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北京人的精氣神

不同的身份會對同一個地域有不同的表現，各有優勢。作為一個本土作家，他本身生長在這裡，不管他怎麼寫，都是這個地域文化的自然的結果。只要把自身的文學規律把握好，地域特色自然就出來，所以你感覺到有一種源源不斷的東西，你是在一個源頭裡面寫東西。這是作為本土作家的優勢。

非本土作家也有一種優勢，是本土作家不具備的，就是陌生化的眼光，他的發現能力是本土作家取代不了的。因為本土作家對有些東西已經是習而不察，對很多重要的東西有一種遲鈍感，這是他的弱點。而這些東西恰恰是外來人陌生化的眼光一下子能夠捕捉到的。比如我寫西藏的小說《天藏》。我年輕時從北京到了西藏，等於是西藏的外來者、寫作者、觀察者。西藏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地域，文化、歷史、風貌，我都有一種全新的感覺，那種新鮮感對我形成的刺激非常強烈，強烈程度是他們本土人所沒有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規律，叫做「陌生化」，把一個熟悉的東西寫出來，你要把它陌生化，如果你寫的沒有陌生感，大家都認為你看到和我看到的沒什麼區別，所以意思不大，大家希望你在熟悉的東西裡面發現陌生的東西，所以這個陌生化原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寫了《天藏》之後也贏得西藏本土作家的認同，他們覺得我所具有的一些陌生化的東西是他們身上沒有的，扎西達娃看到我寫完之後非常驚訝，他說這是我夢想寫的東西怎麼讓你寫出來了。其實文化就是這樣，有時候就是需要不同的文化身份去反映一個事物不同的方面，去挖掘它，各有所長。這方面本土的作家應該向外來的作家學習，作為一個本土作家需要用外來的目光審視自己。

我的《北京：城與年》這本書的另外一個合作者陳惜惜女士，她是新加坡的紀錄片導演，也是攝影師。她來北京，每天上下班都在拍攝北京，每天都覺得北京有新鮮感。她這種高度的新鮮感也喚醒了我很多我熟悉的東西，同時通過她的目光我又獲得了某種陌生感。所以我用了她的照片。她的那種陌生感和我在寫這本書里那種自在的、天然的、源源不斷的對北京的感覺，正好構成一種張力。我也拍過很多衚衕的照片，但我發現我的照片和我的文字有一種同構的東西，這種同構性使這部作品本身帶有一種封閉性。當我看到陳惜惜的照片時非常驚訝，我覺得她的照片使我的文字又敞開了一個很大的不同的空間，形成了一種印證，是一種雙重的目光，或者說是雙重的文化。所以在這本書中從寫作身份來講是兩種寫作身份的融合，兩種目光的交織，構成本書一個很大的特色。

北京人的很多精神氣質，是跟歷史、文化等很多東西聯繫在一起的。我在寫《北京：城與年》時寫到一個人，是從事摔跤的。摔跤來源於天橋，天橋一幫摔跤的人那時大部分是拉洋車的、蹬三輪車的，我記得我們那個衚衕開了一個跤場，開始是我們自己玩兒，後來聽說有一個蹬三輪的，原來在天橋摔過跤，我們頭兒去請他到我們摔跤現場，他已經五十多歲，每天蹬平板車，但是你看到他的精氣神和普通的蹬三輪的大不一樣。他教我們摔跤，我跟他兩個肩膀一搭的時候，覺得他身上就跟生鐵一樣，那種硬朗不是一般蹬三輪的能具有的，他有一種功夫，有一種文化，而且他的那個眼神、那個氣質非常從容、淡定，有內涵，而這恰恰是北京人的一個代表。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個狀元是這個行業裡面的范兒。所以我寫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和任何一個學科、任何一個門類最核心的東西是一致的，他的境界已經達到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寫北京是要寫出北京的人，寫出北京的人要寫出北京人的精氣神，寫出它的文化來，就是背後的東西。看起來非常日常的東西實際上有一個精神的鏈條，有一種文化必須得接續下來，也就是這種情調、這種范兒必須接續下來。

所以我覺得無論器物也好，風俗也好，景觀也好，建築也好，最終是落實到人的身上，文學作品要把這種東西給表達出來。

（本文選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舉辦的作家對談：老北京·城市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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