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印譜：革命年代的「革命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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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

馮印譜，山西萬榮人，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高級記者。曾任山西日報報業集團編委、三晉都市報社長兼總編輯。現為山西大學文學院新聞傳播系研究生班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山西大學商務學院、中北大學客座教授。著述頗豐，包括新聞論著、雜文集、紀實文學、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等。

娶媳婦嫁閨女，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幾乎家家戶戶都會經歷的事情，也是人類得以繁衍生存的根本。對於一個小家庭來說，這絕不是小事，而是既令人欣喜又令人犯愁的大事。在改革開放前的「大鍋飯」年代，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婚禮演變，凸顯出兩道濃墨重彩：一曰貧窮；二曰革命化。

在我的家鄉晉南農村，男女之間神聖的婚姻，延續著一種非常落後的陋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命的是早定婚。絕大多數人家子女長到七八歲，就有「媒人」上門提親了。天下無媒事不成，在自由戀愛嚴重缺乏的農村，婚姻大事只有依靠媒人從中穿針引線。

媒人一張嘴，奔赴兩家一說和，雙雙家長思忖一下，感覺門當戶對，男方主要看女方閨女長得模樣俊俏不俊俏，女方主要看男方家境殷實不殷實，多數大人不徵求子女意見，一樁親事就給子女定下來了。還有少數人家大人對脾氣，嬰兒還在肚子里，就指腹為婚。

有的人家大人也詢問一下子女滿意不滿意，但這僅僅是象徵性的，試想，如此年齡的孩子尚處於懵懂階段，既害羞，又膽怯，不會說出個子丑寅卯來。有的對象家住在鄰村，男孩女孩壓根兒見也沒見過面，更沒法表態。有的定親形式稍微開明一點，媒人領上男孩女孩到附近的廟會上，或者是演戲的戲台下，匆匆忙忙間，瞄上對方一眼，就算見過面了。更有不少男女直到當上新郎新娘舉行婚禮的那一天，才第一次看清對方長啥模樣。

時代前進了幾十年，農村青年的婚姻大事，依然像魯迅先生當年娶朱安女士那個樣子。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未來的婚姻能否美滿幸福，只能聽從父母的擺布，聽從命運的安排。

我老家男女婚姻的第一步是舉行一種定婚儀式。通常，男方家要送女方一條圍巾、襪子和發卡啥的，女方家回送男孩一支鋼筆啥的，一門親事就算敲定了。定婚之後，倘若一方因種種原因反悔的話，通過媒人告知對方一聲也可以，但往往會受到人們恥笑。

婚姻的第二步是雙方子女長到十二三歲，需要舉行一種確婚儀式，俗稱「提壺」。這一次較為隆重，男方家要送給女方几件衣料，還有些鏡子針頭線腦等玩意，女方家則要回送男孩一件衣料。

確婚的這一天，由媒人，通常是兩位能說會道的大人，手裡提著一個酒壺，引領上男孩女孩上對方家拜見家長和親朋，雙方家庭都要準備豐盛的飯菜，熱情招待。一旦確婚，此後男方家每年需要送給女方一件或一身衣料，直到20歲左右結婚為止。

第三步就是舉行結婚儀式，那就更加繁瑣了。結婚之前，男方要給女方家送彩禮。那時彩禮的行情，普遍時興「一份禮」240元，雙方家長開明或關係好的，叫作「仁義親」，講究「半份禮」，折半120元。男方家籌備這筆彩禮，在經濟困難年代，確實令人發憷。

另外，男方要娶回媳婦，還需要準備新房，需要置辦傢具，需要承辦酒席，算計下來總共要花多少錢？女方家相對好一點，接收下男方的彩禮錢，如果家境殷實的，子女又少的，用這筆彩禮錢置辦些被褥衣裳和箱櫃，全部給女兒做了陪嫁，甚至還要出錢倒貼一點。

而家境差一點的，家中男孩多的，給女兒的陪嫁就極少，做父母的省下女兒的彩禮錢，為的是給自己的兒子娶媳婦用。總體情況看，男孩娶親比較發愁，養姑娘並不個個都是「賠錢貨」。

「文革」期間，「大鍋飯」讓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窮，迫使人們絞盡腦汁思謀不少窮辦法給兒子娶媳婦。沒有彩禮，就四處借債；沒有錢買傢具，就請木匠臨時製作；沒有新房，老大用過的新房老二繼續用。

結婚儀式的酒席，家鄉講究八大碗，所用的豬肉，自家餵養一頭肥豬就夠了。有的酒席還採用蘿蔔、茄子等食材製作成「假肉」，裝扮門面。主食吃饅頭，白面稀少，就用白麵包皮，裡面是玉米面高粱面，或者拿白玉米面代替，圖的就是表面好看一點。

我奶媽家的大哥結婚，家裡連玉米面也短缺，曾從我家借了一口袋玉米。婚後過了兩三年，大哥跟結了婚的二哥分家另過日子，大哥跟嫂子辛苦打鬧小日子，才有了點積蓄。那天，大哥扛著一口袋玉米送到我家，滿臉歉意，說：「叔，這麼多年了，您拿秤稱稱分量，看夠不夠。」

我父親嗔怪道，「稱啥？你還騙你叔不成？」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農民給兒子結婚，既缺糧又少錢，尤其是男孩多的家庭，的確能讓做家長的愁白了頭。

我父親早年在公社、村裡行醫，走家串戶，跟本村和鄰村人都比較熟絡，鄉親們免不了拜託他幫忙給子女介紹對象。父親是個熱心腸，遇到合適的，順便就給提說提說，由此玉成了不少姻緣。

按照習俗，新人結婚時，一要邀請媒人喝喜酒；二要新婚夫婦給媒人叩頭行禮；三要贈送媒人一個白面做的大饅頭，表示感謝。因此，媒人想給某家男孩女孩介紹對象，常常會說：「我想吃你家孩子的大饅頭。」或者說：「咋樣？你家孩子的大饅頭讓我吃不？」

曾記得，父親給本村一個小夥子介紹了鄰村一個女孩，男方家裡有四五個男孩，經濟相當拮据。臨到結婚前夕，說啥也湊不出240元的彩禮錢。我父親跟女方家長慣熟，就從中擔保說：孩子年齡不小啦，先讓他們結婚，這筆彩禮等到結婚以後再給你們。

就這樣，糊弄著讓兩人成親了。直到結婚三年後，男方家長才付清了應給女方的彩禮錢。這在農村絕對是罕見的，所以，小夥子的父親感動異常，逢人就說：「唉，若不是馮先生從中說和，我兒子哪能有媳婦？我兒子給媒人叩頭行禮，按說，我都應該給人家叩頭呢！」

此前鄉村舉行婚禮，迎親隊伍排成一長溜。打頭的儀仗隊，由一個小男孩肩扛一隻小扁擔，扁擔一頭吊著一隻綁縛的大公雞，另一頭拴著一個酒壺和一根大蔥，這些玩意兒大概都是圖個吉利吧。

我小時候經常在親朋家承擔這一任務。另有幾個小孩打著彩旗。然後是請來吹吹打打的嗩吶班子，再後面才是伴郎和新郎。這一迎親隊伍浩浩蕩蕩到了女方家，美餐一頓，然後迎娶上新娘，返程的隊伍中增添了伴娘和新娘，還有一群送親的七大姑八大姨和車馬。

「文革」爆發，這些習俗被打成了封、資、修的「四舊」，受到批判。婚禮儀式添加塗抹了濃重的革命色彩。迎親隊伍打頭的小男孩不允許挑公雞和酒壺之類的擔子，替換成手捧偉大領袖的畫像。民間的嗩吶班子不準用了，吹鼓手這個行當就失業了，換成了由大隊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吹吹打打的洋鼓洋號。以前新郎新娘騎高頭騾馬，現在換成了騎自行車。

結婚典禮儀式上，新人和來賓首先要向偉大領袖的畫像行三鞠躬禮。這一切，開始時人們不大習慣，不過，漸漸地舊習俗就被革命婚禮儀式取代了。

男孩女孩定親時，以前相互贈送的圍巾和鋼筆禮品，如今換成了毛主席紀念像章和毛主席語錄本。婚禮上，親朋好友贈送禮品，也成了毛主席畫像和毛主席著作，以及革命樣板戲的年畫，即便是暖瓶、臉盆等物品，上面也噴繪著毛主席畫像和毛主席語錄。反正，從裡到外，從頭到腳，婚禮處處洋溢著濃厚的「移風易俗」革命化色彩。

然而，結婚送彩禮這一根深蒂固的舊習俗，並沒有因革命而取消。男方家長認為花錢娶媳婦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女方家長也認為自己把姑娘養了這麼大，收點彩禮也是完全應該的。即便是那些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的農村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私底下也沒有徹底拒絕彩禮。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大鍋飯」造成集體經濟越來越「日薄西山」，男婚女嫁的彩禮錢更成為社員的一筆重負。我高中畢業回村勞動，父母親和我3個勞力辛苦一年，年終分紅僅僅50多元錢，還不能及時兌現。

一個男孩娶媳婦需要彩禮240元，加上添置傢具、置辦衣裳被褥、準備酒席的開支，錢從哪裡來？一戶農家有兩三個男孩呢？那時不少村莊「光棍漢」多，彩禮就是一道邁不過的坎！

當時報紙上宣傳的革命婚禮，精彩紛呈，令人大開眼界。例如，一對新人上午舉辦了婚禮，下午就扛起鋤頭上地干農活。有的青年男女衝破舊風俗，在水利工地舉辦婚禮。有的女青年不要一分彩禮，不要一件嫁妝，自個步行到了男方家中，就算結婚了。有的男到女方家，自願移風易俗，不改名換姓。有大城市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愛上了當地的農民，衝破城鄉差別、知識差別、年齡差別等舊觀念，毅然與其結婚，在農村安家落戶，決心改天換地，干一輩子革命。

這樣的「典型」極為稀缺，其中不乏有記者為了配合政治形勢寫出的「虛假新聞」。真是難以想像，這些思想進步、行動勇敢的知識青年，是被革命的激情燒昏了頭腦，還是為了出風頭贏得政治虛名。當「文革」的大幕降落後，他們為自己的孟浪和不成熟悔恨過嗎？他們該拿什麼來慰藉自己的餘生呢？

還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期社會一片混亂。到了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同時宣布即將召開「四屆人大」會議。當時報紙上大肆宣傳提倡晚婚晚育和計劃生育政策，於是，社會上沸沸揚揚流傳著一種說法：「四屆人大」會議將會對《婚姻法》進行重大修改，原來《婚姻法》規定的結婚年齡是：男20歲，女18歲；修改後的《婚姻法》男女結婚年齡都統統推遲到25周歲才行。

晉南農村流行早定婚早結婚習俗，家長們聽到這一傳言嚇壞了，人人「談虎色變」，在城鄉尤其是農村颳起了一股男女青年爭相結婚的風潮。在此關鍵時刻，政府權威部門不僅沒有及時出面闢謠，民政部門反而收緊了對結婚證的正常發放，從而進一步助長了謠言的傳播和可信度。

一時間，農村有權力有關係的人家家長，紛紛請客送禮，「走後門」，給子女搞到了結婚證書，匆匆忙忙舉辦了婚禮。大多數沒權力沒關係的人家，在領取不到結婚證書的情況下，索性不顧一切，按照鄉村的習俗為子女舉辦了婚禮。

一開始，公社領導和大隊黨支部和革委會幹部決心剎一剎這種歪風，在婚禮舉行的當天，把那些沒有領取結婚證就舉辦婚禮的一對對新人，傳喚到大隊部，關起門來，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責令他們寫出深刻檢查。實際上，這樣處理只能嚇唬嚇唬老實巴交的農民，但凡敢冒此風險的，都是家庭成分好的，天不怕地不怕，「地富反壞右」分子子女，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這些舉辦了婚禮的「新人」被關了幾天，大隊幹部們也沒啥轍。說他們違法吧，犯的也不是什麼彌天大罪；說他們無罪吧，明明沒有領取結婚證就大張旗鼓地舉辦婚禮。然而法不責眾，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無奈何紛紛放回了家。

如此一來，效仿者越來越多，無端製造了一樁樁無法無天的「事實婚姻」。期盼了好幾年的「四屆人大」會議一直拖延到1975年1月召開，會上並沒有對《婚姻法》進行任何修改。

我的好幾位「發小」，此前沒領結婚證就舉辦了婚禮，此後也沒有再上民政部門補辦結婚證。還有的因為已經結了婚，耽誤影響了此後考大學。聊天時，他們調侃說：「哼！有證沒證有啥關係，娃娃也生下兩個了，等將來我兒子結婚，讓他領證時，順便把他爸媽的結婚證捎回來得啦！」

2017年1月4日草於凌空書屋

2017年1月6日修改

2018年1月2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