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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周叔弢先生的藏書思想

原標題:淺談周叔弢先生的藏書思想


周叔弢先生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藏書家,他不僅以精湛絕倫的藏書蜚聲海內外,而且其將全部善本藏書捐獻國家,化私為公,造福書林的佳話更是得到世人的敬重和稱讚。周叔弢先生謙遜儒雅,悠遊宋刻元槧之中,好學多聞,可謂是謙謙君子。


周叔弢(1891-1984),名暹,一名揚或明揚,字叔弢,以字行,號秋浦,晚年號弢翁。原籍安徽東至,生於江蘇揚州。周叔弢出生於簪纓官宦之家,其祖父周馥官至清兩江總督、兩廣總督,是晚清的重臣。其父周學海,字澄之,光緒十八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揚州河務同知、江蘇候補道,光緒三十二年病逝。周學海不樂仕途,但對藏書讀書和傳統中醫頗感興趣,有《周氏醫學叢書》傳世。其叔父周學熙歷任道台、鹽運使、農工商部丞參,民國初出任財政總長。周叔弢早年在私塾讀書十年,精研經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其父周學海病故後,周叔弢便往依叔父周學熙。1919年,周叔弢追隨周學熙參與創辦華新紡織公司,出任青島華新紗廠經理,從此躋身實業界。此後,周叔弢又在開灤礦務局、啟新洋灰公司等處任職,成為著名的實業家。解放後,周叔弢出任天津市副市長,後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工商聯主任委員等要職。



周叔弢不僅是位愛國的實業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古籍鑒賞家和收藏家。周叔弢先生早年受家庭的影響,十六歲時便開始按照《書目答問》購買一些研究學問的實用書籍。後來買到一部《鄙亭知見傳本書目》,從此開拓了視野,開始注重圖書的版本。移居天津後,周叔弢曾以低廉的價格買到清皇室「天祿琳琅」舊藏的《寒山子詩集》,這是他收藏的第一部宋本,他為自己的書齋起名為「寒在堂」以作紀念,從此開始他的善本書收藏生涯。


周叔弢的藏書室有數個名稱,每個室名都與善本圖書相關。他在獲得宋蜀本《王摩詰集》後,取集中「山中有半雨」之句,命名為「半雨樓」;得到兩部宋本《南華真經注》後稱為「雙南華館」;購得元本《稼軒長短句》和《東坡樂府》後而稱為「東稼草堂」;收得元相台岳氏刻本《孝經》後稱「孝經一卷人家」。而周叔弢最常用的室名則是取典於《楞嚴經》「佛莊嚴,我自莊嚴」之句的「自莊嚴堪」。


周叔弢收藏的善本圖書宏富精湛,名聞於世。傅增湘稱其「所收宋元古槧殆百帙,名鈔精校亦稱是,聲光騰焯,崛起北方,與木犀軒、雙鑒樓鼎足而立,駸駸且駕而上之,噫,可謂盛矣!」周叔弢先生對於圖書的收藏和保護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其中不乏值得後人借鑒之處。


一、收集精嚴


周叔弢先生藏書的最大特點就是「精嚴」,正如傅增湘所說「顧君之收書也,與恆人異趣。好尚雖摯,而懸格特嚴。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務求其精湛,尤重昔賢之題識與傳授之淵源;又其書必經子古書、大家名著,可以裨學供循誦者。至校抄之書,審為流傳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跡,必精心研考之,亦定其真贗。不幸有俗書惡印、點污塗抹之累,則寧從割捨,不與濫收。設遇銘心絕品、孤行秘本,雖傾囊以償,割庄以易,而曾不知恤。……故其藏書不侈閎富之名,而特以精嚴自勵。」謝國楨也稱讚說「傅氏藏書的博大,周氏藏書的精深,都是無與倫比的。」


周叔弢先生根據自己的訪書實踐並汲取前賢藏書的經驗,為善本書總結出「五好」的標準,分別是「一、版刻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二、紙張印刷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三、題跋好,如同一個人富有才華;四、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六、裝潢好,像一個人衣冠整齊。」凡是符合這五好的標準或者符合其中幾項的圖書才會得到周叔弢先生的垂青而加以珍藏,否則寧缺毋濫,因此周叔弢先生藏書的質量精益求精,冠出一世。

遇到好書,周叔弢先生便竭力收藏。民國二年,周叔弢以一千多元購得宋刊殘本《後山詩注》,有人認為此舉太過豪奢,周叔弢則認為人生幾何,異書難遇,不暇以財物計。周叔弢收購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注》時,正值家中資乏力絀,費用緊張,他便將明板書百數十部盡數售出,然後將《禮記注》買下,竟然無暇去考慮衣食問題。周叔弢在題跋中寫道,「值當滬幣約五萬金,昔人割庄易《漢書》之舉,或尚不足以方余痴。」由此可見周叔弢先生愛書購書的精神實在是不讓前賢。


在周叔弢先生的努力下,其自莊嚴堪藏書以質量精湛而名動海內外,根據《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記載,周氏藏書中宋版書64種(含抄本1種),金代版本2種,元版書45種(含抄本1種),蒙古本1種,明版書286種(含抄本88種,稿本2種,銅活字本8種),清版書322種(含抄本266種,稿本14種,活字本1種),高麗版本4種(含抄本1種),日本版本2種(含活字本1種),這些藏書中不乏名家批校和題跋本。尤以68部載有顧廣圻校語和黃丕烈跋語的「顧校黃跋」書為珍貴。


二、寶護周勤


周叔弢先生是一位真正懂書和愛書者,對書籍愛護有加,堪稱典範。正如傅增湘所說:「既收之後,又亟繕完補綴,存其舊裝,襲以金粟之箋,盛以香楠之匣,牙籤錦帙,芸芬麝馥,寶護周勤。」周叔弢十分重視古籍外觀裝幀的完美,特地延請名家修補自莊嚴龕藏書。例如一部元刻本《復古編》,因紙張曾經染色而發生化學變化,以致觸手即碎,他加以重裝,四周圍以素紙,不但便於翻閱,而且延長了書的壽命。建國後,周叔弢感到傳統裝裱工藝後繼乏人,不利於古籍的收藏和保護,於是與徐森玉聯名提案,建議設立古籍裝修技術班。該提案獲得通過,由北京圖書館和中國書店各開設一班,為培養人才做出了貢獻。可見周叔弢對保護古籍的長遠眼光和負責精神。


藏書印源遠流長,文化內涵豐富,不僅是圖書所有權的證明,也為後人考查藏書的源流提供線索。經名家收藏鈐印的書籍,硃痕滿紙,動人心目。然而也有拙劣的藏書印會破壞圖書的品相,如同佛頭著糞、美人黔面。周叔弢先生對藏書印十分重視,他的藏書印都是名家所刻,雅緻不俗。他有一枚極小的印章,上刻「周暹」二字,是專用在善本書籍上的。他曾謙虛地說如果後人不喜歡這個印,可以挖掉,不至於對書籍有大的破壞。周叔搜先生對選用印泥也頗為謹慎。善本上所用的印泥是他二十多歲時在上海西泠印社買的,經過幾十年的試驗,不變色也不滲油,可以放心使用。雖然後來買過一些高級的印泥,因為沒經過試驗,始終不敢貿然用在善本上。細微之處見精神!小小的一枚藏書印閃耀的是周叔弢先生愛書精神的光芒。

由於對書籍的寶護之情,使周叔弢先生為了散落的善本殘卷能夠重新璧合而不遺餘力。乙亥年(1935),周叔弢以重金購得宋刻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十三卷,再以雙倍的價格從李盛鐸處購得四卷,一年後又以更高的價格購得另外一卷,然而所差兩卷卻無緣購藏,周叔弢因之「衷心耿耿,終不能不為此書深惋惜耳。」而另一部元岳氏刻本《春秋經傳集解》,歷時十七年終於「珠還劍合,缺而復完。」


三、裨益學問


周叔弢先生勤於校勘,經常向朋友或圖書館借閱善本進行校書工作;而且深諳校勘之道,努力還文獻本來面目。例如其丙寅年(1926)《元氏長慶集》跋語稱「與此本對堪一過,多所是正,並補卷十第五、六兩頁,集外詩十篇。其用硃筆者於當字下注一朱字以別之。自卷二十七購以後,校正漸稀,益多誤字,過而存之,亦校書之成法也。錢楊兩跋並錄於書之前後,以法源流雲。」對於宋本書,周叔弢並不簡單的以古董視之,而是認識到宋本書更接近文獻的原貌,校勘價值更高。他從友人處借得海源閣舊藏宋本《孟東野集》,此「宋本版刻精雅,字體不一,缺筆至『慎』字止,脫誤甚多,然因其形聲以求之,可十得八九,較之無知妄改遠失本意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庚辰年(1940)以宋本《金壺記》三卷校清抄本,感嘆道「三卷之中,脫誤乃數十條,信乎!宋本之可貴,人或無譏余之佞宋也」。


古人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周叔弢先生在藏書校書中取得如此成就,離不開與師友的切磋研討。周叔弢先生與徐乃昌、葉景葵、趙萬里、徐森玉、謝國楨等名家學者相稔相熟,往還頗密,特別是與傅增湘尤為親近,二人常常合作校勘圖書,研討學問。傅增湘稱讚道:「若吾叔弢者,既如任肪之多藏異本,復兼子才之善思誤書,墨庄藝圃之中英絕領袖者,非子而誰屬耶!」

周叔弢先生對於古籍的刻工、紙張等問題十分留意,多能關注他人所忽略之處。例如他對明代的刻工、開花紙等均留意研究。而其所作《宋刻工姓名錄》兩冊便是其藏書之暇集腋成裘的成果。此種資料不僅有助於書林掌故,亦是研究古代圖書史和工藝史的材料。


四、化私為公


中國古代許多大藏書家都希望自己的藏書「子孫永寶」,然而事實卻是人逝書散,真正能世代珍藏的寥寥無幾。諸藏書家耗盡心血,費數十年之力收集寶護的典籍要麼轉售他人,要麼四散飄零,其間每每有珍品孤本從此消逝,化為雲煙。實在是可痛惜的事情啊!


周叔弢先生很早便認識到這一點,他在民國三十一年所作的《自莊嚴龕善本書目》序中寫道:「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做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


周叔弢先生向圖書館捐獻善本書籍的數量之眾、品質之精,可謂絕世之舉。1947年,周叔弢將自己所藏宋撫州本《左傳》二卷、宋汀州本《群經音辨》二卷贈送給故宮博物院,使其收藏的殘本終成完璧。新中國成立之後,周叔弢先生更是數次捐獻自己的藏書,他曾向天津市長黃敬表示:「我將心愛的藏書,貢獻給我心愛的國家、人民,使這批古籍珍品永不遭受流失、損壞之厄運,使之能發揮作用。由國家收藏,豈不比我個人收藏更好嗎?」


1950年,周叔弢先生向南開大學文學院捐獻三百八十餘箱,六萬餘冊的圖書,其中包括明刻本《南藏》和百餘部叢書。


1952年,周叔弢先生將藏書中的最精品捐獻給北京圖書館,計有珍貴刻本、精校本共七百一十五部、二千六百七十二冊,包括宋刻本五十九部、金元蒙古刻本三十四部,黃丕烈題跋本五十七部,周叔弢親筆校跋本五十一部,這批書被北京圖書館譽為鎮館之寶。其中宋本《東觀余記》、元本黃丕烈跋《黃山谷詩注》等書是周叔弢先生不惜重金購回的已經流到日本的善本古籍,可見周叔弢先生為國藏寶的可貴精神。


1954年,周叔弢先生再度向南開大學捐獻中外文圖書雜誌三千五百二十一冊。


1955年,周叔弢先生向天津市圖書館捐獻古籍三千一百種、二萬二千冊;1972年,他又向天津市圖書館捐獻圖書一千八百二十七部,其中尤以清代活字本最具系統、最為珍貴,使天津市圖書館成為中國收藏活字印本的特色館。


周叔弢先生曾說:「捐書之時何嘗沒有不舍之意,也曾打算留一兩部自己玩賞,但想既然捐書,貴在徹底,留一兩部又如何挑選?所以決心掃數捐出,一本不留。」周叔弢先生「化私為公,造福後人」的捐書壯舉得到了世人稱許,著名學者鄭振鐸讚歎道:「你把珍秘之書全部獻出,並未保留一部,真是難得難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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