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兒-227 落日餘暉（19）石渠閣會議

原標題：歷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兒-227 落日餘暉（19）石渠閣會議

在漢宣帝的末年（公元前51年），召開了中國經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石渠閣會議。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穀梁傳》得以立於學官。我們首先看一下《漢書·儒林傳》對這次會議的具體記述：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

此事還見於《漢書·宣帝紀》：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從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整個《穀梁傳》的興盛是由漢宣帝一手扶持起來的。《穀梁傳》在漢宣帝時期的上升並非一帆風順，就《穀梁傳》傳承而言，簡直可以用《公羊傳》中的一句成語「不絕如線」來形容，丁千秋死後徵召了江博士，而江博士也很快就死了，又被迫徵召了周慶、丁姓等人，可見漢宣帝對《穀梁傳》的扶持是不遺餘力的。而且他為了保證自己能夠成功，並沒有貿然地就將讓《公》、《谷》兩家展開激烈辯論。他先是在小範圍內使蔡千秋與《公羊》學者進行了辯論，確立了要扶持《穀梁》學派的決心。然後在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穀梁》學派已經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即他所選的十人都「明習」之後，才正式展開辯論的。這就是著名的石渠閣會議。會議中雙方的辯論無疑十分激烈，雙方甚至在參加辯論的人數上都不肯相讓，《公羊》學派要求增加許廣，而使者一併把《穀梁》學者王亥也加了進來。而且我們可以看出《穀梁》學者並沒有主動要求在人數上與《公羊》對等，而使者卻一併召進了王亥，這很可能是漢宣帝的幕後指使。其用意很明顯，漢宣帝處心積慮十餘年，這次辯論必以《穀梁》學派獲勝而後已。再來看擔任辯論的首席仲裁官蕭望之，他先前因為與漢宣帝的恩人丙吉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受到漢宣帝的降職處分。這次有機會憑藉其大儒的聲望擔任首席仲裁官，必然會極力迎合漢宣帝的意圖。《漢書·藝文志》記載石渠閣會議關於《春秋》的《奏議》有三十九卷，但此書早佚，今僅存一條於《禮記·禮運》的疏中：「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玄之闇也。」但我們也不知道辯論的對方觀點為何，最後的裁決結果又是怎樣的。現存於《通典》中的幾條關於禮制的爭論倒是詳細列了雙方的觀點和最後的裁決結果，但實在也不能說獲勝的一方就一定是正確的，完全是皇帝根據自己的需要而決定的取捨。所以我們也可以想見在關於《春秋》學的辯論中也不能斷定《穀梁》在學術上就一定勝過《公羊》家一籌。而蕭望之等人多從《穀梁》顯然是在迎合漢宣帝的指意。後來蕭望之能夠重新獲得漢宣帝的信任而被任命為顧命大臣與他的這次迎合不無關係。

這次會議終以《穀梁傳》的獲勝而結束，《穀梁傳》得以立於學官，設立了《穀梁》博士。但是，《漢書》中對《穀梁》博士具體設立時間的記載卻又是矛盾重重。《漢書·儒林傳》記載甘露元年（前53年）就大講殿中，《漢書·宣帝紀》把它記在甘露三年（前51年），可《百官公卿表》又說：「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前49年），稍增員十二人。」對此沈文倬在《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一文中認為是：「《宣帝紀》所說：『甘露三年，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是石渠閣會議的決議，當時用詔書頒發，本紀繫於甘露三年是對的；《百官公卿表》『奉常』下所說『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是從制度上確定名額，繫於黃龍元年是說明決議後經過兩年的協調工作才能完成定員手續。」雖有一定道理，但給人的感覺是推論的成分過大，為什麼就需要準備這麼長的時間呢？在《黃》文中沈文倬還認為在元康年間「『征江公孫為博士』只能做《穀梁》博士解，也只能說處於宣帝的破格特徵。宣帝偏愛《穀梁》，自己破壞官制員數規定」。這就不能成立了，如果江公在元康時就已經以《穀梁》博士的身份出現在太學，那麼就不會有後來的「乃立」之說了。當時，江公只能是以魯《詩》博士的身份被徵召的。《儒林傳·王式傳》記錄了王式在被征為魯《詩》博士後的一段遭遇：

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江公之所以不顧身份地破口大罵，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此時同為魯《詩》博士，王式的到來對他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否則，江公以漢宣帝的眷顧而為《穀梁》博士，就算嫉妒王式的才學，也不至於如此不顧斯文。一經之中有多個博士同時存在的現象，在西漢並不是沒有的。比如參見石渠閣會議的魯《詩》學者中就有薛廣德和張長安，兩個博士。所以，《穀梁》博士的設置只能是在石渠閣會議之後的甘露三年（前51年）。但是如何解釋《紀》《傳》之間的矛盾呢？《儒林傳》的贊云：「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這個記載中博士的數目比《紀》中又多了施、孟《易》和大、小戴《禮》。據前人考證，大、小戴《禮》的分化是在成帝以後的事。那麼，經過了石渠閣會議總共增加了五家博士。這五家博士的設立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其期間必然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由於立學官與利祿相聯繫，已立學官的視之為禁臠，未立的努力爭取，其間爭鬥可想而知。漢宣帝在立《穀梁》的過程中遭到了《公羊》家的極力反抗，為了爭取支持，他把原來已經存在的同一家派內的分化全部予以承認。本來其他各經對《公羊》家在五經中一家獨大的局面不能不有所不滿，所以他們對漢宣帝立《穀梁》應是樂觀其成的，更何況漢宣帝擴大了他們的利祿之途，於是皆大歡喜。不僅如此，漢宣帝還提高了博士官的俸祿，《後漢書·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所以《紀》《傳》之間的矛盾說明，在甘露三年先是立了《穀梁》博士，在後來的兩年中，陸續又分立了兩家《易》博士和兩家《書》博士，在黃龍元年（前49年），又在官制中正式把博士由四百石提升到比六百石。而甘露元年（前53年）的大講則僅是《公》、《谷》二家之間的一次辯論，後來辯論擴大化，才有了甘露三年（前51年）的石渠閣會議召開。

關於這次會議召開的地點，班固在《儒林傳》中說到其他各經時都提到了石渠閣，惟獨在講《穀梁》的部分並沒有說，而是在《劉向傳》中說：「會初立《榖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說明在「石渠閣會議」中《穀梁》仍是會議的重要內容。《公》《谷》之爭在甘露元年的大講中已經有了結論，後來召開的「石渠閣會議」中得到了正式的確立。

至於石渠閣，師古注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袐書。」今本《三輔黃圖》曰：「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自注曰：「《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所。」說明其此本為藏書之所，故漢宣帝大講《五經》就召諸儒於該閣中。今人陳直氏在經過了考察之後認為：「石渠閣遺址在西安市未央鄉小劉寨天祿閣西南。余屢往訪，其地多出王莽大泉五十錢背范，採集達四十餘枚，疑在王莽時此閣已廢，改為製造錢範之作所。尚有石渠二具，一完一殘，存天祿小學內。又福山王氏藏，『石渠千秋』瓦，文字甚精。」據劉慶柱氏調查：「此遺址今存夯土台基南北長六十五米，東西寬六十七米，台頂高約八米。」

還有一點要說的就是韋賢在地節三年（前67年）就已經告老了，而史高封侯則是在地節四年（前66年）以後的事，所以班固在敘述的時候並不嚴謹，當韋賢為相時史高還不是樂陵侯，班固是以後來的爵位敘述之。「元康中始講」是說所選的高才開始學習《穀梁傳》，並不是漢宣帝就此事詢問韋賢等人的時間。《漢書》對此事的記述的確有錯亂之處，但這件事絕對不是如崔適等人所認為的純屬捕風捉影。

對於石渠閣會議人們的研究已經很多了，一般都認為這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繼續，比如周桂鈿在就認為召開石渠閣會議的目的是為了「統一儒家經學，加強思想統治」。

這樣說並不錯，但卻沒有點出根本。如果石渠閣會議是為了統一儒家經學，那麼我們看會議的結果卻是立於學官的博士從漢武帝時的七家變成了十二家。而且在西漢後期一直沒有停止過分化，到西漢末年，見於《漢書·儒林傳》的就有四十餘家。李斯曾對秦始皇說「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漢武帝的「表彰六經」、漢宣帝的石渠閣會議，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天下無異議。但我們對「天下無異意」並不能機械地理解，有時統治者廣立異說，也是達到「天下無異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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