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有中國就有南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天津也陷於戰火中。7月29日凌晨，以南開大學為據點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第38師一部，從八里台進攻海光寺日本兵營及日租界。下午，日軍飛機重點轟炸天津重要設施及軍事目標，駐守南開大學的第38師預備營被炸死百餘名官兵（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津沽怒濤——天津人民抗日鬥爭史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頁），秀山堂、木齋圖書館被毀。30日下午，日軍百餘名乘車攜汽油至南開大學，到處放火，思源堂、芝琴樓、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火煙之中」。（《日機繼續轟炸南開》，載《申報》1937年7月31日第4版）

被毀後的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慘狀

與此同時，南開中學、南開女中也在多次轟炸中被毀。私立南開大學是抗戰開始後第一所毀於戰火中的高等學校。據統計，包括房屋、地產、圖書、儀器、標本、機器、傢具等的損失，時值663萬元法幣。（南開大學校長辦公室編：《日軍毀掠南開暴行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1頁）

南開大學被炸時，校長張伯苓不在天津。7月初，他作為著名教育家應邀赴江西廬山參加由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商討國是談話會。7月16日，在第一次共同談話會上，蔣介石向與會人士表達了對日抵抗到底的決心：「戰爭一起，則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均應抱定為國奮鬥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如中途妥協，與喪失尺土寸地者，即為中華民族歷史上之罪人；軍人守土有責，雖戰至一兵一槍，亦必與敵抗戰到底。」（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4卷上冊，（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1978年版，第78頁）7月20日，在教育組談話會上，張伯苓率先提議：「我們應不分黨派，團結在一起，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與會人士全體簽名發表擁護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宣言。（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開大學校史（1919—1949）》，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頁）隨後，張伯苓赴南京。29日夜，張伯苓得知南開大學被炸的消息，悲痛欲絕。30日晨，教育部長王世傑親向張伯苓表示慰問並鄭重表示：「大變敉平，政府必負責恢復該校舊有規模。」下午，張伯苓向《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深信於短期內不難建立一新的規模，現已在京成立南開辦事處。」（《南開大學被炸毀各方深表痛憤》，載《申報》1937年7月31日第4版）

校長張伯苓

在抗戰初期特殊的氛圍中，南開大學作為戰時中國一個慘痛的象徵，引發了教育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和同情。黃炎培著文稱：「今敵人發於政治上的凶欲，有意毀滅南開大學，適足以證明被毀滅者不但在文化上有偉大貢獻，致惹起敵人的嫉恨，並且它所養成的青年，他們的思想與能力是給民族前途以重大保障，使敵人發生不容並立的感覺，致出於最殘酷的一種手段。」日軍「能毀滅我有形的南開大學校舍，而不能毀滅我無形的南開大學所造成的萬千青年的抗敵精神，更不能毀滅愛護南開大學的中華全國億萬民眾的愛國心理」。（黃炎培：《吊南開大學》，載《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7月30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胡適及茅盾、郭沫若等文化界名流、上海各大學聯合會紛紛致書電慰張伯苓。

8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約見平津教育學術界人士張伯苓、蔣夢麟、胡適、梅貽琦、陶希聖等。會談中，痛感辦學心血被毀的張伯苓慷慨而言：「南開已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麼？打完了仗，再建一個南開。」（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開大學校史（1919—1949）》，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頁）一席話，深深地感動了蔣介石。蔣氏當時即明確地安慰張伯苓：「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蔣介石這番話，決不僅僅只是對老友張伯苓的安慰和對教育文化設施毀於戰火的痛心，也極大提升了南開大學作為戰時教育被毀標誌性象徵的意味，表達了國民政府堅決抗戰到底的決心。此後，這番承諾成為張伯苓建設重慶南渝中學、重建南開大學的「護身符咒」，南開的命運及歷史軌跡由此巨變。（王昊：《薪火相傳：南開的學人與學術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6頁）

1930年8月1日，蔣介石會見張伯苓並發表支持南開重建的講話。8月中旬，教育部在南京與參加廬山國是談話會後不及北歸的北大、清華、南開三位校長進行協商，商討平津失陷後救濟三校的辦法。由於「平津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學生為數極多，勢非借讀所可以完全救濟」，「為使優良教授得以繼續服務，並使學生完成學業，且隱為內地高等教育擴大規模起見」，經蔣介石批准，教育部決定在長沙、西安各設立一所臨時大學。由於戰前清華大學在長沙修建了一所新校舍，正可用來安置三校師生。8月28日，教育部致函清華校長梅貽琦：「指定張委員伯苓、梅委員貽琦、蔣委員夢麟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委員振聲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秘書主任。」梅貽琦遂放棄北上計劃，轉赴長沙籌備臨時大學成立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發布了由撤出平津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長沙臨時大學的命令。

此時，推動北大、清華、南開合組長沙臨時大學的內在因素還有四個：一是私立南開大學規模雖小但極具辦學特色；二是張伯苓先生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藍本辦學，與教員中歐美留學生佔主流的清華、北大具有較多的認同感；三是南開毀於戰火，引發教育界、文化界的高度關注；四是倡議推動三校聯合的，當推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三人。梅貽琦出身南開中學，向以張伯苓學生自居；蔣夢麟也對張伯苓極為敬重。這種不同尋常的人際關係，也是三校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倡導三校合作者還有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胡適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影響力自然非同一般。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武漢告急，長沙已非安全之地。此時，長沙臨大是否搬遷成為師生議論的焦點。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表示，長沙絕對安全，省府全力支持臨大辦學。但臨大常委經過認真分析後認為，應該提前從容搬遷，並選擇一個安全地點，以免戰火臨近後自亂導致重大損失。他們決定遷至雲南省會昆明，一是昆明地處西南較為安全；二是有滇越鐵路可與國外聯繫，圖書及設備的採購較為方便。遷校方案上報教育部後，常委蔣夢麟又專程赴武漢向蔣介石彙報。（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頁）

1937年底，教育部對全國高等教育再次進行戰時統一規劃，既有「因戰事而失業之教員與費用斷絕之學生，流離失所，亟應救濟」的緣故，要「為國儲才」，也為發展西部高等教育、推進邊疆文化起見，決定將長沙臨時大學移駐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仍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組成。隨後，長沙臨大開始了長達數月的艱難搬遷。1938年4月2日，經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教育部正式發布命令，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7月1日，西南聯大正式建立。

自1937年11月起，教育部總務司開始撥給南開大學國立經費，補助費2333.1元；12月經費計法幣5000元，另有補助2333．1元。（《南開大學昆明辦事處致教育部總務司函》，見王文俊等編選：《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頁）1938年，南開大學全年經費13　500元，1939年度補助費30　800元，1940年度補助費30　800元，1941年度補助費29　501元，均由教育部發給。南開大學得以在政府支持下艱難重生。（王昊：《薪火相傳：南開的學人與學術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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