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2017年六大考古新發現花落誰家
原標題：細數2017年六大考古新發現花落誰家
2018年1月16日，備受矚目的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終於出爐。從四萬多年前擇洞而居的新疆通天洞古人類到四千多年前以洞為家的南山先民、從活躍的曾國到沉睡的中山國、從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到金代山祭遺存。這些考古項目為何能突出重圍，經層層篩選後成為2017年度中國考古新發現？下面就來看看這些考古發現的精彩何在吧!
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曙光初現，四萬年前的一把火
新疆地區舊石器時代的洞穴遺址什麼樣？在此擇洞而居的古人類又以怎樣的方式生活著？此前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直到2016-201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在此進行了發掘清理工作，才逐漸解出了這問題的答案。考古隊於洞穴內、外各布一探方，分別為T1515和T0505。發掘表明，已發掘部分可劃分為14個地層單位，分為4組。其中1、2A、2B均屬上部文化層，前兩者分別為早期鐵器時代和青銅時代地層，3～5層不見文化遺物，6A、6B、7、8A、8B、9層為舊石器時代文化層，出土大量石製品和動物骨骼化石。10層及以下為自然沉積，尚未見底。
通天洞遺址航拍影像
石製品組合
遺址內舊石器時代文化層中出土的遺物包括數以千計的石製品與大量動物骨骼碎片。石製品種類豐富，包括勒瓦婁哇石核、盤狀石核、勒瓦婁哇尖狀器、各類刮削器與莫斯特尖狀器等典型的勒瓦婁哇-莫斯特文化的石製品，此外還發現了原位埋藏的3個灰堆，經碳十四測定，舊石器時代文化層堆積的年代約為距今4.5萬年。我們可以想像，在4萬年前，彼時的古人類點燃的第一束火光，照亮了他們的洞穴家園。他們或許在狩獵、或許在製作工具，或許還會因為食物短缺而「敲骨吸髓」。作為新疆地區首箇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通天洞遺址的發現和精細的考古發掘在國內考古界引起了不小反響，它對重新認識莫斯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進一步探討亞歐大陸東西兩側史前時期人群的遷徙、交流、擴散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同時在探討古人類適應方式、生計行為、石料來源、古環境研究、年代學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研究潛力與學術價值。
演講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於建軍
評論專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高星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點評
通天洞遺址是近年來舊石器考古的重大學術發現，隨著其未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會更多地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高星研究員從豐富的文化遺存，清晰的年代定向、有序清楚的地層堆積、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特徵石器組合以及浮選所得炭化小麥等幾個方面闡述了遺址的重要性。他認為，通天洞遺址為學術界一些熱點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材料。遺址的原生地層和保存完好的洞穴沉積環境，使得用現代科技手段從洞穴遺址中提取古 DNA的重要信息具有了可能性；而遺址發現的勒瓦婁哇-莫斯特技術石製品，也為解決學術界爭論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莫斯特技術的傳播路線提供了有力依據。通天洞對研究丹尼索瓦、尼安德特人的遷徙互動有意義，由此可以思考東西方的交流和人類技術發展是否同時和趨同的問題。而文化的關聯和趨同性反映的是人類遷徙、技術和文化思想的傳播與互動。
濟南市章丘區焦家遺址——揭示5000年前黃河下游魯北地區的文明進程
隨著濟南市章丘區焦家遺址的發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魯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漸呈現。2016-2017年，山東大學考古與文博學系對焦家遺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約2170平方米，發現了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存，包括1圈城牆和壕溝、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窯等，以及各時期灰坑974處。
南區陶器祭祀坑H605
M91隨葬玉器
本次考古工作對發掘區域內的聚落布局和聚落變遷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掘區的聚落功能表現出明顯不同，經歷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已發掘的116座房址呈現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的「住房條件」，早於墓葬期的房址多為半地穴式，晚於墓葬期的房址多為地面式，房屋結構出現了由半地穴式到地面式的變化。此外，地面式房址還包括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單間和多間東西聯排房屋等，由此可見先民居住房屋結構多樣，功能不同，這些發現均填補了魯中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居住形態研究的空白。通過對215座墓葬的清理，取得一批豐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埋葬和祭祀材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達62.8%，墓葬等級分化明顯，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存在毀墓現象。出土隨葬品豐富，包括彩繪陶器和黑陶杯等，近半數墓葬出土數量不等的玉器共計400餘件，可分為玉禮器和玉裝飾品兩大類，代表了黃河流域一處極為重要的用玉中心。除了上述重要發現外，考古隊還在發掘區南部發現了夯土城牆跡象和牆體外側的壕溝遺迹，從發掘的地層關係來看，一些時代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大型墓葬直接打破城牆。因此，城牆的年代不會晚於大汶口文化晚期。種種跡象表明，焦家遺址應是目前為止考古發現的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推進，焦家遺址是深入開展魯北地區史前聚落結構和變遷研究的理想案例，對探討中國東部地區古代社會的文明化進程等學術問題具有重要意義。長期、系統地開展焦家遺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對於探討魯北地區聚落結構和人地關係、深化中國東部地區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
演講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王芬
評論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李新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研究員點評
焦家遺址城牆和壕溝的發現對認識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態提供了新的資料、為認識龍山時代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頭。此前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的墓葬居多，房址偏少，但此次焦家遺址發現的房址已經顯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徵，結合淅川下王崗、鄧州八里崗等遺址發現的連間房屋格局來看，焦家遺址房址的發現為大範圍內討論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和互動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得益於精細的考古工作，墓葬的棺槨制度被清晰地呈現，這豐富了對當時已經日趨完備的墓葬禮儀認識。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隨葬品中的佔比遠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關數據，這一發現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們對大汶口文化不重視玉器的看法，可能在大汶口中晚期受到與良渚文化交流的影響，玉器開始在禮儀系統中佔有逐漸重要的地位。聚落功能的變化、城壕的發現、大墓毀墓現象的發生等對認識大汶口中晚期的社會變革具有重要意義。此前可能認為海岱地區的發展相對平穩，但焦家遺址提供的新信息也提示著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可能也發生過劇烈的社會變化。
除此之外，焦家遺址的發現還對探討距今5000到4000年之間的時間段內的社會互動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形成傅斯年先生所描述的西高地和東平原並立格局。整個西北地區因為廟底溝人群的擴散開始大範圍整合東方的南部是良渚文化的興起、北部是大汶口文化的持續發展和向龍山時期的過渡，南北兩區密切互動。隨後不久便出現了陶寺文化、二里頭文化。蘇秉琦先生有詩曰：「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瓮。汾河岸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他以「西高地」的視角描述了這一過程。可能受限於當時的材料，蘇先生並未充分討論東部對大變革和文明形成所產生的影響。近些年，很多學者論述都涉及到大汶口文化的西進，如玉器鉞刀琮等器形、鑲嵌綠松石器、毀壞大墓等現象在大汶口文化中都有體現。焦家遺址大量玉器的發現也消除了對大汶口是否重視玉器、是否有能力傳播玉禮制的質疑。焦家遺址的發現也強力提示著在陶寺文化形成過程中東方禮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我們應該更清醒的認識到，在中國相互作用圈這一廣大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距今5000到4000年間各地區的文化發展，作用圈內部的互動才是中國文明形成的基礎。
福建三明市明溪縣南山遺址——水稻、小米和水果組成南山先民的豐富食譜
以洞為家、食物豐富、巧妙蓄水，考古隊對明溪南山遺址的多次發掘，為人們掀開了南山先民的神秘面紗。據介紹，2012～2017年由社科院考古所、福建博物院、明溪縣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重點對山頂、4號洞及3號洞進行發掘，取得了重大學術收穫。依據地層疊壓關係及遺物特徵，可劃分為5個文化期，年代為距今5800～3500年。第一期至第三期文化僅分布於洞穴，第四期至第五期文化主要分布於山頂發掘區。
M4頭骨
長期以來學術界認為居住在洞里的古人類，只會採集、狩獵或者從事初級農業生產活動，但南山遺址卻顛覆了以往學術界的這一觀點。在南山遺址四號洞內浮選出土了數量豐富的農作物遺存以及相關的農田雜草遺存，其中以植物種子為主，總計約5.57萬粒，分別屬於38個不同的植物種類。農作物數量占絕對優勢，合計約5.16萬粒，以水稻和粟、黍為主。另外，還發現有梅子、柿子、獼猴桃、葡萄等鮮果類。山頂發掘區的收穫在於發現了近百個不同時期的柱洞和蓄水池。蓄水池底部分幾級規律鋪墊大小不等的河流礫石，一端有類似於水窖結構的圓形深坑，坑口砌有一圈礫石，這是福建省內迄今最早的蓄水池遺迹，這對於南山先民來說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工程。大量柱洞的發現則反映出當時在山頂生活的史前人群規模不斷擴大，古人開始有意識地利用人力改造自然、獲取資源，居住區由洞穴向山頂逐漸過渡，展現出南山先民獨特的山頂、洞穴相結合的空間利用特徵。
M3 M4 M5
南山遺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積保存完整、連續，文化面貌獨特，填補了閩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缺環與空白。植物遺存的發現為探討華南沿海地區的稻作農業特別是粟作農業的來源問題提供了關鍵的考古實物證據和新的線索。南山遺址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穫，對構建閩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為探討福建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來源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演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周振宇
評論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教授 張弛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點評
南山遺址既有洞穴又有山頂堆積，前者發現有燒火遺存和墓葬，後者有柱洞、灰坑、墓葬、蓄水池，都與居住址相關，豐富了山區新石器時代人類居住遺址的類型。第一期測年已經是崧澤或鄭家坳文化的年代，二期到四期都是曇石山文化時期的，五期年代不出黃瓜山文化和黃土侖文化的範圍，初步建立了閩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年代序列。曇石山文化時期的遺存里有比較像良渚文化、樊城堆文化的東西，但還是以當地的文化為主。水稻和粟黍兩個農業系統同時出現，對研究福建沿海到台灣地區農業的擴散有重要價值。
湖北京山縣蘇家壟周代遺址——厲害了，曾國
位於湖北荊門市京山縣的蘇家壟遺址，是一處包括墓地、建築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特別的是，在這裡首次發現了曾國大規模冶銅遺存。目前已清理墓葬106座、車馬坑2座，墓葬保存完好，已發現青銅禮器500餘件，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係明確。蘇家壟遺址出土的1000餘件青銅器中，有銘文的多達50餘件。其中，兩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壺，單壺銘文達160字，共640字，極其罕見。
M79全景
煉爐爐基
遺址內分布的銅礦煉渣遺迹達30萬平方米，檢測結果與初步研究表明，銅渣主要是當地銅礦的煉渣。大面積的冶煉遺存、出土銅錠與厚重的青銅器以及「曾伯桼」器群關於「金道錫行」的記載等資料，展現了曾國青銅器從冶煉、生產到流通的諸多環節，為曾國青銅器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蘇家壟遺址是與葉家山、郭家廟、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點並存的曾國考古發現，這些考古發現建構了傳世文獻中並不明確的曾國，並使之成為周代物質文化面貌最為明晰的諸侯國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車的車馬坑，以及規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這裡或許就是曾國的都城。
演講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湖北省博物館館長、研究員 方勤
評論專家：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張昌平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張昌平教授點評
近些年關於曾國的重大考古發現頗多，如隨州擂鼓墩古墓群、棗陽郭家廟墓地、隨州文峰塔墓地等，這些考古發現反映了曾國較高的文化水平。張昌平表示，蘇家壟遺址除了墓葬的清理髮掘外，主動性的考古調查理念值得提倡，正是基於這種考古理念，才使得曾國的考古成果不斷豐富，為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證。
蘇家壟遺址大面積冶煉遺存的發現對於重新認識東周銅資源具有重要意義。推測大批的青銅器應是在蘇家壟當地生產，期望能發現鑄造遺址。此外，新的考古發現也提出諸如銅礦資源控制、春秋早期唯王的概念、曾國不同地理單元內社會結構、曾國和隨國的關係等一系列新的問題。
河北行唐縣南橋鎮故郡東周遺址——驚艷的車馬坑，沉睡的中山國
故郡考古雖剛剛起步，收穫卻已不少。目前已探明遺址中心區域面積超50萬平方米。方圓兩公里內調查有六處新石器時代及戰國至隋唐時期的城址、墓葬。現階段發掘面積約7000平方米，共計清理東周墓葬36座、車馬坑7座、水井50眼、灰坑420個、窯2座、灶2座，出土銅、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組）。初步認定為春秋晚期至戰國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貴族墓地和戰國前期居住址。考古發掘的逐漸深入，它為人們揭開一座文化資源的寶庫。
M53墓室
二號車馬坑及殉獸坑
發掘中最值一提的便是特點鮮明的車馬坑了，比如二號車馬坑內1輛小車和4輛駟馬車組成規模宏大的出行陣列，加之華美的車輿、貼金銅泡、皮條編串的轡頭裝飾、編串方式清晰可見的鞁具與挽具，無一不體現出墓主的尊貴，並為復原先秦時期車馬系駕方式提供了罕見的實物資料。除此之外，形制獨特、分層埋放大量牛、羊頭蹄的殉獸坑昭示著迥異中原的戎狄作風，更為研究先秦時期的喪葬祭祀用牲乃至賵賻助喪制度提供了全新資料。故郡遺址的發掘填補了冀中地區同期考古空白，為研究戎狄族群華夏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演講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館員 張春長
評論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劉緒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緒教授點評
車馬坑和殉獸坑的發現讓人眼前一亮。呈直線的分布方式以及埋葬近百件羊頭蹄的殉牲坑也是前所未見。至於車馬坑與殉牲坑之間的小溝值得進一步研究。得益於北方的氣候條件與考古人細緻的發掘工作，車馬坑得以妥善保存與完整清理，這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翔實清晰的考古資料。劉緒教授認為，特殊的葬俗顯示出該遺址屬於一支特殊的族系，可能與北方戎狄有關。隨後他結合有關金文記載，分析了戎狄的活動範圍，他認為西周甚至更早時期戎狄便活動於太行山兩麓。最後他強調要加強太行山兩麓同類型遺存的考古工作，並對其與周邊地區的關係進行進一步探討。
吉林安圖縣寶馬城金代遺址——考古也可以很美很溫柔
「考古也可以很美很溫柔」這是2015年參評當年十大考古新發現而遺憾落榜的寶馬城遺址彙報人在報告時讓聽眾印象頗深的一句話。如今寶馬城終於上榜六大。2014-201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共對該遺址進行了連續4個年度的勘探與發掘，確認其為金王朝長白山神廟故址。
寶馬城遺址2014-2017年度發掘區實測圖
西北角礎
考古人員自北向南對寶馬城遺址內的三座建築址進行揭露，三座建築址排列嚴整有序，具有明顯的金代高等級建築特徵，包括瓦當、滴水、鴟吻、獸頭等在內的陶制建築構件紋樣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樣的玉冊殘片，為該城性質的確認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證。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築遺址之一，也是近年來東北地區遼金時期乃至全國歷史時期考古工作中少見的高等級遺址。該遺址的發掘，是中原地區以外首次通過考古發掘揭露的國家山祭遺存；不僅是金代歷史與考古的重要發現，也是邊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對了解當時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研究金王朝對於東北邊疆的經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與互動，探索中華文化多樣性、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演講人：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趙俊傑
評論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董新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研究員點評
從金代城市考古和聚落遺址考古的研究史來看，安圖寶馬城遺址規模不大，填補了廣義上金代城市類型的空白。作為難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安圖寶馬城並非典型意義的城址，而是一個回字形院落遺址，院落中共有三個建築基址，其中JZ2、JZ3號是核心建築，2017年發掘的JZ4屬於附屬建築。可以說寶馬城遺址是進行精耕細作的金代城址案例之一。結合文獻記載確認其為金王朝長白山神廟故址是合適的。董新林表示，安圖寶馬城遺址是適合於進行精耕細作的考古遺址。在城市考古、聚落考古的理念下對遺址進行發掘，制定明確的學術目標，注重多學科合作，力求使其成為金代建築遺址考古發掘的範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研究員作會議總結
論壇最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研究員作會議總結。他表示，所有入選與入圍的項目的重要性不分上下，都為解決各種學術問題提供了科學的實物材料。在終評中也適當考慮到時代和地區間的平衡。對發掘的科學性、多學科合作取得的考古及研究成果、科學的方法理念、發掘精細程度等方面也有綜合考量。陳星燦所長表示，正是有同行的支持，我們才能夠了解眾多優秀的考古發掘項目，成為學界與公眾交流的媒介，今後我們將為成為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優秀平台而不懈努力。
(審稿：洪石 遺址圖片由考古雜誌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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