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產生的土壤，在清廷不在民間
圖註：1900年6月20日，被八國聯軍抓獲的三名義和團，被剪去了辮子。
文 | 諶旭彬
在中國近代史上，「義和團」是一群面目模糊之人。有人覺得他們可恨，也有人覺得他們可憐。
他們到底是誰？
一、政府的不作為與反作為
在今天，義和團已被牢牢地貼上了「盲目排外」的標籤。
但義和團的產生，並不能說是「盲目排外」的心理所致——在1900年之前，義和團的前身，無論是「大刀會」、「梅花拳」還是「義和拳」等等，其出現與存在，都是為了具體的現實利益，而非抽象的「盲目排外」。
這種現實利益層面的訴求，主要存在於教民和非教民之間。
德國學者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認為，相比做慈善事業：
「天主教傳教士傾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預詞訟，以該方皈依為代價。……這種富有爭議的皈依策略被證明在傳統衝突盛行的區域取得了成功。」
七次考察中國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對方濟各會在山東傳教，也有類似的描述：
「中國教民多數主要是為了獲得外國的保護而受洗入教的，就連馬天恩神父也承認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這樣的做法，自然會使教民和平民，蛻變為兩個權力相差懸殊的階層。
很難說教民之中，究竟有多少良民，有多少不法之徒。但不法之徒大量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認為：
「通過這種方法（干預訴訟）入教的中國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
狄德滿堅持認為傳教士干預訴訟只是為了保護信徒不受中國官府迫害，但他所舉的例子——山東單縣趙家莊和曹縣郭堂村，兩個當時臭名昭著土匪巢穴，在官府前來剿匪時，因傳教士的介入，而安然成為教會的重要堂口——顯然並不能支持他的論斷。
相藍欣則利用西方史料，判定魯南教區的主持者安治泰，在德國政府的支持下胡作非為：
「安治泰不會放過一個教案的機會對中國政府進行勒索，……有的時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尋釁，無事生非。19世紀90年代中，魯南的很多民、教衝突發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謠言流傳甚廣。1890年在某縣集市上，一位屠夫在賣肉時將一羊頭掛在攤上，有教民看見，告訴洋教士，謂此乃有意詆毀洋教，只因為『羊』『洋』諧音。一場混戰之後，該屠夫被教士報官，在公堂上這位屠夫自然輸掉了官司，吃盡了苦頭。」
更糟糕的是，很多民間非法組織如白蓮教，為尋求庇護也加入了教會，傳教士們來者不拒，認為「白蓮教的成員多是鄉村中的好人，是農村人口中的優秀分子」。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教民和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制約，本不難和睦共處。奈何晚清並不正常，敵不過西方的堅船利炮，在教案中無力平等依法裁決，只好轉過頭來壓逼自己的百姓。
整個1890年代，朝廷下發了大量的文件，要求地方官嚴防死守，絕不可讓教案發生，並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若事發突然，地方官降一級留任；若保護不力，地方官降兩級留任。
這等於將地方官推入了一個無解之局：不能挑戰傳教士的特權，就只能偏袒教民，無法在訴訟中保持公正；偏袒了教民，則必然引起非教民的不滿，這些不滿者，又往往會去尋求「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的幫助，來和教民對抗；這種對抗，又勢必增加教案的發生機率。
所以，1890年代的山東，自巡撫而下，很多地方官員在顫顫巍巍地走鋼絲——為保住烏紗，他們對「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採取兩手策略。一手鼓勵，希望「大刀會」等能展示實力，讓傳教士們從自己的轄區知難而退；一手殺戮，在衝突激化時，把「大刀會」等組織的領袖抓起來，給傳教士一個交待，以消弭教案。
如果說這種兩手策略，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無作為」的話，那麼，1899年春朝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條款》，則是明顯的「反作為」。
朝廷的本意，是想甩鍋，把處理教案的權力和義務，全都甩給地方官，這樣就可以迴避列強動輒把教案捅到京城，上升為外交事件。
但該文件同時規定，傳教士中，總主教、主教相當於督撫級別，可就教民問題隨時面見督撫；其他依次遞減，與中國地方官員的級別一一對應。這等於再度削弱了地方官的權威，也使得傳教士干預訴訟更加名正言順。當政府不再有能力充當民眾正當利益的保護者和利益糾紛的公正仲裁者時，教民選擇投身教會，非教民選擇加入「大刀會」、「梅花拳」，就成了很自然的選擇。
1890年代，所有的山東巡撫都在強調，教民和非教民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山東動蕩不安的根源，沒有人把焦點放在文化「排外」上——當然，也沒有人敢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動蕩是自中央而下各級政府的失職所造成。
1950-1980年代山東大學的田野口述調查，佐證了山東巡撫們當年的說法——被調查的老人們口中的教民、非教民之間的衝突，全都關係到具體的物質利益，鮮有人提及「文化侵略」。
如今，雖然能夠知道教民中有很多不法分子，所有的山東巡撫以及所有被訪問的老人，也都對衝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態度，但考慮到那些躲避官府、豪族盤剝的平民也有可能選擇入教尋求保護，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利益衝突的是非曲直，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判斷。
惟這種衝突，是政府的不作為與反作為的後果，則屬毋庸置疑。
圖註：日軍繪製的八國聯軍攻入紫禁城之情景
一、清廷刻意引導其成為排外暴民
早期的梅花拳、大刀會，在與教民衝突時，所爭的往往是歸屬有分歧的物質利益。
1896年，江蘇碭山縣地主龐三傑與劉藎臣爭奪一塊名叫「東湍」的土地的所有權（因黃河改道造成產權不明），劉藎臣入了教，龐三傑就選擇從山東單縣請來大刀會與之對抗。
1897年，家有400畝地的梅花拳領袖趙三多，介入到山東冠縣梨園屯的教民與非教民的衝突之中，也只是為了從教民手裡奪回當地的玉皇廟。
1899-1900年的北方大旱，使事情發生了變化。許多年輕人無事可干，且生活陷入困境。無賴教民惡意製造與非教民的官司，無賴非教民加入義和拳搶掠教民合法私產，漸成常見之事。義和拳、大刀會的領導者，其成分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家有業的士紳漸漸失去對拳會的控制權——他們不願意離鄉，不樂衷搶掠，災荒使加入拳會尋求救濟者增多，也使這些士紳感覺負擔過重——姚文起、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曹福田、張德成這樣的無業游民，逐漸取代士紳富戶，成為拳會的新領袖。（11）
朱紅燈、曹福田這類人並不愛大清。他們喊出「興清滅洋」這類口號，不過是一種避免被清軍剿滅的策略（因朱同時自稱明朝皇室後代，仍遭到了官府的圍剿）。
他們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說：
「到（1900年）5月中旬為止，義和團的暴力活動幾乎完全是針對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個外國人(卜克斯)喪了命，義和團的矛頭還未指向鐵路和電報。」（12）
顯然，這些人很清楚，若打殺了真洋人，官府決不會置之不理；鐵路、電報無法拿來吃喝，他們也不感興趣。
這種「理性」確實帶來了好處。當袁世凱於1899年底就任山東巡撫，準備以武力鎮壓本省義和團時，朝廷接連給他去了三封電報，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可一味進剿，釀成民變。
不過，袁世凱率軍上任，公開指責義和團的歷史源頭乃是反朝廷秘密組織，還是起到了震懾作用。1900年春，山東的遊民們扛著「興清滅洋」的旗幟陸續轉移到了政策更為寬鬆的直隸，繼續他們的打砸搶活動。不久，他們又獲允湧入了京城，其排外暴民式的所作所為，眾所周知，此不贅述。（13）
朝廷之所以縱容這些打砸搶分子，與慈禧反西方的個人情緒有關。如秦暉所言，戊戌政變後，慈禧希望廢黜光緒帝，卻遭到了列強的阻撓：
「列強既出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於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義和團正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麼短時間裡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並繼而使列強有借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14）
「庚子西狩」後，為了與列強議和，慈禧選擇了拋棄這些打砸搶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為了躲避朝廷的懲罰，轉而又入了教。
綜上略言之，反思義和團的關鍵，在於根除產生義和團的土壤。這土壤，在清廷不在民間，在廟堂不在江湖。
圖註：西方媒體繪製的義和團形象——殘忍屠殺教民、傳教士
注釋
（德）狄德滿，《華北的暴力和恐慌 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P167。李希霍芬，《山東及其門戶—膠州》，第六章。收錄於《德國侵佔膠州灣史料選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P63-67。（美）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收錄於《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年》（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P598-599。狄德滿，《華北的暴力和恐慌 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P174-175。相藍欣（瑞士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跨國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P55。George M.Stenz,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 P38-39.轉引自：（韓）李銀子，《19世紀後半期魯西民間宗教結社與拳會的動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曹縣大刀會領袖劉士端，就遭遇了這樣的命運——劉士端曾協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而獲官方認同（岳二米子為自保入了教），但當1896年4、5月間大刀會與教民衝突激化時，曹縣地方官選擇了以宴會的形式對劉士端進行誘捕，隨後將之殺死。1898年山東巡撫張汝梅曾上奏朝廷，希望以辦團練的名義，把義和拳、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收編，將其納入政府控制範圍，以最大限度消除其與教民的衝突。可知參加義和拳、梅花拳已成為當時非教民對抗教民的主要手段。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的奏摺，參見《義和團資料叢編：山東教案史料》，齊魯書社，1980，P171-176。袁世凱的奏摺，參見《近代史資料專刊·籌筆偶存·義和團史料》，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P157。參見：路遙/主編，《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11）姚文起四處流浪為生，一再鼓動趙三多舉旗，趙因為介入梨園屯事件，感覺進退皆不得解脫，傾向於舉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業的領袖人物，俱不贊同，要求趙另立名號，不許使用梅花拳的名義，趙遂改用「義和拳」。朱紅燈「家無親屬，隻身遊盪」。心誠和尚自幼因貧出家，四處遊方。於清水家中僅二畝半地，以給人扛活為生。曹福田「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張德成以操舟為生。見《山東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 》，P891-893，等。（12）柯文，《歷史三調 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P48。（13）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跨國研究》，P111-118。（14）秦暉，《「西化」、「反西化」還是「現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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