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楠︱1920年代的藝術與1930年代的政治

朱利安·貝爾

文︱張 楠

作為二十世紀初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團體的二代成員，同時又是積極投身於三十年代各種革命和戰爭的知識分子，朱利安·貝爾（Julian Bell）的人生軌跡和價值抉擇, 清晰地呈現了上世紀初歷史潮流的風雲激蕩和文化思想的發展變遷。彼得·史坦斯基（Peter Stansky）和威廉·亞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共同撰寫的富有濃厚學術色彩的傳記《朱利安·貝爾：從布魯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內戰》（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正是緊扣這一主題，從朱利安的個體命運著手，有力地描繪出一幅豐盈厚重又發人深思的時代畫卷。

《朱利安·貝爾：從布魯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內戰》

從布魯姆斯伯里獨特文化氛圍熏陶下的童年生活，到劍橋大學時代的文學創作和政治熱情，再到遠赴中國教書遊歷，直至1937年參加西班牙內戰不幸傷亡，朱利安短暫的一生，被裹挾在種種相互矛盾的傾向之中：一邊是布魯姆斯伯里對藝術審美和人文哲思的執著，另一邊則是參與現實社會改造和政治變革的努力；一邊是布魯姆斯伯里對個體修養的推崇，另一邊則是三十年代瀰漫開來的集體主義激情。出生於1908年的朱利安，在其性格形成時期，正逢一戰後英國和歐洲的現代主義文化運動快速蓬勃發展，尤其是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文學藝術觀逐漸明朗和深化，而且團體中的核心成員，包括重要現代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E. M. 福斯特、利頓·斯特拉奇；藝術家瓦妮莎·貝爾（朱利安的母親、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姐姐）、羅傑·弗萊；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朱利安的父親）等，在倫敦文化藝術圈的影響也漸趨頂峰。這些核心成員曾深受二十世紀初劍橋著名道德哲學家G. E. 摩爾的影響，將愛、藝術創造、對審美體驗的享受以及對知識真理的追求，作為生活的重要目標。這一團體所信奉的文化價值理念，英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曾有過重要論述。在其專著《唯物主義和文化中的問題》（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中，威廉斯稱讚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社會良心」，無論面對戰爭、野蠻專制、武力強權、還是各種歧視偏見的陰霾，布魯姆斯伯里成員始終堅定不移地提倡個體自由和明達。他指出，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對智識審美的信仰，和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有承接關係，他們認為「文明的個體」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而社會進步只能通過培養越來越多「文明的個體」來實現。

雷蒙·威廉斯

傳記對布魯姆斯伯里團體文化理念的描述，與威廉斯的解讀頗為一致。誠然，傳記並未深入探究這一理念的複雜性，尤其是「文明」的豐富內涵，以及個體與社會群體之間的辯證關係。美國學者克里斯婷·弗魯拉（Christine Froula）在其廣被引用的著作《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布魯姆斯伯里先鋒派：戰爭、文明與現代性》（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中，就曾深入剖析了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知識分子對康德啟蒙理念的繼承，以及他們在一戰前後如何努力通過藝術創作和公共論辯，反抗極權專政，參與推動歐洲文明的進程與世界和平的發展，而不只是追求個體的修養和完善。但是，傳記從朱利安對老一代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價值觀的繼承和反抗中敏銳地捕捉到，朱利安以及他同時代的眾多英國文人，在沉思與行動、超然與責任之間，經歷了更為痛苦的掙扎和更加艱難的抉擇。

《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布魯姆斯伯里先鋒派：戰爭、文明與現代性》

1927年，朱利安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讀書，和布魯姆斯伯里團體中他的很多父輩文人一樣，既熱愛文學創作，又堅持理性思辨，還被選入以其成員才思敏捷、出類拔萃著稱的「劍橋使徒」社團。但相比小說及其它藝術形式，朱利安更傾心於詩歌，他也可謂是布魯姆斯伯里團體核心中為數不多的一位詩人。1930年秋，他在劍橋的本科學業結束後不久，第一部詩集《冬日樂章》（Winter Movement）由倫敦著名的查托-溫達斯出版社出版，他也開始在英國詩壇展露頭角。1932年，W. H. 奧登、斯蒂芬·斯彭德、C. D. 劉易斯、約翰·萊曼以及朱利安等年輕詩人的詩歌合集《新署名》（New Signatures），由伍爾夫夫婦創辦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在英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後來很多學者，包括塞繆爾·海因斯（Samuel Hynes）在其重要專著《奧登一代：1930年代的文學和文化》（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中，都認為詩集是三十年代「奧登一代詩人」的標誌性宣言。朱利安的好友約翰·萊曼在為詩集撰寫的簡介中，突出強調了詩歌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三十年代的新一代詩人不只努力反抗世界上諸多他們認為需要改變的事物，他們作品中的激情與活力，也是對英國現代詩歌中的悲觀主義和智識冷漠的挑戰。

《奧登一代：1930年代的文學和文化》

朱利安雖然和奧登等人一樣，批評包括T. S. 艾略特在內的上一代現代主義詩人刻意的晦澀風格，但無論從詩學方法還是思想觀念上，他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這些見解對理解三十年代的智識氛圍和時代思潮也大有裨益。就詩歌創作而言，他認為自己同輩詩人的作品中摻雜了過多浪漫主義和政治狂熱。在他看來，詩人不可能兼具藝術家和革命家的雙重身份，過於訴諸「情感和革命激情」，既會損害詩歌和文學的價值，也無助於政治變革。朱利安對於三十年代初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所發生的變化，有著敏銳的洞察和判斷。他在1933年給《新政治家與國家》雜誌的一封信中寫道，在他所熟識的1929年和1930年的劍橋大學，智識性話題的中心通常是詩歌，當時大家很少談論政治，甚至想都不會想。可是到了1933年末，情況完全顛倒過來，公共討論的唯一主題就是當代政治，而且本科生中相當大一部分人已經，或者快要成為共產主義分子了。朱利安指出，對文學的興趣即便仍然存在的話，其性質也發生了極大改變，而且在奧登和他的「牛津團體」的影響下，文學變成了共產主義的盟友。他進一步作出分析，認為當時英國的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學現象，是一戰後的第二代人在試圖逃離艾略特描繪的現代荒原。對共產主義的熱衷反映出兩種驅動力：融入群體的渴望和需要宣洩的政治激情。在他們這代人中，出身於閑適階層或文雅階層的很多人，似乎在重複以著名戰爭詩人魯珀特·布魯克為代表的上一代人的經歷，他們需要一種「戰爭的道德等價物」，而共產主義正好提供了活動的舞台，齊心協力的感覺，還有戰爭的某種歇斯底里。

魯珀特·布魯克

然而，朱利安反對把詩歌和政治混為一談。一方面，他對政治激情始終持有戒心，這和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影響不無關係。包括伍爾夫夫婦、福斯特和斯特拉奇在內的布魯姆斯伯里作家，尤為欣賞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的文學和思想，對他們而言，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節制對文學創作和政治實踐同樣重要。朱利安強調，如果詩歌和文學被直接運用於社會鬥爭，無異於打開了通往智識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在三十年代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不斷激化，各種極權專制主張不斷蔓延的環境中，詩歌需要的是清通樸素的風格和清晰明澈的思想，只有這樣，理性的頭腦才能對法西斯和保守勢力作出智識反擊。因此，他極力推崇十八世紀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的詩作，讚賞其詩風的精準性和哲思性，甚至在自己的詩作中大量模仿蒲柏最著名的「英雄雙韻體」形式。

亞歷山大·蒲柏

另一方面，剔除了政治激進主義的詩歌創作，卻又無法滿足朱利安爾參與到政治變革的歷史洪流中的強烈願望，再加上奧登和劉易斯等同輩詩人的作品獲得了讀者更高的評價和認可，詩歌和藝術創作對他的吸引力越來越小。進入三十年代後，他越發希望成為一個行動家，培養自己在市政規劃、機械運用、組織運籌以及治理世界方面的能力。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著名的文章《藝術家和政治》中，曾論述過藝術家對政治生活的推動作用，體現在他對人心複雜性的深刻洞察和刻畫。她指出，藝術創作非但不會讓藝術家脫離民眾，反而會提高他的感受力，在他心中孕育一種對大眾的激情和需求的敏感，而這種感覺是那些為某個國家或者某個政黨奔忙勞碌的活躍分子所無法體會、也無暇培養的。藝術家的創作可能會有欠缺，但他絕不會對事物無動於衷。他也許比積極的公民更痛苦，因為他沒有明確的職責可以履行。伍爾夫提到的這種痛苦，作為詩人的朱利安無疑有著深切的體會。他感慨說，「我感覺自己永遠也無法滿足於單純從事藝術創作」。他渴望職責和行動，而伍爾夫理解的建立在洞察人性基礎上的政治生活，帶有布魯姆斯伯里式重思考、輕行動的特徵，和他迫切想要參與的政治實踐和運動並不一致。朱利安批評老一代布魯姆斯伯里成員所珍視的「美好的心智狀態」，過於偏重個體的審美和情感經驗，是缺乏行動力的表現。與此相反，他提倡培養那些「由行動激發而生的可貴的心智狀態」，並聲稱行動是最有效的藥物，比如戰爭和革命行動通常對治療浪漫的絕望相當有效。他還堅信，知識分子往往是善於行動的人，而且如果他們能保持頭腦清醒的話，可能會行動更加頻繁。

弗吉尼亞·伍爾夫

可以說在朱利安身上，布魯姆斯伯里團體所代表的老派自由主義思想和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之間的衝突體現得尤為明顯。他認為傳統自由主義思想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浪漫主義，因為它建立在對理性和美德的信仰之上，對人性的陰暗和卑鄙認識有限，可是充滿理性和德性的人畢竟少而又少，加之自由主義堅決反對使用武力，但除此之外又沒有其它可靠的支撐力量，結果只能在幻想和幻滅之間來回搖擺。和他的很多同齡人一樣，在三十年代初，朱利安的政治立場完全傾向於左翼一邊。他認同在民主政體中進行社會主義變革，並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因為他相信社會主義有助於將人類的福祉和價值最大化，而且能夠提供一個免於戰爭的穩定社會，人類在其中可以探索自身更多的潛能。耐人尋味的是，他主張對社會主義——或者更確切地的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始終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務實的態度，堅決避免政治激情和理想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作出的分析具有科學、清晰和理性的特徵，這些都是他認同的價值標準，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把「工人群體」神秘化，好像簡單、惡劣的生活處境反而是一種優勢，這讓他無法接受。他認為自己是馬基雅弗利，而不是馬克思的信徒，共產主義在他看來更像一種「沉悶的宗教」。

朱利安的政治現實主義，亦有別於馬克斯·韋伯描述的政治志業。韋伯認為作為志業的政治，就像「緩慢、費勁地穿鑿硬板」的過程，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理性的頭腦和責任心，以及在理想主義和殘酷現實之間尋求平衡的勇氣。布魯姆斯伯里的老一代成員中，倫納德·伍爾夫可以說最深諳其中之不易。他曾投入到多個社會組織和基層政治的大量活動當中，在婦女合作社和爭取選舉權運動、費邊社、工黨關於帝國和外交事務諮詢委員會，以及公務員仲裁法庭等組織和機構工作多年，這些工作往往紛繁瑣細，需要莫大的韌勁和付出。倫納德·伍爾夫曾感嘆，「保持沉著冷靜，又勇于堅持自己的信念，是一項艱巨，甚至經常是痛苦的差事」。相比之下，朱利安對行動的熱切渴望，卻沒能轉化為這種對日復一日的事務性工作的擔當。他雖然堅決反對政治理想主義，但是在現實選擇中卻始終無法拋開自己的理想抱負。從劍橋本科畢業後，他獲得國王學院的獎學金做了一年半課題研究，1933年他試圖在劍橋謀得一席研究職位，但未能如願。倫納德·伍爾夫曾幫他安排為工黨撰寫文稿的工作，既可作為一份職業，也是一種政治實踐，然而朱利安並不樂意，他期待驚天動地的重大事件，他嚮往驚心動魄的革命行動。

伍爾夫夫婦

1935年7月，朱利安受聘為武漢大學英語文學教授，隨即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這是他短暫的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事實上，史坦斯基和亞伯拉罕斯這部傳記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將朱利安在中國的經歷，置於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量。相較帕特麗卡·勞倫斯（Patricia Laurence）在《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現代主義和中國》（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一書中對朱利安和布魯姆斯伯里成員與當時中國文化界的交流作出的詳細描述，傳記更深入地剖析了朱利安的個人選擇所包涵的時代特徵和價值取捨。朱利安和他同時代的年輕詩人，在三十年代面臨相同的困境：日益動蕩的政治環境和職業化的社會分工，使得以詩歌創作為生極為困難。奧登和劉易斯等人大學畢業後，為稻粱謀，都不得不在一些偏遠的學校教書多年，無法一心一意專註寫詩。朱利安既不想局限於詩歌和文學創作，也不願屈服於市場的職業化導向，在遠赴中國之前，他始終無法找到既能發揮自己的智識才華，又能實現自己的政治行動願望的事業，只能做一些臨時的編輯工作，間或寫些詩歌或評論。到遙遠的異國他鄉教書的機會，不僅滿足了他性格中的浪漫和冒險精神，也讓他邁出有別於布魯姆斯伯里文化精英慣有的人生軌跡的重要一步。

《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現代主義和中國》

只是這一步讓他再也無法回頭。在中國講授英語文學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裡，從情感上，他呵護著自己所繼承的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傳統，然而在思想上，他徹底走向了布魯姆斯伯里堅決反對的軍事戰爭。在和他母親瓦妮莎及姨媽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頻繁通信中，他興奮地講述了自己在中國如何傳授文學鑒賞和批評，如何選取伍爾夫、普魯斯特等現代作家極具挑戰性的作品與學生一起分析解讀，如何用布魯姆斯伯里式嚴謹自覺的智識思辨，改造在他看來缺乏思想內涵的多愁善感和浪漫主義。而他的個人生活，也反映了他和布魯姆斯伯里之間緊密相連的精神紐帶。在與親人和友人的大量書信交流中，他坦言自己和凌叔華的親密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強調，在他的戀人當中，包括他在劍橋的幾位女性密友，凌叔華最具布魯姆斯伯里的文化氣質和藝術精神。可以說，走出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後，他更加理解和珍惜布魯姆斯伯里的文化價值。

凌叔華

可與此同時，他也更加堅決地反對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對武力的抗拒，還有在他看來，面對猖獗的法西斯勢力顯得蒼白無力的自由主義理念。布魯姆斯伯里老一代成員在一戰期間本著良心拒服兵役的立場，在英國當時的文化界影響頗大。朱利安最初和他的父輩一樣，強烈反對戰爭和暴力，然而隨著三十年代希特勒對權力的掌控，尤其是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他堅信惟有通過戰爭才能消滅暴政。身在中國的朱利安，對西班牙內戰極為關注，他明白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更險惡戰爭的序曲，而歐洲的文明也岌岌可危。他在給英國友人的信中寫道：「我不再相信理智、勸說和妥協——還有正義——這些都很美好，但卻無可救藥地過時了。我確實相信武力和報復，而這些真不是我喜歡的。」他在中國寫下的一篇題為《戰爭與和平：致E. M. 福斯特的一封公開信》（1937）的文章，更直接地闡明了他對布魯姆斯伯里和平主義的反思。他論述說，「不作武力抵抗就意味著忍受法西斯主義強權。法西斯主義不只意味著暴力，還意味著奴役，不僅會殺戮和折磨，而且會摧毀一切理性的、合理的或文明的反抗機會，並將以暴力和宣傳鼓動的方式，不顧一切地把所有自由和人道的思想或人群消滅殆盡。」而G. L. 迪金森和倫納德·伍爾夫等老一代布魯姆斯伯里成員積极參与構建的國際聯盟，作為全球集體安全和合作機制的一個重要組織，在朱利安看來更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完全無法維護和平或者結束戰爭。布魯姆斯伯里一如既往的和平主義和朱利安對武力手段的認可，常常被歸結為兩代人價值取向的差異。朱利安和他同時代的年輕人，更願意選擇直接參加革命行動和戰爭，而不是出於良心反戰。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回憶朱利安的文章中曾感慨，朱利安這一代年輕人對戰爭的激情，在她這代人中非常少見。她指出：「儘管我明白參戰是一項『事業』，可以被稱為自由或諸如此類的事業，但我的本能反應是作智力上的抗爭。倘若我能發揮點什麼用處的話，我會用寫作來反抗：我得先制定可以對抗英國暴政的什麼計劃。一旦使用了武力，一切都變得毫無意義，也極不自然。」

E. M. 福斯特

1937年春天離開中國後，朱利安回到英國與親人朋友短暫團聚，隨即毅然奔赴西班牙內戰戰場，再也沒能回到親人身邊。和他同時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朱利安相信只有激進的政治行動，才能挽救歐洲和人類文明。他也深信，既然他認為戰爭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必然手段，那麼參與其中他責無旁貸。無論他如何批評布魯姆斯伯里的自由主義立場，就信仰和實踐的一致性而言，他無疑繼承了布魯姆斯伯里團體的精神。在西班牙戰場上駕駛救護車的日子裡，他果斷、幹練、無私，並認真學習現代戰爭的方法，為將來更艱巨的戰爭積累經驗，而拉辛的劇作、波德萊爾的詩歌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散文，也是他和戰友熱衷討論的內容。當子彈最終穿透年僅二十九歲的朱利安的胸膛時，他在昏迷前仍用法語說起戰爭和藝術。他的生命最終為政治而燃燒，而布魯姆斯伯里對文學和藝術的熱愛始終在他心底，給他的靈魂帶來最終的慰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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