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為什麼要入京暗殺攝政王載灃？
本文作者王開璽，季我努學社顧問，季我努沙龍演講嘉賓。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尤致力於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筆者認為，汪精衛入京從事暗殺，並非悲觀絕望的表現，而是踐行其為革命之薪的自我犧牲理念，希望藉此警醒國人，揭穿清廷假立憲的真面目，排除革命的障礙的努力。
第一，此前其他革命黨人亦多有通過自己的激烈鬥爭行為和犧牲精神，以喚醒國人，積极參加到反清革命行列的行動。如1904年革命黨人楊毓麟等人之所以潛居京城數月，秘密「謀炸內城宮殿及頤和園」的目的，即是希望藉此「以震動天下人耳目」。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7頁。吳樾認為，只有進行政治暗殺活動，才可因此而「驚醒彌天大夢，震活已死人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風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頁。）以啟發、促使更多的國人參加到反清革命運動中去。1905年吳樾之所以「決意實行暗殺滿清一二重臣」，其目的也是希望藉此「以鼓動全國民氣」。（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2頁。）1907年化名為「民」的革命黨人也說，以暗殺之法，「誅除一二人道之賊」，可「使大多數人之迷夢驚醒，使一般之據強權者寒心」。（民：《普及革命》，《新世紀》第二十三期。）
第二，汪精衛本人對於入京從事政治暗殺的原因曾有明確的說明。他在給好友胡漢民的信中說，1906年清廷宣布將仿行憲政以後，許多國人未能認識其立憲的「假面具」。儘管「假面具終有揭露之時」，但「能於其未揭露之前，而先灼見之，且擊破之以告人者，惟有革命黨」。《汪精衛與胡漢民書》，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中華民國史料編刊會1943年版，第7頁。揭破清廷假立憲的政治騙局，喚醒國人的革命意識，確為汪精衛對攝政王進行暗殺的政治目的之一。對此，當時的其他革命黨人亦是十分認同的，如譚仁鳳即曾賦詞稱讚汪精衛說：「天未喪斯文，為何故甘自犧牲？黨人渙散，兩意三心，收回大地渺無憑。願拼一命，驚醒四億國民。」（譚人鳳：《石叟牌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頁。）
第三，汪精衛本人入京從事政治暗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反擊保皇黨人政治攻擊的需要。如前所述，1908年以前，革命黨人曾發動了十餘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但均慘遭失敗，許多革命的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1908年冬，保皇黨人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指責革命黨領袖以革命的空話、大話為理想，鼓動他人在國內發動暴力革命，「徒騙人於死」，而自己則躲在海外，「安享高樓華屋」的安逸生活，攻擊革命黨領袖或是紙上談兵，或僅是「遠距離革命家」。（轉引自雷鳴：《汪精衛先生傳》，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第47頁。）梁啟超的這一指責，曾在部分海外華人中引起對革命黨領袖的不滿。
汪精衛的獄中供詞
對此，汪精衛憂心如焚。經過反覆考慮，他終於下定決心，親自去北京刺殺清廷大員，以證明革命黨領袖並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明確寫道，自己與諸同志同赴北京，「誓與滿酋拼一死」，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即是要「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此次「北上赴京」，暗殺清廷權貴大臣的行動，「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第四，就一般情形而言，如果某人對於革命的形勢或前途產生悲觀絕望的情緒，其政治表現應該是意志消沉，沮喪氣餒，成為革命的落伍者，甚至是可恥的逃兵。而汪精衛的入京暗殺行動，我們似很難將其視為意志消沉，而是一種政治激進或是狂熱的表現。
如果說汪精衛於入京謀炸攝政王載灃前給胡漢民所遺血書八字，「我今為薪，兄當為釜」，或許尚可視其為不願從事長期艱苦的革命宣傳組織工作，試圖一死而塞責，或許猶可視為悲觀絕望表現的話，那麼，汪精衛寫信給南洋革命同志的信函所說，「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希望其他革命同志，以「某等散布流言，離間同志」為戒，「務為團結，以厚集其力」，「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力）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汪精衛與南洋同志書》，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中華民國史料編刊會1943年版，第9頁。）猶憧憬著革命的最後勝利，此為悲觀絕望耶？抑為充滿了革命的必勝信心耶？
汪精衛被捕後，視死如歸，慨然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又有詩云：「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汪精衛：《被捕口占》，《雙照樓詩詞稿·小休集卷上》，大北京社1942年版，第2—3頁。）此又為悲觀絕望耶？抑為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耶？諸君自有卓知判斷。
至於後來在當時國內多種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下，汪精衛並未遭受殺害，而是被判終身監禁，則實屬個別例外，更出乎從事暗殺活動的革命黨人的意料之外。按照日本友人池亨吉的說法，汪精衛因各種原因未被清廷殺害，「僅減死刑一等」，與被判死刑處決，「僅間發之差別而已」。（《中國革命實地見聞錄》，羅家倫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版，第210頁。）
王開璽：《晚清的四張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與事功》，東方出版社2016年。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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