠有不得滿足的痛苦。要想減少水桶對水的需求，必須修補好桶底的漏洞；要修補桶底漏洞就得停止注水，降低水位。全真祖師通過行乞來驅除慾望、修鍊心性，就如降低水桶的高度，在他們降低自己身份後自然就會縮小外界的「可欲」，致使內心寧靜、不為外物所亂，這正是對《道德經》中「不見可欲使人心不亂」之理的實踐。故《丹陽真人語錄》說：「去嗔怒所以養性，處污辱低下所以養德。」
驕傲自大也是心性修鍊中的一大障礙，道祖老子就曾告誡孔子戒驕（《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道德經》中也有學道需要虛心下氣、不滿不盈的思想（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常人往往會恃才傲物，曾經修習儒學的富翁馬丹陽，入道後身上難免遺留一些世俗痼疾，其師王重陽為了幫他掃除這些障礙，令他前往寧海故里行乞，馬丹陽以誓不返鄉為由推脫，於是王重陽對他一頓痛毆，迫使他通過在人人都認識自己的家鄉行乞，去打破人我是非、消除世俗的榮譽感和羞恥心。可見，身同乞丐的全真祖師，在施捨者面前不具任何驕傲自大的資本。
行乞的經歷還培養了全真祖師節儉惜福的品德。邱處機在《磻溪集》中寫道：「有身易著饑寒苦，無福難逃日夜長。」通過行乞充饑，他們切身體驗到衣食的來之不易，深感人身之難得，所以後來邱處機在《垂訓文》中寫道：「粒米文錢俱皆大有所關，乃世人之膏脂，農夫之血汗。非用心而難成，豈無功而可受？」致使後來「內修真功、外修真行」變成了全真教的主要教義。
行乞的經歷也促就了全真祖師達到「真清靜」的境界。《悟真篇》有言：「須知大隱居塵世，休向深山守靜孤。」《金關玉鎖訣》云：「難曰：多見今人清靜休妻，亦不能成道者何也？答曰：雖是此人清靜，卻不達真清靜之功，其人雖是一身清靜，卻不能定於精血養真氣，此人身清心不清，其身靜意不靜。」《授丹陽二十四訣》中說：「心清意靜天堂路，意亂心慌地獄門。」可見，在修道過程中，內清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外清靜。行乞讓全真祖師「絕名棄利，忘情去欲」，自然就能鬧中取靜，以致「心虛則氣住，氣住則神清，神清則德合道生矣。」如《甘水仙源錄》中對劉處玄的描寫：「先生獨遁跡於洛京，煉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管弦不足以滑其和，花柳不足以撓其精……人饋則食，不饋殊無慍容。」行乞鍛煉了全真祖師矢志不渝的修道決心和毅力，實現了他們內心的真清靜。
五、結語
《重陽全真集》云：「誦將來出世鄽，豪乞覓且隨緣。來線去成真拙，有入無任自然。」全真教祖王重陽，出生在一個「家業豐厚」、「以財雄鄉里」的地主家庭，從小讀書，修進士業，為京兆府學生員。金代劉祖謙《重陽仙跡記》稱他「美須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好俠」，是一個頗有豪氣、才氣的富家子弟。但是他「不修家業不修身，只恁望他空富貴。」(《全真集》卷九《悟真歌》)七真中首先歸投拜王重陽的是馬丹陽(馬鈺)，漢馬援之後，世居寧海州，業儒，富甲州里，人稱「馬半州」。喜讀書，善文學，輕財好施，曾補試郡庠。可見，在王重陽創教之初，經濟方面根本不用為生計發愁。《太上老君說百病崇百葯》言：「富有假乞是一葯。」顯然，全真祖師行乞，是在服用老君之葯——假乞。他們是在借用行乞中遭受的各種侮辱和困苦來鍛煉自我，打破對於我相的執著，慢慢地從世俗行乞的含垢忍辱的委屈心情，升華為含笑迎辱的曠達神仙境界。
直至明代永樂年間，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還將行乞寫進了《道門十規》：「其補破遮寒，乞食化衣，真功苦行，槁木死灰，乃磨礪身心分內之事。」要求各派道士皆遵初期全真教之制，效初期全真道士之行，苦修苦行，實踐真功，參究性命，歷經二百多年，行乞修道之法仍然被道教重視、沿用，可見全真教初期的行乞對修道以及道教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道教之音原創文章，轉載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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