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證的傳奇史：最早的身份證竟然叫「照身帖」
身份證，全稱「居民身份證」，是居民擁有居住國身份的憑證和證件。身份證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一句話，沒了它寸步難行。不過身份證並不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是早在兩千多年前便已經有了。說起來，最早發明身份證的人大家還很熟悉，他便是商鞅。
商鞅的發明「束縛」了自己
據考證，商鞅於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先後進行了兩次變法，並一口氣實施了許多法令，包括對戶籍制度進行了改革，將全國人口在先秦「戶籍相伍」的制度上增加了什伍連坐法（註：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什伍之內居民相互監督，一家犯法十家連坐，鼓勵告發作姦犯科者，知情不報者與奸人同罪。），發明並發布了最早的身份證——照身帖。
圖：商鞅暢論變法（摘自《商鞅變法》連環畫）
照身帖由官府發放，貼身是一塊打磨光滑的竹板，上面刻有持有人的頭像及籍貫信息。此貼國人必須持有，如若沒有便會被認定是黑戶或者外籍非法逗留人士。而且商鞅還規定，外出遠行者及夜宿旅店者必須出示本憑證，否則關口不可放行，旅店不得留客，違者嚴懲（是不是似曾相識？）。
商鞅變法期間，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而得罪了很多人。公元前338年，商鞅的大靠山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是為秦惠文王。舊貴族們便趁機在秦惠文王的耳邊造謠說商鞅謀反。因為商鞅變法有為，威望極高，秦惠文王早已對其心生顧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便要對商鞅下手。
話說商鞅得知此事，慌忙出逃。一口氣逃到邊關後，商鞅見天色已晚，想在旅館借宿，誰知旅館主人見其陌生，且未帶照身帖，怎麼也不同意商鞅入住，還跟商鞅講起了商鞅所頒發的新法以示警戒，說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好不容易在外熬到天亮，商鞅想潛入魏國，不想魏國早已因他曾用下作手段綁架公子印而把他拉進了黑名單。面對這些自己親手挖的坑，商鞅高興也不是懊悔也不是，無奈之下只好返回封地。
圖：竹簡工藝品
商鞅從來不是一個甘於認命的人，決定拚死一搏，便率先發兵攻打了鄭縣（今陝西省華縣）。這時的商鞅終究勢單力薄，抵不過因為他的變法而變得強大的秦國了，不久之後，商鞅戰敗身亡。其後，商鞅屍體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示眾，全族也被秦惠文王下令誅滅殆盡。
商鞅之死，可悲可嘆，想來讓人倍覺惋惜。唯一使人在惋惜中添得稍許欣慰的便是，他曾經所頒布的新法仍在秦國流傳，當然，包括那最早的身份證——照身帖。
「金龜婿」原來是這樣來的
時過境遷，時間來到隋唐時期，這時的身份證變成了「魚符」。與商鞅所發明的照身帖不同，魚符一般用金屬精製而成，分左右兩片，上鑿用於系帶的小孔，因形狀像魚而得名。
這種魚符僅限官員佩戴，而且魚符材質隨官位品階高低而不同，其中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魚符材質為金，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為銀，六品及以下則為銅。魚符上刻有官員姓名、工作單位及官位品階，是具有官方性質的代表官員個人信息和身份象徵的憑證，常用於出入宮門時所用，功能類似於企業的員工證。
圖：魚符和龜符
唐武后天授元年(690年)，武則天力排眾議將魚符改成了龜符，佩戴規則及用途跟魚符大同小異。有趣的是，「金龜婿」這一說法便是由這裡誕生的，因為佩戴龜符而且材質為金的，無不是親王或三品以上朝廷大員，身份高貴，這樣的夫婿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搶手貨。
言歸正傳，武則天死後不久，龜符便重新被魚符替代了。
而且唐代還有一種專門發給僧尼的身份證，叫做祠部牒（度牒，因是祠部所頒發的度牒而得名）。此牒為綾素錦素鈿軸，上面記載著僧尼的俗名、年齡、籍貫、所屬寺院、師名以及簽證機關的簽證人。
到了宋代，魚符漸漸被廢除，轉而出現並通用起了刻錄有持有人信息的腰牌，但仍是僅限官員；度牒的材質也變成了紙，只是以後又改為了絹。明朝時，官方身份證又變成了牙牌，與之前幾個朝代不同，腰牌的材質不再局限於金屬，而是出現了象牙、獸骨、木材等各種材質，而且這種身份證也不再官員的專有，一些大戶人家的家眷僕從也開始攜帶腰牌以表明身份。
圖：腰牌
居民證：重新發現商鞅
轉眼到了近代，1929年，我國正處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1929年1月1日，國民政府建立寧夏省，並於1933年委派馬鴻逵擔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為了負責加強該地區的國民黨統治力度，馬鴻逵根據蔣介石在1932年頒布的《剿匪區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在寧夏建立了保甲制，全面清查全省人口。
圖：寧夏軍閥馬鴻逵
1936年，紅軍作戰中心西移，為了抵禦紅軍，馬鴻逵想盡了辦法。這天，馬鴻逵無意中看到了《史記》里的《商君列傳》，眼睛一下亮了。他發現，現在國民黨為加強統治管理所實行的保甲制度竟然是借鑒商鞅的什伍連坐法，而且書中還提到了商鞅曾經製作過的一種用來鑒別居民身份的照身帖。馬鴻逵想，如果將照身帖運用到現在的環境中，豈不是也能起到排查敵我的目的？一念及此，馬鴻逵當即便找人開會對新式照身帖的制定進行了探討。
沒過幾天，這種名為「居民證」的新式照身帖便被製作出來，並開始在寧夏地區開始正式發放。居民證由白布製成，長7cm，寬3cm，上面寫著持有人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以及身高、面貌、手紋箕斗形狀等個人特徵。
當時的居民證被規定必須縫在上衣裡面，以方便查驗。然而也正是由於居民證是布質，而且還被縫在衣服里，於是隨著日常的洗曬和不可避免地磨損，很快便會模糊不清。所以，僅僅一年多，這項起初看來還算實施有力的制度便不得不宣告失敗。而這時，面對著日軍對我國的大肆侵襲，國共也開始放下彼此的敵對一致抗日，因此寧夏國民黨政府倒也沒再改進居民證，轉而投身進抗戰的隊伍中去了。
圖：四十年代的身份證
眾所周知，抗戰時期國民黨是正面抗戰的主要力量。當時日軍的武器裝備較國民黨要好得多，這直接導致國民黨軍的人員損失比較多，而且當時國軍中漢奸也很多，情報流失嚴重。鑒於這種情況，馬鴻逵又重新拾起曾經的制度。這一次，馬鴻逵不僅在清查戶口和居民證的基礎上制發了新的「寧夏國民身份證」，還特意制定發布了《寧夏國民身份證發給及檢驗法》與之相配套，同時還制發了「客籍人民居留證」和「通行證」，用來「防範漢奸、間諜、奸黨與姦宄盜匪」。這些制度的實施歷經4個月，共發放25萬張身份證，當時寧夏下轄所有縣市的城門關卡都設立了檢查站，以查驗來往人們的證件。只是這些制度慢慢變了味兒，以致於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成了馬鴻逵封鎖陝甘寧邊區、控制寧夏人民、抽取壯丁入伍的工具。
後來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曾經的身份證不復存在，轉而被戶口本所取代。一直到1984年的4月6日，伴隨著國務院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試行條例》，身份證制度才又得以重生。新中國第一代身份證，限於當時的技術條件，製作技術較為簡單，採用印刷和照相翻拍技術塑封而成，為聚酯薄膜密封、單頁卡式，黑白照片，15位編碼。
然而也正由於第一代身份證技術含量較低，容易被偽造，所以2004年3月29日後，我國又頒發了第二代身份證，此身份證表面採用防偽膜和印刷防偽技術，使用個人彩色照片，而且內置非接觸式IC卡智能晶元，可用相關機器讀取晶元內的信息。
圖：新中國的第一代與第二代身份證
然而這時的身份證也不僅僅只是證明身份了，大量現代化技術的運用，使得第二代身份證的智能晶元中允許出現包括個人面部特徵、手掌特徵、虹膜掃描識別、指紋識別以及父母信息的大型個人信息庫，成了獨一無二的公民身份證明工具，同時也使身份證的功能越加便捷和多元化，大大增加了政府及企事業單位的工作效率，並在個人信息的嚴格監管下有效減少了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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